1949年的北京還沒那麼多高樓。這些人從天安門可以看得更遠，他們面前是30萬人，以及一個遼闊的國家。
但他們所面臨的，又是一個連年戰爭摧殘過的國家：1949年，中國人的人均預期壽命是35歲，新生兒的死亡率是200‰。全國只有11.7萬名大學生，小學的淨入學率只有20%。全國原油產量只有12萬噸。北京街頭上沒有一輛汽車是中國產的。
甚至在開國大典的閱兵式上，受閱的17架飛機也都是戰利品，為了閱兵效果，有9架飛過天安門後又悄悄折返重飛了一次。
這一天，還有一半以上的國土沒有解放。這個國家剛剛從硝煙中“站立起來”。在物質和精神的很多方面，新與舊的交接仍在進行。
但有一點，已經交接地再清楚不過：“北京時間”開始了。
中國的1949年是在兩份新年獻詞中到來的。一份出自毛澤東，另一份出自蔣介石。這使那個元旦在歷法以及更廣的意義上，都屬於辭舊迎新的一天。
在河北的西柏坡村，毛澤東在他的獻詞裡說：“一九四九年是極其重要的一年，我們應當加緊努力。”
他的頭一句話就洋溢著自信：“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他誓言將向長江以南進軍。
長江以南，“金陵王氣黯然收”的南京，蔣介石在總統府宣讀了他的《新年文告》。他已決定下野，脫了戎裝，身著長袍，對種種問題引咎自責，表示“只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願與商討停止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
而毛澤東用希臘《伊索寓言》“農夫與蛇”的故事，鼓勵國人做出選擇。他還宣布，這一年要召集“政治協商會議”，組建“民主聯合政府”。
70年後，曾在1949年政治協商會議上親手投票決定組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裡，僅剩一位在世了。他在北京一個安靜的社區裡深居簡出，由於雙目失明，他已無法目睹這個國家最新的樣子。
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這位名叫田富達的老人吃力地回憶著過去。他的記憶已不太完整。談到興奮之處，他身體前傾，向著空氣伸出雙手。用這雙手行使投票權的時候，他還只是一個剛滿20歲的年輕人，與毛澤東、周恩來、宋慶齡、李濟深等人同在一個會場。他記憶深刻的是，那次會議決定了“中國要走什麼路”。
包括政權的締造在內，許多事情都是在這個會場裡決定的：國旗上有無必要出現黃河、斧頭和鐮刀；電影插曲《義勇軍進行曲》能不能當國歌；國號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國號可不可以簡稱“中華民國”。
用毛澤東的開幕詞來說，“將決定關於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事宜”。
而田富達本人在那決定性的大會上的發言磕磕巴巴——當時他是沒怎麼受過漢語教育的臺灣高山族人，表示希望“趕快解放臺灣人民”。這個願望至今也還沒有達成。
事實上，臺灣問題是1949年留給後世的少數懸而未決的問題之一。
1
1949年是解決了很多問題的一年。“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毛澤東在這一年說出了他流傳最廣的名言。
與後世許多人的印象不同，這句話的出處不是10月1日的開國大典，而是10天前的政協會議開幕式。原話是：“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當年為此熱烈鼓掌的代表，只剩田富達了。另一位代表謝邦定逝世於2019年5月，在此生寫過的最後一篇回憶文章裡，這位98歲的老人形容：“這一場景，至今仍然刻在我的腦子裡。”
時任政協會議籌備會副秘書長孫起孟注意到，鄰座幾位年事較高的代表一邊流淚，一邊“使勁拍掌”。
那次會上，選擇國旗是令田富達最為激動的環節之一。在眾多選項裡，他選了那面紅地五星旗，“大多數人同意這個版本”。
幾天後的開國大典，他站在天安門城樓的欄杆邊，流著淚欣賞了它的第一次昇起。
1949年的中國，昇起和墜落同時發生。
宣讀《新年文告》一個多月前，蔣介石剛剛失去了“國民黨第一支筆”陳布雷。他的眾多文稿出自陳的手筆，包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名句。
但陳布雷拒絕見到1949年。在一個夜裡，他服下了兩瓶安眠藥。留給蔣介石的遺書裡，他說自己“書生無用，負國負公”。他的子女已入了共產黨。
