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盡劫波終完璧 經世濟民耀千秋——南開經濟研究所專藏的故事

　　由來

　　1937年7月29日，南開大學慘遭日軍轟炸。硝煙尚未散盡，一位外籍女士冒著生命危險進入南開大學校園，聲稱要尋找私人物品。便有日本人問她：“經濟研究所到哪裡去了？他們的東西呢？”。日本人要找什麼東西呢？背後又有怎樣的隱情？讓我們通過文獻資料，跨越歷史時空，共同探尋南開人與書的故事。

　　1926年，何廉先生獲耶魯大學博士學位，接受張伯苓校長邀約，擔任南開大學商學院教授。他以留學帶回的圖書期刊，在學校分配的教工宿捨內建立私人圖書室，這就是南開經濟研究所專藏之濫觴。翌年，他創辦南開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即後來享譽海內外的南開經濟研究所的前身。私人圖書室歸入委員會圖書室，最初設於秀山堂，再遷至木齋圖書館一樓的研究所辦公區。民國時期，研究所組織機構屢經變遷，經歷了南開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經濟學院和商科研究所經濟學部等階段。為表述方便，本文統稱為南開經濟研究所，簡稱研究所。

　　在何廉先生的主持下，研究所通過私人寄存、經費購買、實地調查、社會征集和機構交換等方式，不斷充實藏書。最珍貴、最具特色的當屬實地調查撰寫的報告和搜集的社會經濟資料。研究所創建不久，就向各地派出調查員，從河北、山東兩省開始，北起東三省，南達廣東，西到四川。全面抗戰爆發時，尚有調查員在廣東順德工作，直到廣東淪陷纔撤離。這些具有很高研究價值的一手資料存放在圖書室。截至1936年9月，藏書達到20410卷(冊)，兼有中、日、西等多個語種。抗戰前後的坎坷經歷專藏中有關東北、華北調查資料及東北研究會書籍，揭露了日本對中國東北、華北的侵略。日本侵略者對此覬覦已久。九一八事變後，天津日租界的日本人頻繁參觀南開大學。時任秘書長黃鈺生回憶：“他們(日本人)什麼地方都要‘參觀’，課堂、實驗室、學生宿捨、圖書館，特別是設在圖書館裡的經濟研究所，因為那裡有關於東北和華北的經濟資料。”

　　抗戰前後的坎坷經歷

　　1932年至1936年，日本人策劃了3次“津變”，因駐天津保安隊的奮力抵抗，均以失敗而告終。1933年1月，日本加緊侵華，逼近長城各口，南開大學曾將科學儀器及經濟學院和學校圖書館重要藏書轉移至天津租界。經濟研究所從未放松警惕，每次時局變化采取應對措施。方顯廷先生寫道：“自九一八之後，歷次的變動，我們總是不憚煩，把圖書要件由一條早通英租界的馬路運存租界”。陳序經先生描述了當時的情形：“記得有一次，在敵人威脅天津很利害的時候，方顯廷先生與數位同人，為了避免敵人的注意與師生的恐慌起見，每天早晨三時左右在冷過冰點與)高數尺的時候，自己裝包，自己運送到安全地點。”

　　1936年底，何廉到南京國民政府任職，方顯廷繼任代理所長。盧溝橋事變第二天，方顯廷從北平(北京)來的朋友口中獲悉事變，立即收集報紙相關報道以了解詳情，分析時局變化。作為傑出的經濟史學家，他敏銳地意識到：戰爭已經爆發並可能迅速擴大，立即決定將書籍轉移到安全地點。先是征得法國傳教士同意，提供法租界耶穌會開辦的工商學院(舊址在今天的天津外國語大學)作為暫存處，再動員全所負責統計和事務性的工作職員，晝夜不停地將書籍文件裝箱，共裝127箱。日軍炸校之前，除少量個人未及歸還書籍資料，專藏已全部轉移到了安全地點，免遭兵燹之厄。

　　為了解校內情況，以采取進一步措施。研究所一位教授的夫人是外籍人士，自告奮勇進校打探消息。考慮到日軍對外籍人士還有所忌憚，無奈之下，只能冒險一試。故出現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戰時經費短缺，研究所被迫裁員，免除了所有事務性和統計工作職員，但僅保留了圖書館員，為南遷轉移提供可靠的人員保障。

　　1938年底，局勢漸趨穩定，南開大學啟動劫餘書籍南遷。暫存法租界的經濟研究所專藏在天津工商學院沈誠齋教父和開灤礦務局王崇植經理的幫助下，安全運出天津。計劃由海路經上海、香港，中轉越南海防，再由陸路運往昆明。

　　運抵越南海防時，一切有條不紊，還按計劃進行。通過南開校友陳文耀，存於交通銀行後碼頭海關倉庫。張伯苓校長致電重慶外交部、財政部、財政部長孔祥熙，申請：①河口至昆明段運費由滇越公司提供半價優惠。②圖書、儀器經過越南(當時為法國殖民地)與中國之間的蒙自海關時，法國方面免驗免稅放行。

　　不料日軍逼近海防，在海防集結的大批物資急需轉運內地，滇越鐵路運力驟然緊張。押運人員迅速搶運書籍資料，在滇越鐵路公司副經理克來日(Clerget)先生的幫助下，大部分安全運送到昆明，仍有37箱來不及運出而落入敵手，主要是連續出版物，如“海關貿易報告及統計冊”(又稱《中國海關全書》)。

