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正值南開大學的百年校慶，憶及來南開卅餘年，感慨萬千，感恩南開大學對我的培養和關懷，深刻體會到“允公允能，日新月異”南開精神的深邃。我思忖良久，年已退休，鴻篇長文是無法來作了，想來不如回顧個人在南開的一些往事，以親身經歷衷心祝賀南開百年華誕。

　　常言道：“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而我個人的經歷恰好相反。從1956年上大學開始，除了出國研究、教學外，一直在蘭州大學工作；1986年到南開大學工作，恰好差不多都是30年。在南開工作時期，正是我學術進步的關鍵階段。

　　母校、恩師帶我走進了物理的大門；但到了南開，得到陳省身、楊振寧、母國光、胡國定等先生的關懷，趕上國家改革開放的大潮，使得我在科研、教學上有了質的飛躍。可以說，沒有在南開工作的這30年寶貴經歷，就沒有我之後在教書育人、研究工作上取得的成績。

　　1956年，我從北京十三中(原輔仁男中)畢業，響應國家號召，服從北京市教委安排，准備去讀蘭州大學新設立的核物理專業。但陰差陽錯，其後我並未分到核物理專業，而是讀了理論物理專業。在蘭州，遇到了我的老師、1957年剛從蘇聯回國的段一士先生，初窺物理精妙；後來，由於對拓撲荷的討論，1977年結識了楊振寧先生，在他的幫助下，多次赴美研究、教學。

　　1985年，陳省身先生創立了南開數學研究所(現陳省身數學研究所)，他委托楊振寧先生在該所建立理論物理研究室。我被楊先生推薦給了陳省身先生、母國光校長、胡國定先生，幫助籌建理論物理研究室。當時母校長、胡先生非常歡迎我來南開工作，特別委派當時翁心光副校長赴蘭州大學商量調動的事情。蘭大積極合作並給予了大力支持，決定先把我愛人和孩子的戶口轉到南開，其後再辦理我的行政調動手續。現在看來，南開這種引進人纔的做法是件創舉。可以說，無論是蘭大還是南開，這種胸懷和氣度，都特別令人折服。

　　來到南開後，母校長、陳先生親自關照，很快解決了住房。當時校長掌握3套住房，讓我挑選。我表示，哪套都可以。令人感動的是，事後我有機會去母校長家中談事，居然發現給我的住房面積竟然超過了校長！而當時胡國定先生住房面積也不大。此外，還有件小事，我拜見陳省身先生時，他說有事會打電話給我，我順口說家中還沒有電話。過了3天學校就派人來家裝了電話，母校長還特意來電話確認此事。每每想起這些，都不由令人感慨，尊重人纔、重視人纔，是南開歷年發展的特色。

　　來到南開數學所理論物理研究室開展工作後，楊振寧先生為我們選定了研究方向，可以概括為與物理密切結合的數學物理分支。十餘年間，楊振寧先生每年都在理論物理研究室投諸大量精力，悉心指導我們的研究，並提供了許多經濟上資助和出國交流的機會。

　　到南開後，我去見陳省身先生，他說他辦所的方針是9個字：“少開會，無計劃，多做事”。80年代中末期，南開大學引進陳省身先生建立數學所，是件改革的創舉。上至國家領導層下至原國家教委都非常支持。當時該所直屬國家教委，人事由南開負責。當時不少事，包括籌建理論物理研究室，都是我們給國家教委直接呈報的，真正是體制創新，新事特辦。這些做法對今天仍有借鑒意義。

　　由於陳省身先生親自推動，國家大力支持，南開數學研究所很快成為我國數學的中心，進而促進了我國數學事業的蓬勃發展。辦所的方針是“立足南開，面向全國，放眼世界”，在陳先生、胡先生等的推動下，國家非常重視。2005年，數學所更名為“陳省身數學研究所”，已成為具有國際聲譽的中國重要數學中心之一。

　　一開始，由於我行政關系並未完全調入，面臨一個現實問題：幾位從蘭州大學招收的研究生如何在南開作研究？學校特別批准撥給宿捨，讓他們和在南開招收的博士生一起在南開生活。這樣，我們在新涉足的領域邊學習、邊探討，教學相長，按楊先生建議循序漸進。博士生畢業後，楊振寧先生又資助他們赴美國紐約石溪大學工作一年，對他們個人的提昇是全方面的。可以說，學校領導和數學所給了我們非常寬松的治學環境和優良的研究條件，讓理論物理研究室的水平能夠迅速提高。

　　在我們進入新領域的初期，楊先生1987年請來了俄國科學院院士、列寧格勒學派創始人法捷耶夫(曾任國際數學家聯盟主席)來南開講演。當時陳先生、楊先生、法捷耶夫在南開會面，稱為“三星會聚”。自此，我們開始進入當時國際的新領域。這期間學校領導一直以革新精神，對數學所以及理論物理研究室的許多具體事務，打破常規一事一議，讓我十分感動。

