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錄了老南開諸項章則的部分書影（圖片由南開大學檔案館提供）

回顧南開教育百年歷史，“重制度、強管理”貫穿辦學全程。以張伯苓為代表的南開前賢，秉承民主開放、規范嚴謹的辦學思路，制定了一整套規章制度，搭建了現代大學管理的基本框架，為南開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也正是由於重視建章立制在學校管理中的作用，南開作為一所私立學校，纔沒有在艱難困苦的歷史歲月中沈淪，反而“愈益奮勵、愈難愈開”，茁壯成我國近代以來教育體系頗為完整的系列學校，不但開闢了私人興辦現代教育的嶄新模式，更形成了富有南開特色的大學治理傳統。

一是行之有效的治校制度。南開創立之初就高度重視建章立制對學校發展的重要作用，張伯苓曾說：“使各事均有一定之秩序，英文system之意是也。本校政策即將學校作成一法制學校，總不使一人之去留影響於學校，如古人所雲‘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之意，則可耳！各事既有秩序，則無論何人視事均能依舊進步。其能力強者能擴充之，雖較弱者亦無退步之虞，使之堅固永久，斯本期之政策也。”

為此，學校先後制定了《南開大學評議會章程》《私立南開大學章程》《私立南開大學學則》等重要規制，保障了學校初創期的規范化管理和快速平穩發展。其中較為完備的是1932年發布的《私立南開大學章程》。這個章程大體分為3章23節63條,以章節條文形式明確了學校辦學目的、行政組織、學制組織等重要方面。章程在總綱中指出，學校遵照國家教育宗旨，“以闡揚文化、研究學術，造成建設國家之中堅人纔為目的”；在校內行政組織部分，明確了校董會、評議會的產生機制和職權，明確了校長和教務長、秘書長的職權，對教務處、注冊課、圖書館、體育課、圖書館委員會、入學委員會、各種獎學金委員會、秘書處、文牘課、會計課、庶務課、建築課、學生指導委員會等管理機構的設立、組成及職權作了規定，對教務會議、事務會議等校務管理機制作了明確；在學制組織部分，對學校實行院系制作了規定，對院長的產生、任期和職權，對教授會議的組成和職權，對各學院的學系設置等，都作了詳盡明確。所有這些，為學校的規范化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支橕。

在此基礎上，學校不斷完善教學、行政、後勤等方面的具體管理制度，逐步形成了以校長為管理中樞，教務長、秘書長分管教務、總務工作，各課主任署理具體業務的管理運行體系，使南開因機構精簡、人員精乾、管理規范而著稱於世，並因“校內管理得法”而獲得當時的政府嘉獎。

抗戰勝利後，學校深化規章制度建設，修正完善學校章程，修訂完善學則，並制定了《國立南開大學教師聘任待遇規程》《國立南開大學教授會會章》以及《本校教職員兼課兼職條例》《近親回避規定》《本校現款收支及家具取用規定》《旁聽生規則》《學術講座辦法》《南開大學學生集會規則》等制度，校務管理得到進一步加強。

二是革新求進的治校機制。任何制度都不可能一成不變，必須“永不自滿而使之常常在改造中”。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不少國立大學在校務管理上暴露出種種問題，尤其僵化刻板的“衙門作風”阻礙了學校的發展，使本應富有活力和創造力的大學變成“組織的結合、機械式的結合”。在這一社會背景下，南開辦學之所以能育木成林、卒有大成，就是不因循守舊，善於革新求進。這主要體現在，學校堅持開放辦學，一是“兼采泰西之長”，將國外高校的優秀治校經驗，應用於南開；二是重視發揮師生在學校改革中的主體作用，調動師生的積極性；三是將解決學校實際問題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用改革創新的精神和舉措來解決學校發展中產生的各種具體問題。

南開前賢認識到，學校管理改革必須取得全校人員的共識，沒有他們的積極參與、合作，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比如，1919年12月，張伯苓委托周恩來在修身班會上向全校宣布“改革大綱”，廣泛聽取師生意見，凝聚所有南開人推進改革的決心。1921年1月，張伯苓約請學校各部門及教師和學生代表召開改革研討會，提出“校務公開、責任分擔、師生合作”的方針，就學校設計組織結構、實現學生自治、施行課程新制度等議題展開民主討論，開創民主辦學之新風。再比如，為應對辦學規模擴大後管理事務增多的狀況，南開重視從管理體制、管理運行機制等方面進行治校改革，曾提出“責任分擔、校務分掌、健全制度、定時做事”等方針，並細化明確了學校的管理層級和職責范圍，在招生、教學等各方面都制定了切實可行的規章，並著力加強各行政部門工作的效能，狠抓“經濟時間”，使南開以辦事效率高而廣受贊譽。

