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要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也是黨的中央文件首次將分配方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所有制形式並列，共同表述為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會議《決定》的第六部分指出，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四中全會《決定》對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這一新論斷、新概括也是我們黨的一次重大理論創新，對於全黨全國人民更加堅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加成熟、更加穩固的制度支橕。

按照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制度的學說，經濟制度是生產關系的總和。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所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由三個方面構成：生產資料歸誰所有；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產品如何分配。這其中，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是最基本的、決定性的方面，是生產關系的基礎，也是由社會生產組織方式、社會生產的交換方式、社會生產成果的分配方式等內容來綜合體現的動態過程。這實際上表明了經濟制度不僅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還包括社會生產成果的分配方式，以及如何體現經濟社會發展不可回避的對公平與效率要求的合適的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和交換方式等問題，也就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系問題。

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制度的原理與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具體現實相結合，一直努力探索著適合中國國情的基本經濟制度，在理論層面也一直進行著思考。由於在一個經濟基礎極為孱弱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既沒有經驗，也沒有物質基礎，因此在確立什麼樣的適合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上曾經走過一段彎路。

改革開放後，我們黨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提出，要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改革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充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此後，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不斷予以深化。黨的十四大明確我們要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指出，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黨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這不僅保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運轉，而且推動了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從黨的十六大到十九大，我們一直強調要堅持和完善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的表述。

十九屆四中全會站在歷史的交匯點和我國經濟社會向更高質量發展、我國社會制度趨向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關鍵時期，特別是黨的十九大鮮明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歷史性變革，要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我們黨充分認識到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的歷史現實。

在這個時期，我們仍然要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就是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最大程度地調動社會生產力和社會活力。因此，在堅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大力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的同時，把社會生產成果的分配方式上昇到基本經濟制度層面。

這就是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堅持多勞多得，著重保護勞動所得，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並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傳統生產要素和新生的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

這既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體現社會公平正義，讓改革發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又能順應現代社會經濟的發展變革，通過更加合理更加科學的收入分配制度設計，可以最大程度地調動各種要素所有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讓更多的社會主體積極主動投身到國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

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而建設現代化強國，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確方向的軌跡上，又必須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必須以更加明確的制度保障，理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和關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因此，《決定》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昇為基本經濟制度，就鮮明地昭示，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不僅可以有效結合，更是為了堅實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和社會活力的最有效的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和交換方式，讓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實現良性互動。

所以說，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和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成為“三位一體”的有機結合，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們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是我們黨的又一次重大的理論創新，其必將推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進一步鞏固和完善，必將有力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艘航船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