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年初暴發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與社會生活帶來多方面的重大影響。隨著國內疫情的緩解與武漢市的解封，我國在取得疫情防控階段性勝利之後，國家的工作重點將逐步轉移到恢復經濟建設的軌道上。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省考察時強調，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仍需堅持新發展理念，為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而努力奮進。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現並造成擴大蔓延之勢自身存在著多方面的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人類對於大自然敬畏的缺失，過度開發所導致的生物多樣性減損與生態環境的退化，都在潛移默化地反作用於人類社會自身。長期來看，這場危機也將警示政府與社會公眾進一步提高公共健康認知，通過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生態環境來保障人類社會自身安危。氣候變暖作為可能誘發病毒傳播的因素之一，在經濟建設中堅持綠色低碳發展，協同推進應對氣候變化與公共健康保護工作具有現實必要性。

一、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影響公共健康的重要因素

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出，氣候變化作為當前全球最大的環境問題，業已成為導致傳染病傳播的重要誘因之一。首先，氣候變暖會加速病原體繁殖變異，加快疾病傳播。生物學家研究表明，病原體的進化包括自然變異、與其他病原體基因交流等，這一過程主要取決於病原體繁殖的世代數和每一代的繁殖時間，而溫度的上昇可以直接影響許多病原體的繁殖率，進而提高變異速率。其次，氣候變化會進一步改變傳染病的傳播模式，擴大傳播范圍。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報告指出，全球氣候變暖導致氣候熱帶和溫帶北移，進而帶來動植物地理分布格局發生改變。原先熱帶和溫帶所存在的傳染病及寄生蟲病也隨著傳播媒介的遷移而擴散。近期一個鮮明的例證就是澳洲爆發的嚴重山火，導致了叢林中的蝙蝠等動物向人類社區的大規模遷徙，而蝙蝠正是冠狀病毒等多種病原體的重要宿主。最後，氣候變化會加劇社區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的惡化，增強了人類社會和生態系統的脆弱性，給傳染病診治和預防帶來負面影響。環境的惡化所導致的水資源短缺、衛生條件惡化導致人類更大程度面臨暴露風險，並給疾病診治造成巨大阻礙，自然災害帶來的難民潮又會給傳染病蔓延創造條件。種種現象均表明，氣候變化與傳染病傳播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二、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有利於公共健康保護

氣候變化是由於1750年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無節制排放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而帶來的環境問題，其表現形式是大氣環境系統損害而導致的全球不可逆轉的單向昇溫趨勢。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舉措，減緩這一昇溫過程的速度，同時積極適應昇溫後的自然環境則是重要的雙軌解決之道。

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一級，適應氣候變化工作涵蓋了防治乾旱、保障糧食安全、綜合利用水資源、完善海岸帶保護、應對極端天氣、保護生物多樣性等多方面內容，其中最為重要、最為直接的一項內容就是保護公共健康。正如前文所述，氣候變化所導致的病毒變異、傳播范圍擴大和生態環境惡化的疊加效應，讓我們不得不將公共健康保護納入到直接的適應氣候變化進程中。根據國際自然保護同盟（IUCN）的最新建議，各國在《巴黎協定》項下所提交的國家自主貢獻（NDCs）中應考慮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Nbs），將自然保育和環境恢復作為增強應對氣候變化能力的重要手段，進而帶來促進公共健康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協同效果。

我國在這方面已經進行了一系列工作。在國務院出臺的《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2014-2020）》中提出，要提高人群健康領域適應能力來適應氣候變化，具體要完善氣候變化脆弱地區公共醫療衛生設施、健全氣候變化相關疾病的防控，特別是相關傳染性和突發性疾病流行特點、規律和適應策略及技術研究，加強對氣候變化條件下媒介傳播疾病的監測與防控。文件中特別強調了與氣候變化相關衛生資源投入的重要性，以此達到改善人居環境、提高人群適應氣候變化能力的目標。由多部委聯合發布的我國首部《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也將公共健康列為適應氣候變化的重點任務之一，提出要加強疾病防控體系、健康教育體系和衛生監督執法體系建設，提高公共衛生服務能力。由此可見，公共健康保護業已成為我國適應氣候變化工作開展所重點關注的內容。