　　從1990年開始，理論物理研究室厚積薄發，開始迎來收獲了。在科研成果方面，湧現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文章，在可積系統這個數學物理領域於國際上也打出了名號；從教學育人方面，湧現了薛康(吉林省政協副主席、東北師范大學原副校長)、孫昌璞(中國科學院院士、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獲得者)、李有泉(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獲得者、“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蘇剛(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獲得者、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中國科學院大學副校長)、匡樂滿(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湖南師范大學副校長)、劉雄軍(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等一批熱愛祖國、勤奮工作的物理學人。在國際交流合作方面，幾乎每年都舉辦國際會議，學校在各方面都給予支持。包括阿蒂亞(英國皇家學會會長、菲爾茲獎得主)、瓊斯(菲爾茲獎得主)、鄧肯·霍爾丹(2016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和達三樹(日本物理學會前理事長)、戴森(普林斯頓大學著名教授)等500多位國外學者曾參加理論物理室的大小國際會議。比如2002年大會，僅國外人士就出席了250多位，而平時出席工作會議的一般在幾十人左右。按楊振寧先生指示，凡是科研中解決不了的問題，就把世界上這方面最權威的學者盡量請來，這很有效果，常常是工作會議討論後大大促進了我們的新成果。

　　可以說，如果沒有學校開創思維的大力支持，就不會有理論物理室這一段時間的蓬勃發展。

　　當時，陳省身先生、胡國定先生每年在經費等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陳先生的“少開會，無計劃，多做事”原則，給與了我們充分的自由和尊重，可以說，這種寬松自由的研究氛圍，在國內是少見的。而每當國際會議需要支付美元時，楊振寧先生都要親自帶來現金給予支持。

　　南開在理論物理室、數學所背後，默默支持著我們。舉一件小事來說，當時在國內要辦場國際會議，與會人員的餐標要分國際與國內人員兩個標准。比如國內人員伙食費補助只有5元，而國外學者的補助則是30元。因而國內不少地方在會議用餐時拉個簾子，區別對待。數學所、楊先生幫助籌到經費，想法設法要讓所有與會者一視同仁。學校很痛快地給予了支持，最後順利進行。大家排隊吃自助餐，包括楊先生也同大家一樣拿盤子排隊取餐。也許是當時開了中外一律平等的先河。

　　從這個小小例子就能看出，南開大學對於我們的支持，不僅有大的政策、資源方面的傾斜，更是足夠耐心，傾聽我們的訴求，並做好細微之處，這其實是相當難得的。

　　1995年之後，清華大學邀請楊振寧先生籌辦高等研究中心。他從小就在清華大院裡長大，也是他的母校，因此也很有感情。從那時起，楊先生精力主要就轉移到了清華。當然，一有機會，他還是會掛念著南開，一有時間回國，必從北京坐車來寧園看望陳省身先生，並與我們討論理論物理研究室的發展。

　　在來南開後的這些年，也是我個人學術上走向成熟的黃金時期，理論物理室的這種工作氛圍以及學校的支持，是很難復制的。得到楊先生和國際同行的認可自然是一件光榮的事情，而南開大學的人盡其用，突破舊框架發展新方向的思維，真正體現了“日新月異”的校訓。對我個人而言，更是覺得南開求賢若渴，對人纔關懷備至的傳統令人感動、感恩。2003年我歷經一些波折後當選中科院院士，也印證了當初決定的正確，當時如果不來南開，可能不會有這個結果。

　　可以說，陳省身先生所說的“最美好的年華是在南開度過的”，側重的是對他年少時意氣風發的青春追憶；可對我而言，“最美好的年華是在南開度過的”，意味著我個人精力、事業的黃金期，主要是在南開度過的。我感謝南開這片沃土對我的涵養，南開求實奮斗、不事張揚的朴實學風也深深地影響了我和學生們終生的治學之道。我也很幸運地因為在南開，與陳省身先生、母國光校長、胡國定先生、范曾先生等眾賢達產生了這麼多的交集，從他們身上獲益良多。在百年校慶來臨之際，我簡單回溯一下來南開幾十年的人和事，也是驚鴻一瞥，不足以備述全貌。但我想，無論如何，我們這一代人的家國之心、愛國之情，是與南開“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校訓分不開的，這也是南開在艱苦條件下，進行改革開放取得今天這麼大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無論何時，祖國要發展，改革需要再出發，科研也需要再出發。我願以感恩的情懷將餘生繼續獻給南開，也期冀年輕朋友們，自強奮發，遵照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南開時的親切教導，將小我融入大我，心系國家，艱苦奮斗，開創南開新百年新風貌！（張博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