1948年最後一天，學者胡適與傅斯年在南京對著“滾滾長江東逝水”，喝酒，吟詩，落淚。兩天後，胡適將他們吟誦的陶淵明的詩句抄在日記裡：“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那份新年獻詞裡，毛澤東創造了一個在後世頗為流行的句式——“將XX進行到底”。“XX”可以是“改革”“價格戰”“低碳”甚至“愛情”，但在1949年，毛澤東所說的是“將革命進行到底”。
到這年3月，河北唐山的陶瓷廠工人李向東說，他們在茶壺上面不再畫金魚、美人和蘭花，畫上了“將革命進行到底”，還有“打到臺灣去”。
臺灣是田富達的老家，也是蔣介石即將退守的那個中國第一大島。他已為後路作了安排，包括向島上輸送有價和無價的物資：一噸一噸的黃金，一箱一箱的故宮珍寶，一片一片刻著甲骨文的龜甲。
這年除夕的前一個寒夜，一艘叫“太平輪”的巨輪與另一艘船相撞沈沒，被稱為“中國的泰坦尼克號”。隨它沈沒的有紗廠的機器、銀行的文件和近千人。
這就是1948年和1949年交接時的中國：有的沈入水中，有的浮出水面。
“1948年終於過去了，這也宣告了一種政治體制和一段歷史的終結。”時任美國駐華大使、原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在他的回憶錄裡說。他目睹蔣介石“周圍的環境不斷崩塌”，想到了自己前任的一番話——日本剛剛入侵中國時，那位大使說，中國正在上演一出歷史劇，而我們只是坐在前排的觀眾，只能觀賞它，而不會對劇情有任何的影響。
“當時，我還在懷疑作為美國的代表是否只能做一名觀眾，直到現在，這個觀眾換成了我，坐在一個豪華的包廂裡，觀看一場更為悲慘的演出。”
但20歲的田富達在華北軍政大學校園裡讀到毛澤東的新年獻詞時，想的是，“中國解放，不會是很遠的事了。”
2
時間比預計的要早。中國共產黨的計劃是，自1946年6月算起，用5年時間打倒國民黨。
1949年元旦，內戰進入了第三年，解放軍在兵力上由長期的劣勢轉入了優勢。具有決定意義的“三大戰役”，東北的遼沈戰役已經結束，華東的淮海戰役中，國民黨的將軍杜聿明收到了解放軍發給他的單刀直入的“敦促投降書”。
“你們想一想吧！如果你們覺得這樣好，就這樣辦。如果你們還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總歸你們是要被解決的。”
淮海戰役打完兩周後，民主黨派領袖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譚平山、朱學范、蔡廷鍇、章伯鈞、郭沫若、茅盾等55人，聯名發表《我們對時局的意見》，支持解放軍進軍江南：“革命必須進行到底。”
只隔了兩天，在天津得勝的解放軍士兵羅士傑在家書裡說，“只要再有一年，這個全國光明的日子就會來臨”。
圍繞1949年，很多人都在計算時間。南京政府代理總統李宗仁算錯了。他以為，“同共產黨隔江對峙個三年五載還是可以的”。
田富達的同齡人牟明亮，一位來自山東的士兵更加迫切。他在1948年3月的家書裡說：“大人在家好好安心吧。蔣介石就在今年滅亡……”
不幸的是，他犧牲在勝利前夜——解放軍渡過長江的決定性戰役裡。
1949年4月25日早晨六點半，正在南京的司徒雷登突然被人吵醒，發現臥室進了幾個士兵——解放軍渡過了長江。
“其中一個人對我的僕人說，所有的一切都是屬於中國人民的，他們很快就會全部拿回來。”他這樣記錄。
兩天後的夜裡，解放軍的指揮官鄧小平、陳毅等走進了總統府。在蔣介石從前的辦公室裡，鄧小平講了個笑話：蔣委員長懸賞緝拿我們多年，今天我們找上門來了。
下野的蔣介石原本希望避免這樣的局面。1949年前3個月，國民黨試圖通過和平談判，劃江而治，在中國形成“南北朝”。
南京政府還找過司徒雷登，希望美國聯合其他幾個強國交涉。“我知道這是毫無用處的，可還是遵循他們的意思進行了嘗試。”但是，其他國家都禮貌地拒絕了，並表示這是屬於中國內政，應該由他們自己來解決。”
4月1日，以張治中將軍為首的代表團赴北平談判。在司徒雷登印象裡，這就像“愚人節的玩笑”。談判沒有成功，而且對國民黨開了個玩笑——談判代表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等人，一致同意留在了北平，他們最後都出席了政治協商會議。
之後的幾十年，國民黨軍官陳寶善一次次反思過失敗。他“做夢也沒想到”，會落敗到這種程度。在他看來，解放軍的訓練不如他們，補給也不好。“我能說出的原因是，軍心變了。不然怎麼會垮得這麼厲害呢？”
