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是一場嚴峻考驗，但在考驗面前，中國人民表現出來的道德素養、團結意識和奉獻精神，充分彰顯了中華民族所固有的優秀人文精神，中國人民的偉大再一次被書寫。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武漢時所指出的那樣，“在這次抗擊疫情斗爭中，武漢人民展現出了不怕犧牲的精神、勇於擔當的精神、顧全大局的精神，還有甘於奉獻的精神。這些精神都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體現。”也正是有了武漢人民、湖北人民和全國人民的這種優秀的人文精神，我們纔通過了這次抗“疫”大考。應該說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黨始終堅定踐行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堅定人民群眾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性力量，黨的十八大以來，更是把“以人民為中心”作為謀劃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依據。事實證明，只要把群眾、把人民都團結、動員起來了，就沒有戰勝不了的困難。這次抗擊疫情的歷程再次檢驗了這一真理。
（一）“國家至上”的道德素養
在大事大非和大災大難面前，中國人民一直堅守著“人民至上”、“國家至上”的道德操守，有國纔有家的文化認知已深深浸透到了每個人的血液中，國家和民族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如果這個生命共同體受到了損害，那個體也肯定難以生存。所以，當面臨疫情威脅時，每個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服從國家大局的安排。如今年1月25日，以天津港作為母港的“歌詩達賽琳娜”游輪，本來安排有3700人登船外出旅游，其中約120人來自湖北，如果游輪繼續航行，相當於人為制造了一個便於病毒傳播的密閉艙，造成的危害將是致命的。為此，這3700名游客全然聽從國家安排，不計個人利益損失，對取消旅行給予了全力支持與配合。
這種情況如果是在奉行“個人主義”的西方國家應該很難做到。中國能做到的原因，除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的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外，中國人民奉行的“國家至上”的道德素養認知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正如英國著名哲學家休謨所說，“關於道德的每一個判斷都與社會的安寧利害相關。”因為中國人民意識到，國是千萬個家的集合,是無數個體的放大,在國家面臨苦難時，決不是強調個人利益的時候，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是一體的，國家利益有了保障，自身的利益也纔有了支橕。中國的傳統文化一直強調，“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乾”，這種浸入內骨子的文化造就了中國人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因為國家、民族、個人、文化這四個要素構成了一個相關系統，而在這一系統中，國家、民族和個人又是通過共同的文化結合在一起的，沒有國哪有家，國家命運是個人夢想生長的土壤，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造就了中國人民的道德素養，而這種道德素養在關鍵時刻又在給國家和民族的反哺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二）“守望相助”的團結意識
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傳承五千餘年，就在於有一種“守望相助”的團結意識、“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助人精神。一個人的力量是弱小的，但團結起來的力量則無比強大。面對疫情，中國人民清楚地意識到，沒有一個人能作壁上觀，只有同舟共濟，緊密團結，纔能戰勝疫情。正是基於這種認知，無數志願者齊心協力走上一線——社區值守、路口協查，物資運輸……用實際行動來共抗疫情，共築防線，守護家園。
“守望相助”思想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其展現的是一種大局意識、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當湖北疫情爆發後，全國人民義無反顧、萬眾一心，全力支援湖北的抗疫，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和部署下，全國共組織了344支醫療隊、42322名醫務人員馳援湖北，天津市除派出醫療隊、提供醫療物資外，還做出了“天津有，湖北就有，恩施就有，武漢就有”“湖北缺少什麼，只要天津有，全部供應”的部署，湖北恩施的一位市民曾用“麻花大哥和土豆兄弟共坐街頭一聚”來表達彼此的手足之情和團結共戰病疫的情懷。全國其它省市也紛紛援助物資共抗疫情。無論是山東的蔬菜、黑龍江的大米，還是內蒙古的牛奶、廣西的水果，都先後多批次運抵湖北。這些事實無不彰顯了“全國一家親”的中華民族大團結的文化理念。
中華民族的“守望相助”是一種團結理念，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文化支橕，既是人與人之間相處的一種法則，同時也是國與國之間的相處法則，尤其在非常時期，這一法則就非常重要。因為人類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只有彼此守望，纔能保障生活幸福安康。所以當面對疫情在全球多地爆發的時候，中國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抗“疫”經驗與之分享，並派遣專家、提供醫療物資支援有關國家抗擊疫情。
時至今日，中國人民之所以能夠空前團結面對這場沒有硝煙的戰斗，就在於文化血脈中所傳承的那種眾志成城、守望相助的精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的：“廣大人民群眾眾志成城、守望相助，特別是武漢人民和湖北人民識大體顧大局、自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展現了堅忍不拔的頑強斗志。”而也正是靠全國人民的這種萬眾一心的團結，我們的抗“疫”之戰纔迎來了勝利的曙光。
（三）“公而無我”的奉獻精神
中華民族歷來尊崇“大公無私”，追求“公而無我”。這種精神、境界在此次疫情面前，再次得到了昇華。我們可以看到，為了抗擊疫情，多少人選擇了“逆行”，他們是拿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去“賭博”。作為一種新型病毒，人們對其了解甚少。但這些人依然奔赴湖北，無論是白衣天使，還是物資運輸，亦或醫院建設，這些人都是以“公而無我”的奉獻精神踏上了“逆行”之路，他們奉獻的是自己的體力、智慧，有的甚至是生命。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我將無我，不負人民”，強調的就是一種奉獻精神。奉獻精神是無形的，其形成植根於中華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而“無我”與“有我”歷來也是中國思維體系和社會文化構建的重要元素，“無我”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始終推崇的理念，在今天的“抗疫”面前得到了“有我”的實踐檢驗。“為公德乃大”，做“無我”的奉獻是一種“大德”，中國人很重視“德”，尤其是“大德”，為了社會、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無我”的奉獻是一種至上的榮譽，天津濱海新區應急管理局局長單玉厚就是“公而無我”，面對抗疫和復工復產，他用中國共產黨人的“無我”奉獻做到了“有我”建功，“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這就是一種高尚的道德節操和奉獻情懷。中央指導組專家組成員張伯禮教授從大年初三就來到武漢，一直戰斗在抗疫最前沿，在摘除膽囊後的第三天就投入工作，用他的話說，“肝膽相照，我把膽留在了武漢。”話雖然風趣，但讓人感到的是中國醫生的那種“忘我之為”的境界與精神。
“春來擬約蕭閑伴，重上天臺看海濤。”正是千百年來這些具有“公而無我”精神的中流砥柱的存在，中華民族纔能一次次戰勝困難，纔能一次次實現了“鳳凰涅槃”式的重生。
（作者系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秘書長、天津社科院基地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