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稱老教授為“先生”，是我們南開經濟學學子對南開園裡經濟學、金融學老教授們表達尊敬的一個傳統方式。

　　我是1991年秋天入學的經濟學研究生。在入學前的准備過程中，已經對南開園的這個稱謂耳熟能詳，每每稱呼起就肅然起敬。進入南開校園的經濟學殿堂之後，徜徉在17宿捨樓、18宿捨樓、圖書館和經濟學院大樓，耳邊最多的介紹是：“他是谷先生的學生”，“我的導師是滕先生”，“我師從易先生”。各位同學的自豪之情，恭敬之意，溢於言表，此起彼伏。

　　錄取我的學術機構是成立時間不長的國際經濟研究所。它是從經濟研究所獨立出來的，所以與經研所、國經系、金融系等有著密切的關系。經過80年代的休養生息，到了90年代初，南開的經濟學金融學尤其是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人纔薈萃、大師雲集，學術聲望在中國如日中天。那個時代，許多先生都熬過了文革，終於到了老當益壯又煥發青春的時刻，教書育人、著書立說；而在改革開放沐浴中的青年纔俊們，則是人纔輩出、揮斥方遒，捨我其誰。我記得90年代初南開經濟學每年的碩士畢業生已經超過200人，是每年全國最大的經濟學研究生畢業群體。而《何廉回憶錄》裡曾提到，解放前南開培養了全中國近一半的經濟學碩士。不少南開在解放前培養的研究生，飄洋過海，學富五車，最終又再回南開園，報效母校、服務祖國。因此，單從南開老先生們的世界名校教育背景及他們的學識看，稱當時南開園經濟學“大師雲集”一點都不為過。

　　在一大群南開先生中，我有幸接觸比較多的有三位：胡青胡先生，熊性美熊先生，楊敬年楊先生。他們的一言一行都對我的成長產生了極大的影響。20多年過去了，他們的音容笑貌還時時浮現。潤物細無聲，就是這個道理吧。

　　胡先生是我的碩士研究生副導師。他是廣東人，早期北伐時代國民黨高官的“高乾子弟”。文革後期北上人大任教，結果被南開朋友們“截流”在了南開，一停留就是半生。胡先生獨居西南村的34號樓，他的小家是我們師兄弟們聽他高談闊論的最佳場所，先生從蘇東潰敗、休克療法到北美資本主義發展，從經濟周期到技術創新，縱論天下大事，懮國懮民，指點江山。他會常常突然停頓下來，瞪著清澈的眼睛問我們：“哎，怎麼說到這裡啦？”他最喜歡自我介紹的一句話：“鄙人姓胡，胡耀邦的胡，天下最好的姓；鄙人名青，江青的青，天下最糟糕的名。”胡先生酷愛聽古典音樂，他的那套日本山水音響，在90年代絕對是稀罕物件。除了收藏昂貴的音樂碟片以外，胡先生酷愛藏書，他的小小的一居室房子裡從裡到外，從角落到房頂，全是人文科學書籍。由於是廣東人緣故，胡先生非常喜愛美食，但是自己不做飯，所以他幾乎嘗遍了商店裡能夠買到的各種半成品、零食。所以，在畢業後去看他，他最喜歡的兩種禮物：書和食品。

　　熊先生則是我的碩士第一導師。相比較胡先生，他沒有那麼大時間來直接帶我們這些碩士生，因為熊先生帶了好幾個博士生，同時國際研究所所長的管理工作花費他很多時間。熊先生對待同學和老師溫文儒雅，對待工作和研究一絲不苟、細致入微。記得熊先生對研究生的英文學習要求非常高。他面試我們的時候，就是要求我們筆譯“經濟學家”(economist)雜志的文章，這也成了我以後面試學生多年使用的“看家方法”。熊先生非常溫和平靜，即使在討論中有不同意的地方，也從來不會讓別人難堪或下不了臺，比如，一旦他對一個問題用了反問的商量口氣，我們就明白他實際上是不同意了。在同學們中間，熊先生的家宴是非常有名的，師母能夠准備豐盛而精美的西式餐點招待同學們。有時候我在想，錢鍾書先生在《圍城》裡所描述的名教授的家宴，可能就是如此吧！熊先生一生兢兢業業、克勤克儉，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仍在編輯自己的作品。師母在熊先生的告別儀式上痛心地說，先生如果不是在盛夏全神貫注工作，也不會突發狀況，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

　　楊敬年楊先生是中國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我有幸跟著國經系的兄弟“蹭了”老先生一學年的發展經濟學經典閱讀課。很長時間裡，我一直認為中國的發展經濟學大師，只有三位，楊先生和張培剛先生，加上譚崇臺教授。楊先生在他家狹小的書房裡騰出一個桌子平面和幾把椅子供我們上課。他采用的教材都是托友人從美國帶回來的資料，如最新的“世界發展報告”，及邁耶的“發展經濟學”等等。我在畢業多年後，任職世界銀行集團期間，努力收藏了每一年的“世界發展報告”。楊先生給我們授課時，已經81歲，鶴發童顏，精神矍鑠，充滿愛心和好奇心，抿嘴微笑時單純得像個孩子。在授課之餘，楊先生常常聊起他所經歷的庚子賠款、牛津歲月、文革磨難。楊先生在文革期間，打掃廁所、整理圖書，仍然精心翻譯了熊彼特的兩部代表作，“經濟發展理論”以及三卷本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按他的話說：總算沒有浪費全部的時間。楊先生在課間時，還要去隔壁房間照顧一下癱瘓在床十餘年的老伴，每每看到先生的一舉一動，令人淚目，至今難以忘懷。楊先生課餘常和我們討論人性問題，結果在他90歲時，他送給我們每人一本南開出版社出版的他的新作《人性論》，其認真、其執著，直擊人心，令晚輩敬佩不已。楊先生豁達的胸懷和高潔的品格，保佑他高壽到108歲，直到2017年駕鶴歸去。

　　我在南開校園裡，還有幸聆聽過滕維藻滕先生的教誨，他在1962年翻譯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直是我給學生必讀書目的第一名。我還有幸見過谷書堂谷先生、易夢虹易先生、蔣哲時蔣先生，陳蔭枋陳先生，錢榮?錢先生，從美國回來創建交通所的桑恆康桑先生，等等，當然不能忘記創辦南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楊叔進楊先生，他是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鼻祖。

　　南開先生的名單，就是中國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一份中國經濟學大師名錄。那是一個朝氣蓬勃、奮發向上、敢於爭先的時代，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時代，是唯實唯真、學貫中西的時代。南開先生，這是一個影響了我們很多南開經濟學學子們一輩子的令人動容的稱呼。它給我們力量和溫暖，尊嚴和希望。南開先生們的音容笑貌、言談舉止，風骨風范，早已刻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構造出我們世界觀、價值觀最基本的內核。生在中國，生在那個時代，能夠遇到一大群南開先生，學術大師，聆聽他們的教誨，沐浴他們的光澤，豈不是人生成長中的一種莫大的榮幸和機緣？

　　先生，您好！

　　2018年12月25日香港

　　（李耀，經濟學博士。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1991級碩士，師從熊性美先生和胡青先生。現為世界銀行集團國際金融公司亞太區首席投資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