根據解放軍的師長高銳的說法，攻打濟南的時候，做法是“邊打邊俘邊補”——打下一個據點，馬上清查一下俘虜。俘虜掉頭就參加攻城，換下國軍的帽子，或者，直接去掉帽徽。
田富達曾是俘虜。他17歲時參加了國軍，稀裡糊涂從家鄉臺灣到了大陸。第一次上戰場，他的槍托被解放軍的子彈打穿，他問怎麼辦，排長說：“扔了扔了！”
“還有200發子彈呢？”
“扔！”
“很痛快”，他揮著手，回憶起戰場上的對話，以及第一次上戰場被俘的經歷。
他還記得上戰場的路走了9天——“走向解放”的9天。
“我們被‘解放’得很快，早上10點就‘解放’了，中午就問我們，你想回去還是想留下來？”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
回去，部隊會發給三塊大洋。他想了半天，加入了解放軍。
田富達少年時的名字是“富田達夫”——自1895年中日甲午海戰到1945年日本投降，臺灣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投降那天，他“纔知道自己是中國人”。
陳毅曾形容，淮海戰役的勝利是支援前線的百姓用小推車“推出來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楊伯濤被俘後的見聞，部分印證了這一點。
在被押往後方的路上他看到，村落裡炊煙陣陣，人聲鼎沸，“共軍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樣親切”，有的圍著一個鍋臺燒飯。他明明帶領大軍經過同一個地方，所見的是門窗緊閉。
楊伯濤感慨：“我們這些國民黨將領，只有當了俘虜，纔有機會看到這樣的場面。”
“共產黨正是在國民黨經濟與政治政策挫敗、喪失民心的氛圍之下，纔贏得關鍵性的軍事勝利。”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指出。
司徒雷登也承認，盡管自己在國民黨中有很多好友，但此時的國民黨，“幾乎擁有了它當初推翻的那個腐朽政府的一切惡習”。
1949年7月31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寫給總統杜魯門的信裡說：“他們不是被從外部打敗的，而是內部系統的自行崩潰。”
國民黨撤到臺灣時，中央研究院院士81人裡，僅有9人赴臺。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做過國民政府考試院長，受蔣介石邀請同乘飛機赴臺，他的學生周恩來托人捎信，“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飛飛”是周恩來上學時的筆名。張伯苓拒絕了蔣介石，分手時，蔣介石因為失望，沒太留神，將頭磕到了車門框上，“咚”的一聲。
3
在福州，一位92歲老人也拒絕了蔣介石的邀請，簽字歡迎解放軍入城。他叫薩鎮冰，早年投身清末的洋務運動，甲午海戰中，他任北洋水師副將。
很快，薩鎮冰的名字，出現在1949年參加政治協商的662人名單裡。
政治協商這件事情，在內戰時的中國不是第一次出現。
3年前，重慶有過一次“政治協商會議”，國民黨、共產黨和中國民主同盟等黨派都參加過。但最後，國民黨撕毀了決議，在民主程序缺席的情況下召開國民大會，起草憲法。歷史學家史景遷的評語是，“此情此景不禁令人回憶起1914、1915年間，袁世凱對憲法與國會的操弄。”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又一次發出了號召。有別於舊的，這次提出要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
“五一”口號發布當天，毛澤東給身在香港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主席李濟深、中國民主同盟在香港的負責人沈鈞儒寫信發出邀請，他提議開會的地點在哈爾濱，時間在1948年秋季。
哈爾濱是共產黨佔領的第一個大城市。1948年，它陸續見到了從不同通道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
民革領導人之一朱學范曾在東北的農村和企業調研了40天，他寫信告訴李濟深，他在這裡看到的人民都是喜氣洋洋，“有了生氣”。
沈鈞儒等人是從香港乘蘇聯貨輪來到的，先到朝鮮的羅津港上岸，再到哈爾濱——他們要躲開國民黨的封鎖。
抗日名將馮玉祥的骨灰後來也到了這裡。在此之前，他已與蔣介石決裂，在美國訪問時就被中華民國吊銷了護照。他從美國啟程回國參加政協會議時，當時的報紙標題為：“馮玉祥離美歸來參加新政協確信民主必勝”。