　　戰時，研究所跟南開大學一起並入西南聯大。不久，國民政府教育部允許各大學恢復研究院所。經濟研究所在重慶恢復，辦公地設在南開中學忠恕圖書館。1940年秋，搶運出來的90箱圖書從昆明出發，經公路由貴陽運往重慶。

　　陪都重慶及周邊地區隨時面臨日軍轟炸。從政後的何廉仍與南開保持密切聯系，以在假所長的身份為學校和研究所工作。為保障圖書安全，何廉借用長江南岸汪山一所住宅設立書庫並制訂借閱規則。汪山書庫有配套完善的辦公生活用房，為查閱文獻人員提供食宿。位於南開中學的研究所圖書室本部備有一套目錄卡片，每月定期匯齊借書單交汪山書庫，有專人負責借還。

　　1941年8月22日，南開中學遭轟炸，研究所“辦公室門窗頗多毀損”，30日下午，何廉汪山私人寓所被炸全毀，其長子身亡，家庭女教師重傷，何廉在內的多人輕傷。汪山書庫幸免於難，經此一劫，研究所擬建防空書庫。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軍空襲勢頭減弱，這個計劃就擱置了。

　　1947年，何廉求助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幫助調撥船位，代為運輸人員物資，使10餘名師生及60餘噸圖書順利、安全運抵上海，再北運至天津。其時，研究所“所藏有關經濟學書籍之豐富，全國恐怕仍是無出其右的”。

　　抗戰勝利後，為交涉取回被劫掠書籍，時任教務長兼經濟學院院長、經濟研究所所長陳序經前往越南河內、海防一帶與投降日軍交涉，獲悉藏書已被運回日本東京。學校委托國民政府外交部駐日代表團調查。

　　1948年，從日本東京運回的第二批被劫掠書籍抵達天津。報道稱：“全部共八十多箱，其中不少珍貴書籍，如《中國海關全書》，從一八六二年第一卷起全部保存，這一套書國內只有三部。”至此，抗戰前南開經濟研究所藏書終於完璧。因戰爭滯留海外的圖書資料也陸續運回。截至1949年，中西文圖書總計約28000餘種，64000餘冊。

　　各界對專藏價值的認同

　　無論是在民國時期，還是在21世紀的今天，經濟研究所專藏的價值都為海內外各界人士所矚目。

　　民國時期，南開經濟研究所專藏就在海內外享有盛譽。1931年，著名經濟學家、倫敦經濟學院R.H.湯尼(R·Tawney)教授來華期間曾到訪研究所，在方顯廷等人的協助下，利用專藏資料，撰寫了權威著作《中國的土地與勞力》(Landand Labor in China)，在國內外學界產生很大反響，曾多次再版。時人評價：“這是外國人考察中國問題最深刻最徹底最有啟發性的一本書。”亦可窺見專藏資料之重要價值。

　　南開經濟學人所取得的成就得益於專業、系統和特色的藏書。何廉、方顯廷兩位同時位居“民國四大經濟學家”之列，也是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一書僅提到的兩位中國經濟學家。他們移居海外後，天各一方，晚年撰寫回憶錄時不約而同地高度評價圖書室藏書。南開經濟學人利用調查資料與最新出版書籍，以中、英兩種文字撰寫論著，在研究所主辦的周刊、月刊、季刊直到年報、專刊發表，為教學編寫教科書和參考資料。還參與政府工作，結合研究得出的結論，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為戰時國民政府制訂經濟方針政策獻計獻策。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先生指出：20世紀40至50年代，南開大學能成為國內在研究當代西方經濟學方面處於前列的高等學府之一，同方顯廷先生的功績是分不開的。方先生的貢獻亦應包括藏書建設。1941年，方顯廷利用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赴美，為研究所購買了一批關於“凱恩斯革命”的最新書籍。正是有了這批珍貴的專題書籍，日後研究所纔將研究生的培養方向確定為經濟理論和貨幣問題。

　　上世紀50年代院系調整，經濟研究所一度被取消，專藏整體移交學校圖書館。國內某重點高校當即要求調撥專藏全部圖書為該校使用。時任南開大學圖書館館長馮文潛詳細掌握了專藏藏書情況，鄭重提出：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在國內外享有盛名，而該所藏書為該所幾輩人精心搜集所得，為南開大學所特有，非一般經濟用書，不宜分散。而且，南開大學更應保護這批藏書，形成自己館藏的特點。

　　改革開放以來，一批海外漢學家以經濟研究所專藏為資料，撰寫學術論著，成為各自領域的領軍人物。如日本上智大學顧琳(Linda Grove)教授(曾任該校副校長)的20世紀中國鄉村工業研究、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學關文斌(Kwan ManBun)先生的近代天津商人研究、耶魯大學教授羅芙芸(Ruth Rogaski)的天津公共衛生史等。

　　張伯苓教育思想研究會的李溥、董潤平等老師曾遍尋國內各大藏書機構，最終纔從專藏中找到久違的《東北地理教本》，並再版發行，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獻上南開人特有的一份厚禮。再次彰顯了張伯苓校長的教育救國思想、南開學校“知中國，服務中國”的宗旨、南開人強烈的愛國心和社會責任感。　斗轉星移，時光荏苒，南開經濟研究所專藏仍不斷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2016年，經濟學院王玉茹教授的“近代中國經濟指數資料整理及數據庫建設”，獲批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校圖書館申報的《南開經濟研究所藏民國經濟期刊匯編》入選“2017年民國時期文獻整理出版項目”；校出版社申報的《“南開指數”及相關經濟資料匯編》入選“2018年度天津市重點出版扶持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