作為應對氣候變化進程的另一面，減緩氣候變化無疑可以間接促進公共健康保護。一方面，減緩昇溫速度無疑可以留給我們更多時間，進行包括公共健康保護在內的適應工作的開展。但是，目前按照各國基於《巴黎協定》第一階段的減排承諾來看，全球氣溫昇幅在本世紀末仍然非常有可能達到甚至超過3.2攝氏度，屆時溫度昇高將對社會經濟發展和公共健康產生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各個國家仍有必要強化各自第二階段國家自主貢獻所承諾的減排行動，來努力實現2攝氏度的溫控目標。另一方面，減緩氣候變化過程可以通過碳稅、碳排放權交易以及各類氣候融資手段，向適應氣候變化特別是支持人群健康的領域籌集資金。開展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極大的資金投入，由於其經濟回報的不確定性和長期性，對國家財政支出等公共資金具有很高的依賴性。在國民經濟向低碳經濟轉型過程中，適當的宏觀經濟調控和市場引導，則可以形成低碳發展收益對於公共健康領域建設的重要助力。

三、協同推進應對氣候變化與公共健康保護的建議

第一、頂層設計實現兩大發展戰略的融合

應對氣候變化與公共健康保護具有重要的協同效果。《“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將推進公共健康建設作為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國家戰略的一部分，同時也將其作為積極參與全球健康治理、履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國際承諾的重大舉措。積極應對氣候變化作為2030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重要內容，同樣可以形成公共健康保護工作的重要推手。

隨著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現，環境問題的健康轉向特別值得我們關注。在未來應對氣候變化規劃的制定中，從短期來看，我國應加強公共疾病預防和健康保護在適應氣候變化工作中的比重，進一步強化對氣候變化可能導致傳染性和突發性疾病的科學研究，監測和防控氣候變化條件下的媒介傳播疾病，同時建立應對氣候變化與公共健康協同專項基金作為支持。從長期來看，加大減排力度，遏制環境惡化，乃是減緩病毒變異和傳播，降低人群感染傳染性疾病概率的終極路徑。在規劃中應引入低碳轉型與公共健康保護的關聯性內容，加大對氣候減緩活動的公共引導，可以考慮開拓低碳轉型過程中的稅收和其他資金渠道，作為協同專項基金的資金來源。

第二、立法跟進解決協同推進中的瓶頸問題

穩定性與可預見性是法律不同於政策的重要優勢所在。在我國環境法體系中，保障公眾健康被寫入我國2014年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的二元立法目的當中，同時該法第39條 “環境與健康”條款也明確將國家環境與健康監測、調查和風險評估，環境與公眾健康影響研究激勵，環境污染有關疾病預防控制等內容進行了概括性規定。但是，相關配套的實施細則，抑或專門化立法始終處於需要不斷完善的階段。在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擴散，環境變化所帶來的人民生命健康利益關切尤為凸顯的背景下，立法跟進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回應步驟。適時出臺一部專門的《環境與健康法》，引入環境與健康風險評估、環境相關疾病防控預警、重點人群保護制度的同時，將應對氣候變化與公共健康保護的協同機制納入法治化軌道，是我國生態文明法治建設進程中值得考慮的重要課題。

第三、保護公共健康推動國際氣候責任劃分

從國際層面看，發達國家早期的工業化發展和過量排放，對當下的氣候變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氣候變化所導致的公共健康問題卻無時無刻不困擾著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應對公共健康危機無疑又給這些國家帶來了更加沈重的負擔。發達國家理應根據國際氣候法已有規則，履行對發展中國家開展包括公共健康保護在內的一系列適應氣候變化行動的支助義務。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傳染病疫情受災國，在國際氣候談判中更應強調適應氣候變化，尤其是公共健康保護，在應對氣候變化進程中的重要性，在未來提交的第二階段國家自主貢獻中突出適應氣候變化的內容。在國際規則談判中提出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強化發達國家給予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相關的公共健康保護資金援助、公共衛生領域技術轉讓和能力建設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作者為天津財經大學法學院經濟法教研部副主任、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