這年9月1日，馮玉祥搭乘的蘇聯“勝利”號輪船在黑海失火，他不幸遇難。兩個月後，他的妻子李德全帶著骨灰盒到了哈爾濱，呼吁他的老部下“掉轉槍口”。
這一年的松花江，出現了冰封後又解凍的奇觀。沈鈞儒賦詩一首，稱贊“地氣也隨人事轉，從今北雁不須南”。
中國的局勢也在“冰雪消融”。隨著時局的演變，這些人持續向南。他們在哈爾濱繁華的馬迭爾賓館裡談過政治協商的事項。遼沈戰役打完，他們又在沈陽談。郭沫若、馬敘倫、許廣平等人在乘船赴約的途中，還是從魯迅與許廣平年幼的兒子周海嬰擺弄的收音機裡，聽到了沈陽解放的消息。
等到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發給宋慶齡的邀請電報裡，說的是“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將在華北召開”。
兩天後，“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決定起義，交出北平。
4
消息在一個傍晚傳來。
下午六點，北平的居民從收音機裡聽到：“請聽眾十分鍾後，聽重要廣播。”
五分鍾後。“請聽眾五分鍾後，聽重要廣播。”
第三次：“請聽眾一分鍾後，聽重要廣播。”
人們一分鍾後聽到，國民黨守軍與解放軍達成了《關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
解放軍在2月3日舉行了入城式。隊伍經過前門箭樓時，忽然拐彎，進了東交民巷。人們驚喜交加。那裡過去是外國使館區，是中國飽受欺凌的象征之地。
10天後，第一次到北平游覽的解放軍軍官宋雲亮，給未婚妻寫了一封信。他介紹了這座城市裡的電車和“比馱糧的小毛驢還多”的汽車。這一天最使他興奮的是，去了東交民巷。
“聽說原先國民黨統治的時候，這是‘外國地’，中國人是不大敢去的，可是今天北平已經是人民的城市了，東交民巷的外國人們也再不那麼盛氣凌人了。”他告訴戀人。
關於北平，田富達所能記起的是傅作義的參會資格問題。他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傅作義要當代表，很多人特別是解放軍的同志想不通。”
解放軍與傅將軍的部下剛剛在戰場上互為死敵。有人說，見到這些國民黨，就想起犧牲的戰友。
田富達說，在政協會議之前，他所在的軍隊黨小組議論過傅作義的資格問題。組長朱德作了表態，平息了議論。“朱老總說，想不通也得想通。他雖然殺了不少共產黨，但是他也立了功了，你看，我們現在開會的北京，安安靜靜，他有功勞。”
就此，毛澤東也曾說過：有些代表性人物，我們不能代表，不然，就是開黨代表會議了。
傅作義到政協會議報到時，是開幕前兩天，他剛在綏遠和平協定上簽完字，趕回北平。飯店的房間不夠用，陳毅把房間讓給了他。
所有代表裡，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最為特殊。北平是孫中山逝世之地，她本不想回到這裡。鄧穎超帶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信去上海接她，周恩來信裡的“略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略”字被毛澤東改成了“謹”字，更顯恭敬。毛澤東自己的信，乾乾淨淨，無一處涂改，與他平日風格迥異。
鄧穎超在上海等了兩個多月。
當宋慶齡抵達北平，毛澤東登上火車迎接。
為了等到這些人，為了舉行政治協商會議，最先協商出的134人組成了籌備會，分為6個小組工作，運轉了三個多月，從6月15日開到了9月20日，比“三大戰役”的任何一場都要曠日持久。
毛澤東在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說：“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中國就將如太陽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說這番話時，他左手拿著發言稿，右手不時揮舞。說到“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他手臂上揚，做了個向上劃的手勢。當說到中國“如太陽昇起”，他的手臂更大幅度舉起。
這3個月裡，按照“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原則，產生了正式代表和候補代表662人的名單。
