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修與張伯苓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兩位非常重要的教育家，為中國近代教育體系的建立、新式教育的探索實踐，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南開系列學校就是他們留下的珍貴遺產。更難能可貴的是，嚴、張二人為了共同的事業，合作長達30年之久，從1898年冬張伯苓任教嚴氏家塾開始，至1929年春嚴修去世，一路走來，協力合作，可稱中國教育史上的佳話。

然而初看起來，嚴、張是很不相同的兩類人。在年齡上，他們幾乎是兩代人，張伯苓比嚴修小16歲，而與其長子年齡相若。同時，嚴修出身鹽業世家，家境殷實，而張伯苓出生時家道已然中落。他就學水師學堂，與免學費管吃住、每月有津貼關系很大。最重要的是，嚴修舊學深湛，進士出身，是天津有名的嚴翰林。而張伯苓水師學堂畢業生的身份，在當時社會並不被視為正途。他的老師、北洋水師學堂總辦嚴復就因為沒有科舉出身，抱恨不已。也正因此，洋務運動中天津雖已建有講授西學的學堂，但與本地士紳卻很少發生聯系。一個翰林選擇軍校的畢業生當塾師，培養自己的子侄，這在當時絕無僅有。

如此不同的他們，是怎樣相識相知，開創共同事業的呢？

嚴、張初識在1898年戊戌政變後不久。這年初，嚴修剛剛結束了貴州學政之任。督學的3年期間，他對科舉之弊有了深刻的認識，力求變革。他創辦書局，革新書院，鼓勵士子學兼中西、研習時務。特別是在任末，他下定決心上奏折請求改革科舉，開專科考選經世致用的人纔。當時全國維新變法呼聲甚高，嚴修的建議切實可行，獲得清廷采納。經濟特科的開設被梁啟超稱為戊戌新政“最初之起點”。嚴修由此名滿士林。但同時他也獲罪於守舊大臣。他的座師兼上司、大學士徐桐張榜於家門，宣布與他斷絕師生關系。嚴修被迫請長假回家。不久，百日維新正式開啟而又迅速失敗。重掌朝政的慈禧太後下懿旨：“經濟特科易滋流弊，並著即行停罷。”嚴修的苦心設計尚未來得及施行，便即付諸東流。育纔興國的理想遇到挫折，抱負無法施展，他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不禁寫下“世間無所用斯人”的詩句。此時的他只得將精力轉回“修身齊家”。

長期以來有種模糊的說法，認為聘請張伯苓是嚴氏家塾的開端，其實並不准確。嚴家一直以來注重子女教育，僅以嚴修在家設館、聘師教子而言，是始於他進京任翰林編修的轉年(1887年)。嚴修對塾師的選擇是有自己考慮的，曾任教嚴館的陳奉周、陶仲明都是天津士人中較早講求“西學”者，嚴修自己常與他們研討切磋。使黔期間，嚴修把家眷留在北京，並囑陶氏進行算學教育。

此時嚴修已經認識到想要經世致用，就必須學習西學。他曾告誡貴州學子：“經濟之學，中西並受，中其十一，而西十九。”同時，面對國勢日危他意識到，“時事至此，所謂顯者若彼，猶復汲汲於科舉之學，以希名位，將何為哉？”他反復對子侄表示，科舉得中與否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學以致用。為此，他專門從貴州寫信給京、津兩地，希望自家和兄長家都應酌減漢文課程，而增學英文，以便直接從西方書籍中學習知識。

1898年嚴修離職回津，便將京津兩館合並。由於原聘英文教師去海軍就職，教席出現了空缺。親友向嚴修推薦了一位名叫許子政的老師，不過許氏因為有了其他工作無法就任，轉又推薦了自己的內弟張伯苓。正是這個因緣巧合成就了嚴、張相識。

張伯苓原為北洋水師學堂學生。甲午海戰，水師全軍覆沒，親歷慘敗的張伯苓含淚飲恨。1898年他在軍艦見習，又親眼目睹列強瓜分中國，威海衛兩日內國幟三易，再一次深受刺激，決心離開海軍。此時的嚴修與張伯苓，都剛剛去職還家，處於失意之中。他們一個為顢頇守舊的當權者所困，一個受耀武揚威的侵略者所辱，兩人都懷有一腔報國之志，卻一時無處施展，且又都不願服輸。

在嚴館的教學，讓初出茅廬的張伯苓一下子便得到了實踐育纔理想的機會，也讓嚴修對這位青年纔俊肅然起敬。原本聘請張伯苓只是來教英文，但嚴修很快便發現張伯苓的纔能不止於此。

張伯苓到館不久，一次與嚴修談話中說起自己在海軍的經歷。他說有一回與同僚打賭，目測海上一座山與艦船間的距離，有人說是八裡，有人說是十裡。張伯苓講述了他們的驗證方法：“姑前行視歷若乾時，船與山得四十五度角，再以速率算之，則得裡數矣。”嚴修聽後感嘆這真是“頗悟算理”。幾天後，張伯苓就在嚴館開始教授算學了。

原來嚴修從20歲左右便開始學習算學，一有機會就與友人切磋研習，但一直存有一些疑難問題沒能解決。結識張伯苓後，與之探討，讓嚴修感到豁然貫通。這是因為，此前的友人們雖然熱愛數學，但都是依照書本自學摸索。而張伯苓卻在水師學堂接受過西方近代科學的專業教育，且成績優秀。張伯苓不僅明於西學，而且諳於教法，深入淺出，靈活生動，常常結合生活實際，加以引導。這樣生動的教學方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體操是張伯苓在嚴館教授的另一門課。嚴館重視體育，也是有來由的，嚴修在貴州時，屢屢寫信給兒子們，敦促鍛煉身體，並現身說法，“吾近身體頗健，惟遇繁劇時精神仍苦不足，由平日未常操練之故，故吾願汝輩及時操練也”。不過那時嚴氏子弟的體操練習也屬對圖自學。而張伯苓恰恰在軍校受過專業操練，他將上水師學堂時做體操用的啞鈴和棍棒，畫出圖樣，讓木匠定做了，給學生們練習。他還同學生們在一起游戲，教給他們各種操練和室外運動。嚴修也常常觀看甚至參與他們的活動。

張伯苓在嚴館教學中充分展現了自己的新學纔能與教學組織能力，這讓嚴修對他刮目相看。雖然張伯苓沒有士紳那樣典雅的談吐，在對傳統文化的認識上也不免和士大夫有些許隔閡，但嚴修認定他是辦新學難得的人纔，並從此合作終生。

嚴修與張伯苓一個是最後一代士大夫中的開明者，一個是最早一批受新學教育的知識人，他們的合作在當時頗具象征意義。中國士大夫雖有救國之志，但限於自身知識結構，必須依靠新知識人纔能推動革故立新的事業。新知識人要在當時做一番事業，也必須得到士紳的支持，纔能獲得社會的認可。而他們的思想中，家國天下的擔當精神又是一脈相承的。在嚴修、張伯苓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天津形成一個辦學高潮，開創了近代地方辦學的“天津模式”“直隸模式”。嚴氏家塾也逐漸發展為自成體系的南開系列學校，成為中國教育史上一座不朽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