三是師生共治的制度探索。張伯苓多次指出“南開是私立學校，但不是私有學校”，強調“學校不是校長的學校，是大家的學校”，學校管理的目的是為師生更好地教課、學習創造良好條件，而不是單純地管人、管事。這些理念體現在治校實踐上，就是學校鼓勵和支持師生作為學校的主體參與校務管理，並形成制度機制。20年代初，為“促校務之進行，謀感情之聯絡”，學校成立了師生校務研究會，定期向師生征求改善學校管理服務的意見，並將相關意見建議歸納整理成議案，經討論表決後轉交校長。1924年2月，張伯苓召開全體教職員特別集會，研究加大管理改革力度問題，提出“開誠布公，根本改良”的行動大綱，號召師生對學校管理事項提出建議，並對師生的建議一一批閱。1924年3月，學校成立南開大學評議會，由校長同各科主任及教授、職員代表共同組成，評議學校大政方針，規劃校內組織等重要事項。後來，學校建立了定期發布“校務通報”的制度化機制，進一步強化師生對重要校情、校務的知悉了解。

同時，學校成立南開大學教授會，全校專任教授、副教授均為教授會會員，“以促進教學效率，協助學校發展並與學術界作應有之聯系為宗旨”。學校還設立了由知名教授參加的財務委員會、聘任委員會、圖書儀器委員會、福利委員會、招考新生委員會等機構，參與處理學校有關事務，發揮監督、評議作用。還設立了各學院、學系的教授會議，明確其議決關於各該學院、學系之有關事項。今天看來，這都是推崇學術自由、發揮教授參與大學事務管理積極性的舉措，也是實現“教授治學”的有效形式。這樣，南開建起了學生、教師參與學校管理的制度化渠道，在促進學校管理科學化、民主化的同時，提昇了師生的主人翁責任感，增強了學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某種意義上講，當時南開大學在自身財力並不寬裕的條件下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知名學者來校任教，與其開明圓融、民主平等的師生參與機制是不無關系的。

四是與社會緊密互動的制度安排。如果說注重內部規范化管理是南開辦學的優良傳統，那麼善於處理同社會的合作關系，也是南開的一大特點。作為私立大學，南開在辦學初期得以快速發展，“社會之提攜與贊助”起了重要支持作用。張伯苓曾說南開的發展“無一非社會人士之賜，社會實可謂為南開之保姆，而南開實乃社會之產兒。一部南開發展史，實乃社會之記錄冊也。”為將籌資募集工作系統化、制度化，南開大學在1919年籌建時，就設有董事部(校董會前身)，涵蓋實業人士、政府要員、社會名流、知名學者等，其中許多董事成為南開大學早期發展的主要捐贈者。為穩固校董會同學校的關系，1932年的《私立南開大學章程》明確了校董會的具體組成、任期，強調校董會具有“籌募本校經費”等職權，開拓了學校與社會各方面的聯系。校董會也確實發揮了對辦學的指導、評議作用，成為學校與社會雙向互動、參與的橋梁。

南開一方面要從社會獲得寶貴的辦學支持，否則根本無法建設大學；另一方面要保持自身的辦學自主權，否則建成的大學也就不是南開了。當時的南開作為不吃“皇糧”的私立學校，雖然在資金等多有求於政要賢達，但始終將辦學自主權視為學校的靈魂和根系，持之有度，守之有恆，這在當時社會背景下實屬不易。究其原因，固然南開作為私立學校具有較強的獨立性，而更主要的還是南開建立了規范嚴謹的制度保障體系，來妥善處理學校同社會的關系。比如，前面提到的《私立南開大學章程》《南開大學評議會章程》等一批規章制度，就保證了學校在機構設置、辦學規模、職務聘任、學科設置等方面具有很大的自主性，有效保障和促進了學校發展。

新時期以來，我校致力於構建以章程為核心的現代大學制度體系。一部好的章程既要承前啟後，挖掘寶貴的歷史資源，總結百年辦學的制度經驗，把民主辦學、開放辦學的優良傳統發揚好；又要立本開新，把南開特色的大學治理結構、新時期的南開辦學方略、面向新百年的改革發展目標等彰顯出來。在集思廣益、凝聚共識和履行法定程序的基礎上，經教育部核准，學校已正式發布了《南開大學章程》。圍繞學校章程的貫徹落實，正在完善相關配套制度，推進內部治理體系的綜合改革，我們相信，經過全校師生和海內外校友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夠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弘揚光大南開辦學的優良制度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