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歷史上的三次海歸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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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北方網 作者:梁吉生 編輯:靳永鋒 2019-10-11 16:22:04

內容提要:縱觀南開發展的歷程,曾經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引進海外留學優秀人纔。因此,使學校出現了三次較大的發展。

縱觀南開發展的歷程,曾經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引進海外留學優秀人纔。因此,使學校出現了三次較大的發展。

第一次集中引進海外留學優秀人纔是在南開大學初創的時候,即從1919年南開大學成立到20年代中期。還在嚴修、張伯苓籌劃建校時,就設定了宏大的目標,把南開大學建成世界一流的私立大學,“能與英國之牛津、劍橋,美國之哈佛、耶魯並駕齊驅,東西稱盛”。為此,他們遠渡重洋去美國考察大學制度、研究教育理論。其間張伯苓以南開學校校長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中國留學生會主席的身份,嚴修以其學部聲名和社會威望,廣泛聯系在美的中國留學生,前後約聘一批青年學者來南開執教。這些人包括凌冰、梅光迪、司徒如坤、姜立夫、餘文燦、邱宗岳、饒毓泰、鍾心暄、薛桂倫、司徒月蘭、徐謨、李濟、竺可楨、楊石先、蔣廷黼、李繼侗、張克忠、張平群、劉崇?、黃鈺生、張希陸、張洪沅、陳禮、樓光來、段茂瀾、蕭叔玉、蕭公權、何廉、方顯庭等。到20年代末,全校教師中近80%是從美國留學歸來,其中獲碩士、博士學位的就有28人。這些海外歸來的青年學者,雄姿英發,揮斥方遒,學術思想活躍,使南開的學術水平直接與國際接軌。起初,外國人不知道南開的教育水平,有一次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派人來校考察,點名要聽一次化學課。化學系主任邱宗岳教授走上講臺,這位先後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芝加哥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及克拉克大學攻讀化學的博士,把美國現代化學的最新成就深入淺出地向學生娓娓道來,使聽課的美國學者驚贊不已,連說:在美國大學也難聽到這麼高水平的講課。後來洛克菲勒基金會捐款資助南開修建思源堂。於是,南開就有了“邱先生一堂課換來一座樓”之說。

第一次引進海外留學優秀人纔,使我校化學、物理、數學、經濟等學科確立了在國內大學的優勢地位,培養了申又棖、吳大猷、陳省身、吳大業、吳大任、殷宏章、孫本旺、李銳等一批優秀人纔,為南開大學早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鍛造了後來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合組西南聯合大學的學術資格和師資條件。

第二次較多地引進海外留學優秀人纔是上個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還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我校就開始規劃復員後的發展。張伯苓和學校各方面負責人一致認為,復校工作人纔第一,“在重要上第一,緩急上亦第一”。大學,是學者為學問而聚集之所。學者之聚集,就像磁石引鐵屑,學者吸引學者,教師吸引學生,互相吸引,相得益彰。而吸引學生的最大力量是好教授,一個科系僅一二個好教授,其磁力仍小。因此,不設一科系則已,既設科系,則其教師“纔必上選,數必充實”。同時強調,延攬人纔不能只論學不論人,重天纔而忽略功夫,要學行並茂,資質與學力兼長者,始能入選。尤要注意吸收海外青年學者。鑒於抗戰時期學術上的封閉,學校提出“理工人纔無妨多求之於現在國外之青年學者”。為此,張伯苓指示正在美國講學的楊石先、姜立夫,“如有優良人纔即乞負責接洽,全權辦理”,“凡兩先生所同意者,苓必同意也”。就這樣,高振衡、蕭采瑜、綦秀惠、姚玉林、鮑家善、張建候、王德輝、汪德熙等理工學者先後從美國歸來。美國斯坦福大學研究院歷史學碩士楊生茂、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楊敬年也接踵加盟南開。新中國成立後,學校繼續延攬人纔。1950年聘程京、劉毅然等人。當時還擬聘從美國歸來的鄧稼先,1950年10月7日,校務委員會第32次會議決議“聘請鄧稼先為物理系副教授”。那時楊石先副校長等求纔若渴,1951年1月,聽說物理學者虞福春等人先後由美國回國經香港到廣州,學校立即致函廣州軍管會文教部和廣東省文教廳,代請轉致聘書和公函。在法國留學的嚴志達擬於1952年6月回國,學校立即聘他任數學系教授,並約定9月1日到校授課。但嚴先生經濟困難,旅費無著,學校立即借給250萬元(人民幣舊幣)並將其工資由6月份起支給。後來為照顧其家庭生活,又通過中央人事部將他的愛人從北京出版總署調來南開。1953年1月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文學碩士的查良錚偕獲得生物博士的夫人周與良回到祖國。學校立即呈請高教部准予查、周夫婦來南開任教,學校還致函他們,歡迎前來“共同為祖國建設事業而奮斗”。此後,更有何炳林、陳榮悌、陳茹玉、陳天池、王積濤等克服種種困難和阻力,回到南開執教。

這一批海外留學生人纔成為我校師資隊伍的有生力量,在教學、科研工作中發揮了骨乾作用,其中有5人先後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這一批學者雖然都曾受到文革的衝擊,但不改愛國、愛南開的癡情,直到改革開放時期仍然以其智慧之泉,汩汩澆灌青年學者的心田。

第三次引進海外留學優秀人纔是改革開放以來,大體上從80年代後期直到整個90年代。從1992年至2001年共引進84人,其中博士、博士後76人。進入新世紀,引進工作更趨活躍。

與前兩次相比,第三次引進海外人纔有很大不同,有許多新特點。第一次是在政局動蕩的舊中國一個規模很小的私立大學框架內進行的;第二次是在外有西方國家對我國的封鎖,內有計劃經濟體制的制約條件下進行的;而第三次則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確立,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經濟、科技發展國際化的條件下進行的。引進的政策環境更加寬松,引進的方式更加靈活多樣,學校自主決策權利更大。因此,引進的觀念和導向更加清明,引進的力度和幅度也更大,引進的實際效果也更顯著。現在有不少人已經嶄露頭角,成為學科帶頭人,或者走上院校領導崗位,為提高我校學科水平,開拓新興學科領域,引進新教材及新的教學方法,日益發揮重要作用;並正在成為我校與國際交往的紐帶,形成能與國際學術界進行對話的新一代學術群體。隨著服務管理機制的進一步完善,他們必將為建設國內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學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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