根據中國政協文史館三級職員李紅梅的研究，中國當時有近百個大大小小的政治團體，並非所有團體都會接到邀請。例如，“中國農民黨”“青洪幫”等超過20個黨派就不在其中。共產黨員約佔44%，各民主黨派代表約佔30%，無黨派人士約佔26%。
662人裡，國民黨名將楊傑的遭遇令人扼腕。他死在政協會議開幕兩天前，國民黨派出的特工在香港經過一番偽裝暗殺了他。會議代表名單上，他的名字加了黑框。按席次，他是第55號代表。
5
9月21日晚七點，第55號代表沒能抵達的政治協商會議，終於開幕了。
綜合田富達和社會學家費孝通的記憶，參會的人有穿工裝的，穿長袍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裝的，穿軍裝的，戴瓜皮帽的；有說漢語的，說英語的，說客家話的，說蒙語的，說藏語的。
“這些一看就知道是身份不同的人物，能夠聚在一起開會，討論建國大事，對我來說真是平生第一次遇到。”費孝通說。
周恩來的履歷表填得很准確，他沒忘記填寫自己用過的兩個別名，學歷一欄填了“南開大學肄業”和“留學法國”。宋慶齡的那張表格顯示她來自上海，屬於“特別邀請”代表。但毛澤東填錯了，學歷寫了“小學”也寫了“師范學校”，沒有填寫年齡，反而把籍貫寫到了年齡一欄。這時他56歲，會後，他和他的畫像都將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他會成為這個古老國度一個新生政權的領導人。
他的“永久通訊處”一欄，只寫了兩個字：“北平。”
提交表格時，這些人的身份都是代表，每人都要簽到、驗證。
開會地點是中南海懷仁堂。事先請建築學家梁思成主持了改建：在天井上加了頂子，改成了會堂。否則，容不下那麼多人。
在這個地點，慈禧太後駕崩，八國聯軍設立了指揮部，袁世凱的靈堂也設在這裡。但此時，舊的地點迎來了新的事物。
主席臺上對稱掛著孫中山和毛澤東的巨幅畫像，中間是政協出爐不久的會徽，兩側是解放軍軍旗。
毛澤東以政協籌備會主任的身份宣布大會開幕。軍樂隊奏起《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會場外響起禮炮，全體代表鼓掌，時長5分多鍾。
有人發現，連軍樂隊都是從國軍投誠過來的。
主席團成員謝邦定記得，臺上未設座位，不說“就座”，主席團登臺時，說的是“就位”。
毛澤東濃重的湖南口音在會場裡回蕩：“如果我們的先人和我們自己能夠渡過長期的極端艱難的歲月，戰勝了強大的內外反動派，為什麼不能在勝利以後建設一個繁榮昌盛的國家呢？”
他的開幕詞持續了18分鍾，引起41次掌聲。
氣象學家竺可楨記過人們的發言時間，比如，劉少奇講了14分鍾，宋慶齡12分鍾，何香凝15分鍾，華僑司徒美堂加上翻譯13分鍾。
幾年前曾與毛澤東在延安討論過執政“歷史周期率”的教育家黃炎培記得，直到夜裡十一點纔散會。晚上有“大雷雨”，等到會議結束，雨已停了。
文史學家宋雲彬的日記裡說，宋慶齡的演講詞“最為生辣，毫無八股氣”，可惜她說的是上海話，有失力道。她發言時，雷雨大作，電燈忽滅，幸而不久又亮了起來。
除去休息，會議開了8天，共有85人發言。
宋雲彬的日記裡，留下了這些點評：梅蘭芳善唱戲，但讀演講詞“不成”；陳嘉庚方言太濃，必須靠人翻譯，他逐字念稿，像“過去私塾先生念書”。傅作義的發言“最坦率”。
傅作義在會上說，今後將以“將功折罪”的心情，為新中國的建設盡力。他贏得了20次掌聲。
作家劉白羽認為，國民黨高官傅作義等人的發言之所以博得掌聲，並不是由於他們做了歷史的見證，更重要的是“如百川之趨大海”，顯示了人心所向。
48歲的農民代表李秀真，兒子死在了戰場上。她穿著對襟上衣，上臺顫抖著說：“我們開這個大會不容易啊！這是千千萬萬人的血汗換來的，我的兒子沒有親眼看見新中國，我做娘的替他看到新中國。”
黃炎培把新中國比作“新建的大廈”，由許多鋼骨水泥的柱子橕起，第一是中國共產黨，還有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大廈的主人是“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民”。
田富達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代表身份來到這裡。他20歲，很多事情似懂非懂，是會場裡最年輕者之一。他的漢語水平不好，發言稿准備了兩天，經過了臺盟一位工作人員的潤色。即便如此，他也念得不太流利。
發言後，他情不自禁過去握住了毛澤東的手。毛澤東對他說了什麼，他因為心情激動，一句都沒聽清。
