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可金

清華大學全球共同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從新冠肺炎疫情發展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疫情首先在東亞地區被報告，以中國聯防聯控機制為代表的疫情治理成效明顯，為國際社會爭取了時間。第二階段，疫情在歐美發達國家蔓延，迄今為止疫情勢頭仍未得到控制。第三階段，疫情向中東、非洲、拉美等地蔓延。疫情造成嚴重的經濟衰退、社會停擺以及治理失效，深刻左右著世界政治經濟的未來。

　　全球化不是逆轉而是調整

　　隨著疫情形勢的日益嚴峻，不少人驚呼世界退回到孤立主義時代，認為全球化將會逆轉，民族主義重新佔據主導地位。其實，這是近年來逆全球化思潮和反建制主義逆流的集中體現，是對當今世界發展趨勢的誤判。

　　全球化是一個客觀趨勢，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全球化是以科學技術進步和世界范圍內的國際分工為基礎的，世界經濟的總規模和人口流動的總趨勢仍然是全球化和城市化，規模擴張是不可逆轉的。根據世界銀行統計，世界GDP總量從1980年11萬億美元增至2018年的85.79萬億美元，國際貿易、對外投資和金融規模一直呈現擴張勢頭。根據《世界移民報告2020》的數據，全世界有2.72億國際移民和7.4億國內移民，目前已有5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50年將達到68%。作為全球化的節點，城市人口增加意味著越來越多的人卷入互聯互通大循環，人口在全球范圍內高頻流動是人類社會互聯互通的大勢所趨。

　　盡管近年來出現了日益強大的逆全球化思潮，全球化也展現出其兩面性和復雜性的特征，歐美一些原本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國家反而出現了逆全球化的思潮，反傾銷、反補貼、反移民等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聲音不絕於耳，各種排外的主張甚囂塵上，但這些現象不過是全球化發展的自我調整，全球化的大趨勢沒有變化，深度全球化依然勢頭不減。疫情衝擊可能在短期內造成暫時的經濟衰退和社會停擺，長期來看仍然是全球化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

　　世界需要深度的治理合作

　　當下的疫情衝擊，是全球化催生的各種全球性問題的集中釋放。二戰以後，整個世界以聯合國體系為核心的國際政治秩序和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核心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依然穩固，全球治理水平進一步提高。疫情衝擊僅僅是短期內造成了國際治理體系的困難，推動治理協作仍然是各國人民的共同呼聲。

　　然而，這一國際秩序更多反映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和要求，西方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弊端也日益凸顯。西方主導的全球化主要是經濟全球化，更多反映資本的利益和要求，在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其他領域缺乏相應的全球治理保障。總體來看，經濟全球化一條腿長，全球治理一條腿短，疫情凸顯了治理赤字，即便是最強大的歐美發達國家，由於缺乏全球治理的深度改革，也無法有效應對疫情。世界經濟要想實現更好發展，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必須相應發展。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疫情衝擊引發的不是全球化的倒退，而是全球化的自我調整，聚焦“治理赤字”，實現治理昇級。整個世界不僅要合作，而且要進行深度的治理合作，而非僅僅是經濟合作。

　　其實，關於治理赤字的討論來自所謂“金德爾伯格陷阱論”。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查爾斯·金德爾伯格在《1929—1939年世界經濟蕭條》一書中認為，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的根本原因在於國際公共產品的缺失，於是一些學者便將“金德爾伯格陷阱”界定為在全球權力轉移過程中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缺失問題。當今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日益突出，南北差距擴大和貧富分化懸殊嚴重，以及衍生出來的飢餓、疾病、難民、社會衝突等國際公共事務難題困擾著世界各國。全球性挑戰的日益凸顯，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思潮的抬頭，令全球治理體系面臨日益嚴重的危機。

　　變革方向：公平正義，公正合理

　　日益嚴重的治理赤字，要求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向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這種治理挑戰不僅需要利益觀的調整，更需要價值觀的調整。因此，治理全球化的核心邏輯既不是零和博弈，也不僅僅是合作共贏，而是推動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強調公平正義，是中國對國際關系法則的突出貢獻。2013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訪問非洲期間，首次提出真實親誠對非政策理念和正確義利觀。他在紀念中非合作論壇成立10周年研討會上強調，“要講感情，講危難之中見真情”。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人類公共威脅，國際社會應該攜手抗疫、共克時艱、守望相助、義利相兼，共同呵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因此，堅持義利並舉、義重於利，是一種強調國際公平正義基礎上的正確義利觀，為全球治理變革指明了前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