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防控難度最大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如今，我國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生產生活秩序加快恢復的態勢不斷鞏固和拓展。在取得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這次疫情暴露出我國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還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因此必須進行總結，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進而提高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公共衛生治理旨在捍衛人類健康，重點是防范和應對各種潛在的、嚴重危害民眾健康或具有強毀傷力的公共衛生威脅，如傳染病、空氣污染和核生化事件等。這不僅要求我們在國內疫情防控形勢利好的情況下繼續堅持謹慎對待、科學防控，預防可能出現的疫情反復；更要深刻反思公共衛生治理的短板、瓶頸和痛點在哪裡，進而有序推進公共衛生治理現代化的進程，整體提昇我國公共衛生治理能力。在公共衛生組織機構、體制機制的完善過程中，我們應遵循公共衛生服務的特殊性和規律性，避免各種可能的認識誤區，同時也要借鑒國外的經驗教訓。

上海加緊生產口罩助力抗疫。新華社發

1.找准短板在哪 

痛未定，亦應思痛。作為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不確定性和強破壞性，我們必須建立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治理體系。反思此次疫情，筆者認為當前我國公共衛生治理體系的短板主要表現在：

一是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建設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突出。本次疫情初期出現“防控—治療”分離，主要原因在於醫療服務體系與公共衛生體系的分工協作機制不完善、聯通共享環節欠缺。另外，公共衛生和疾病預防控制體系能力建設不充分的問題亦突出，這主要是因為政策制定者和民眾中存在“重治療、輕預防”的誤區，忽視了疾病預防。正是因為經費投入、資源配置、體系建設激勵機制的“重醫輕衛”和不平衡，造成公共衛生與疾病預防控制人纔大量流失，進而導致“醫療”和“衛生”兩大體系之間出現一定的裂痕。

二是醫療服務體系組織不平衡與應急服務提供能力不充分問題並存。一方面，醫療服務體系組織不平衡，分級診療和家庭醫生制度尚在起步階段。另一方面，醫療機構應急服務提供能力不充分。因此，疫情發展過程中醫療機構分區診療、全面隔離確診與疑似病例、有效切斷傳播途徑的舉措顯得力不從心。現有綜合醫院、中醫院感染病區專業設施與能力建設,尚不能在突發大規模傳染病疫情時快速改造成“平戰結合”的感染病房。

武漢社區進出掃碼，加強防控。新華社發

三是分工協作和運行機制不健全。目前，我國公共衛生、醫療服務、基礎研究的分工協作和運行機制不健全，存在“預防—臨床—基礎研究”分離的問題。各級疾控部門、科研單位與醫療機構間信息共享不暢、相互聯動不夠，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出現後，難以形成反應及時、信息透明共享、統一部署、職責分工明確的共同應對機制。

四是藥物器械應急保障體系不充分。總體來看，我國針對傳染病的藥物和疫苗研發體系建設，以及能力建設、資金投入和人纔儲備等方面還較為滯後。

五是醫療保障體系的應然作用的即時性有待發揮。對於此次疫情中的患病人群，以往醫療保障服務的相關條款對其快速就診存在一定限制，這就需要醫療保障部門針對疫情進展及時調整醫保目錄、支付方式等內容。

六是公共衛生法律體系有待完善。我國雖然陸續頒布了《傳染病防治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等法律法規，但法律只規定了什麼情形下構成特別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一級響應的啟動與終止程序，對於二級、三級、四級應急響應的具體適用情形未做明確規定。同時，對個人和公共部門的補償規定並不完善。

杭州城市大腦是為城市生活打造的數字化界面，4月13日，參觀者在杭州城市大腦運營指揮中心了解“數字治疫”的展示內容。新華社發

2.認識需除誤區 

反思我國公共衛生治理體系與治理機制建設，要防止兩個認識誤區。一是關於誰主導的問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是涉及全社會的系統工程，這也就意味著，構建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的全方位抗疫體系是打贏抗擊疫情戰役的根本保證。因此，應避免陷於“公共管理體系主導還是醫療衛生體系主導、公共衛生主導還是臨床治療主導”，或者“中醫主導還是西醫主導”等以單一主體為主導的認識誤區，不論是從學科學術角度，還是行政管理角度，都應堅持問題導向的多主體、多學科、多系統協同治理架構。