6
代表們將要決定的最重要文件，是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它是建國綱領，具有臨時憲法性質，決定了國體、政體等大事。
這份綱領的草案，最早是李維漢起草了一個版本。然後，周恩來把自己關在中南海勤政殿裡一周，嘔心瀝血，寫出了另一個版本。先後經過三次起草，三次更名。
毛澤東批示其中一版時，曾提醒為他送件的胡喬木，“你應注意睡眠”。
在最終通過的版本裡，第一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
據謝邦定回憶，有些代表曾建議把國家的社會主義前途明確寫入，周恩來解釋，新民主主義一定要向社會主義發展，但在現階段應該通過宣傳、解釋特別是實踐來證明給人民看。暫時不寫出來，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鄭重地看待它。
在綱領的草案裡，周恩來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
與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的產生方法、政務院的架構等相比，國號是引發爭論最激烈的。
毛澤東在籌備會全體會議上喊的3個口號，有一個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
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認為，“人民”已經表達了“民主”的意思。黃炎培和張志讓則主張要用“民主”二字，並認為以後可改稱“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
至於簡稱，提議“中華民國”和“中華民主國”的都有。
在一個征求意見的場合，年過八旬的司徒美堂說：“我是參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孫中山先生，但對於中華民國4個字，則絕無好感。理由是中華民國，與民無涉。”
9月27日，政協全體會議最終決定，國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要“中華民國”簡稱。
周恩來在這天補充說明不再寫“簡稱中華民國”時，會議記錄專門提到，此處有“掌聲”。
這一天，還決定了國旗、國歌等事項。籌備會此前登報發布了征集啟事，國歌收到632件曲譜、694首歌詞，但沒找到滿意的。馬敘倫、徐悲鴻、郭沫若等人主張，暫用抗日戰爭時期的《義勇軍進行曲》。
但有人說，歌詞“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已經過時。郭沫若、田漢等都認為可以修改歌詞。張奚若、梁思成舉出法國國歌《馬賽曲》為例，主張不改，保持完整性。
周恩來也贊成不改。他說，這首歌在抗戰中起過巨大的鼓舞作用，盡管新中國成立了，我們還要“居安思危”。
這次討論，在《義勇軍進行曲》的合唱中結束，合唱者包括詞作者田漢。
國旗的應征圖案在一個月裡收到了2992幅，其中從美洲寄來的國旗圖案23幅，還有的來自國民黨統治區。
征集啟事明確要求“紅色為主”，應征圖案裡三分之二是紅色，仍有三分之一以白、藍、黃等為底色。
朱德設計了一個版本，旗子左上角為藍色長方形，嵌有紅五角星；陳嘉庚設計的那面，有鐮刀和斧頭圖案；郭沫若設計的國旗上有兩個長條，象征長江和黃河。他們都落選了。
張治中坦言，他不欣賞旗子中間帶有黃杠，認為有國家分裂之感。
正式會議期間，初選委員會將累計收到的3012幅圖案選了38幅印發全體代表討論。第32號當選，但是作了一定的修改，去掉了最大那顆星星上原有的鐮刀和錘子元素。因為像模仿蘇聯國旗，這個圖案本來是被淘汰的，幾經討論，又復活了。
它的設計者、上海市民曾聯松，一年後收到了中央政府寄來的政協紀念刊一冊和人民幣（舊幣）500萬元，“作為酬謝你對國家的貢獻，並致深切的敬意”。
9月27日，《國旗、國都、紀年、國歌決議草案》通過：國都定於北平，改名北京；紀年采用公元；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國旗為紅地五星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
消息傳出，前門大街的瑞蚨祥布莊，紅布快速售罄。
開會期間，田富達住在另一位代表、臺灣同鄉會會長林鏗生家裡。很多同鄉來打聽消息。“人們最關心的是誰當主席，”他說，“也關心首都在哪兒。”人們猜測，毛主席既然到了北平，那麼石家莊就不會是首都。
會議最後一天下午，選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員。
投票者576人，每個都很慎重。據劉少奇報告，無人棄權，沒有廢票。毛澤東當選主席，得票是575張。
投票過後，代表們從懷仁堂到了天安門廣場，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豎立“為國犧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也是他們在會上決定的。
已是傍晚，毛澤東在暮色裡宣讀了他起草的碑文：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謝邦定“有點意外”，他沒想到，會把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犧牲的先烈，悉數納入“人民英雄”之列。
這幾天的很多事情都塑造了這個國家。就連馬敘倫在請假缺席中提出、由魯迅遺孀許廣平代為轉達的一個建議，最後也影響後世：希望把10月1日定為國慶日。
田富達是大會宣言起草委員會成員，在他印象裡，9月30日，宣言很快就獲通過。
“中國的歷史，從此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那份宣言說：“全國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已宣告成立，中國人民業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
那天晚些時候，北京飯店裡舉行了近800人的慶祝宴會。根據孫起孟的記錄，“人人都多喝了些酒，因為人人都有吃喜酒之感。”
田富達那個晚上興奮得沒有睡好，因為，“要開國了”。
10月1日下午三點，那個湖南口音拖著長腔宣告：“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第一面國旗在《義勇軍進行曲》中昇起。
城樓上的田富達流下了眼淚。他四處眺望，見到了他所在軍校的臺灣學員。他們原本要參加分列式，結果改去了觀禮臺。他們含淚遙遙招手。
而那位曾在參觀東交民巷後興奮不已的炮兵宋雲亮，迎來了他更難忘的時刻：在開國大典指揮鳴放禮炮。
這個時候，蔣介石在廣州的一個公館裡，靜靜地聽到了無線電波送來的湖南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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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間，見證者們漸次離開了人世。李紅梅和同事今年9月出版《人民政協誕生實錄》一書，4月曾去醫院探望謝邦定，約好等他出院後再去拜訪，一個月後，聽到了他去世的消息。
2019年9月20日，田富達出席了中央政協工作會議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0周年大會。他是特別邀請嘉賓，坐在頭一排。他已看不到任何人的表情，只能聽到人們在說話，在拍手。過後，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置身於那個會場，他想起了70年前另一個會場。他當時那麼年輕，“一點思想准備都沒有”，就被選為代表，進入了一扇開啟歷史的大門。
他仍存著當年的代表證和紀念刊。脫了線的紀念刊裡收錄了他1949年的發言。
“如今我最大的心願，和70年前在政協大會上發言時說的一樣，希望早日看到祖國統一的那一天。”他說。
今年，他慶祝了90歲生日，他的弟弟專程從臺灣到北京為他祝壽。他已極少出門，但仍准時收聽《新聞聯播》，這個時候他會謝絕打擾，哪怕自己的孩子也不可以。如此關注外界信息，他解釋，“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我的家鄉還沒解放。”
70年後，田富達還記得，天安門城樓上不准大聲喧嘩，人們站在那裡，小聲議論，欣賞盛大典禮和北京的景色。
1949年的北京還沒那麼多高樓。這些人從天安門可以看得更遠，他們面前是30萬人，以及一個遼闊的國家。這個國家，從8800多米的海拔高度自西向東傾斜，分成了3個階梯。這個國家，從南到北跨過了5個溫度帶。這個國家，擁有眾多源遠流長的大江大河。這個國家，地球上大多數動植物都能找到棲息之地。