二是正確認識評價醫改成果，防止否定醫改。醫療衛生體系是一個極為綜合、復雜的系統，具有明顯的信息不對稱、競爭不完全和外部性，存在著市場失靈的問題，因此，必須依靠政府的乾預，纔能兼顧公平與效率。我國醫改始終堅持“公益性”的價值追求，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比較完整，運行機制逐步完善，能力建設逐漸增強，健康效益日益凸顯。不論是臨床重點專科、縣醫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鄉鎮衛生院的醫療服務能力建設，還是醫共體、醫聯體、對口支援、區域醫療中心、遠程醫學等，都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後應在前期醫改成果基礎上，持續推進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動力和運行機制高效建設問題。另外，貶低或者不能正確認識民營醫療機構的功能和作用，是一種錯誤傾向。民營醫療機構、檢測機構、甚至研發機構是我國醫療衛生體系的有益補充，其健康生存發展利國利民。

3.向衛生健康服務體系轉型昇級  

新醫改以來，我國逐步形成了以公共衛生、基本醫療、醫療保障、藥物保障和綜合監管等五大制度體系為主體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體系。五大制度體系相互協同、密切配合，初步形成了城鄉結合、基層首診、雙向轉診、急慢分治、上下聯動、防治結合、康養銜接、健康促進的接續性健康服務新格局。今後我國應進一步完善公共衛生醫療服務、保障和綜合監管體系，促進傳統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向衛生健康服務體系轉型昇級。具體來看：

一要堅持“健康至上”的科學決策理念。即將於2020年6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將健康理念融入各項政策，堅持預防為主，完善健康促進工作體系，組織實施健康促進的規劃和行動，推進全民健身，建立健康影響評估制度，將公民主要健康指標改善情況納入政府目標責任考核。可見，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控系統將在國家衛生健康體系中發揮“預防為主”的“築基”功能。需要注意的是，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具有突然性、復雜性、破壞性和不可預測性的特點，因而需要科學處理和決策。如消滅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和保護易感人群，是打破傳染病傳播鏈條的關鍵環節，是科學決策、精准施策的關鍵。依此修改完善《傳染病防治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制定《生物安全保障法》等法律法規，很有必要。

二要全面深化公共衛生、疾病防控和醫療服務體系的分工協同，提高衛生應急管理協同治理能力。首先要堅持公共衛生組織體系的“國家責任、公共投資和公立主導”原則，不斷優化公立醫療機構公共服務的“公益價值”產出能力，並強化疾病預防控制體系的頂層設計和功能定位。其次，進一步優化公共衛生醫療資源布局,加強傳染性疾病專科醫院建設,采用“平戰結合”模式,在綜合性醫療機構中設置感染性疾病專科,在有條件的醫療機構全面建設具有符合和達到檢測生物安全相應等級要求的檢測實驗室。再次，運用協同防控與治理的理念明確各級政府部門、疾控部門、醫院、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醫療衛生信息、基礎研究和健康產業等部門在應對公共衛生事件中的功能作用、角色地位，以實現重大公共衛生事件處置各個環節的無縫對接與協同配合，建立集預警、診斷、治療、康復，以及預防控制、健康教育於一體的區域公共衛生醫療中心。最後，建立健全各部門、單位和其他社會主體共同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協同和配套機制，如應急醫療救助機制，分級、分層、分流的傳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機制等。

三要完善構建醫療保障對重大疫情應急響應機制，建立醫保、醫療、疾病控制乃至公共衛生分工協作機制。進一步完善醫療保險制度，調整醫保基金使用重城市和醫療服務的購買，輕基層和健康管理的補償，發揮醫療保險基金戰略性購買的功能與價值。將本次疫情防控出臺的包括預付金、費用結算辦法，加快異地結算、醫保預算總額管理、藥品即時掛網、醫保繳費減半征收、支持互聯網+醫療等轉換成適應應急響應的長效機制。深入研究醫保與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統籌公共衛生經費使用，與財政協同完善公立醫院補償等機制和辦法。要逐步完善公共衛生治理的社會應急組織體系，提昇國家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社會動員、社區治理和產業協同的能力。如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立健全統一的應急物資保障體系和國家儲備體系。

四要遵循國際規則，全面提昇公共衛生風險防范的法律層次和操作性。《國際衛生條例》是目前國際上傳染病防控的唯一規則依據，其主要內涵包括：以人為核心建立健全公共衛生服務；擴大監測各種健康威脅的范圍；發展信息共享網絡，推進全球化防控；明確公共衛生監測標准，落實具體國家責任；堅持公正、客觀、透明的治理原則等。我國在遵循國際規則的同時，也應加快完善公共衛生法律體系。建議在《傳染病防治法》《應急條例》修訂和《生物安全法》立法中，重點增加應對防控新發突發傳染病、生物恐怖襲擊等非傳統公共衛生應急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