但他們所面臨的，又是一個連年戰爭摧殘過的國家：1949年，中國人的身高要比現在矮很多，人均預期壽命是35歲，新生兒的死亡率是200‰。有的民族還處在原始社會。全國只有11.7萬名大學生，小學的淨入學率只有20%。全國原油產量只有12萬噸。北京街頭上沒有一輛汽車是中國產的。海軍司令員去甲午海戰標志地劉公島考察時，因為沒有船只，租了一條漁船。
甚至在開國大典的閱兵式上，受閱的17架飛機也都是戰利品，為了閱兵效果，有9架飛過天安門後又悄悄折返重飛了一次。4架飛機是攜帶實彈飛行，如遇敵機偷襲，要“立即進入戰斗”。那次閱兵前，受閱官兵接到的命令包括，如遇空襲要原地不動，“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動”。一年之後，北京真的破獲了一起轟動的案件——有人計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國慶日炮轟天安門。這只是新生政權面臨的威脅之一。
這一天，還有一半以上的國土沒有解放。至於臺灣，解放軍對金門島的炮轟要到30年後——1979年元旦《告臺灣同胞書》提出“尊重臺灣現狀、實現和平統一”方針——纔會停止。
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了，但9年後纔會豎起。士兵們在10月1日這天的閱兵式上接到了新的進軍命令，“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國土”。其中的很多人將在西南、西北或東南的戰場上，像紀念碑所銘記的前輩們那樣戰死。
在毛澤東的計劃裡，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他所說的“趕考”剛剛開始。1949年3月23日下午，從西柏坡出發之前，他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
周恩來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
他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明朝末年的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曾在這座古都建立政權，但只維持了40天。
1949年，中國有132個城市。從農村壯大的執政黨要試著學習接管和治理這些城市。黨的工作重心要實現由鄉村到城市的轉變。不管是毛澤東還是他的盟友、他的敵人都承認，這會是一個挑戰。“帝國主義者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我們的失敗。”他說。
這一年，到北京訪問的前蘇聯代表米高揚發到莫斯科的電報裡，這樣報告他的見聞：“必須指出，我與之會談的政治局委員們在一般政治問題、黨務問題、農民問題和整個經濟問題方面，都是十分內行的，而且是對解決這些問題都很自信。不過他們在生產業務問題方面知識很貧乏。他們對工業、運輸和銀行的概念也很模糊。”
美聯社的一位記者在報道裡預言，這個國家太大了，又窮又亂，不會被一個集團統治太久，不管他是天使、猴子還是共產黨人。
在10月1日這天，天安門見到的有必然也有偶然：1919年，年輕的許德珩在它面前喊過救國的口號，成為五四運動風雲人物；30年後，他經歷了協商建國的整個過程，登上城樓，出席開國大典。
典禮舉行時，許德珩未來的女婿鄧稼先還在美國留學。再過幾個月，核物理學家鄧稼先獲得博士學位的第9天上，就會啟程回國，日後他將成為中國原子彈的設計者，被同學楊振寧譽為“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所孕育出來的有最高奉獻精神的兒子”。這年年底，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成立了“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從1949年8月至1955年11月，共有1536名高級知識分子歸國。
他們面前，這個國家剛剛從硝煙中“站立起來”。在物質和精神的很多方面，新與舊的交接仍在進行。
但有一點，已經交接得再清楚不過：“北京時間”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