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最近多次強調，在常態化疫情防控前提下，要紮實做好“六穩”工作，全面落實“六保”任務，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對擴大內需又作了具體部署。目前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央提出實施擴大內需戰略，表明政府宏觀調控重點已從供給側轉到了需求側。這種看法其實是一種誤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內需並不矛盾，不能將兩者對立起來。
擴大內需應堅持重點從供給側發力
一國經濟要穩增長，總供求必須保持平衡，這是常識。問題是總供求如何平衡？200多年來經濟學家一直對此有爭議。19世紀初，薩伊提出了供給創造需求原理，說市場經濟不會有普遍生產過剩，供求平衡的重點在“供給側”。然而不幸的是，上世紀30年代西方出現經濟大蕭條，生產普遍過剩，失業率平均達25%以上。在嚴酷的現實面前，薩伊定律不攻自破。
也是時勢造英雄。1936年，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並由此掀起了一場所謂的“凱恩斯革命”。其中有三個重要觀點：總供給與總需求不能自動平衡；普遍失業是由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引起；擴大就業需國家用擴張財政政策重點刺激投資。顯然，凱恩斯供求平衡的重點，從薩伊的“供給側”轉到了“需求側”。
客觀地講，《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為應對大蕭條曾起過一定積極作用，而且一度被奉為西方國家的“國策”。可惜好景不長，到上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卻紛紛陷入了“滯脹”。牆倒眾人推。以弗裡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宣稱：要對“凱恩斯革命”進行“再革命”；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斷言：政府刺激投資對穩定經濟無效；供給學派強調：政府調控經濟應從需求管理重新回到供給管理。
凱恩斯理論失靈，一個重要原因是僅僅關注總量平衡而忽視了結構平衡。事實上，供求平衡同時也要求結構平衡。這一點馬克思曾經在《資本論》中做過分析。在分析社會總資本再生產時，他將社會再生產分為生產資料再生產與消費資料再生產兩大部類，明確提出要實現“價值補償”與“實物補償”兩個平衡。其中“價值補償”是總量平衡；“實物補償”則是結構平衡。
馬克思還分析指出，總量平衡並不能保證結構平衡，而結構失衡必然導致總量失衡，所以他認為供求平衡的重點是在供給側。在他看來，供給本身就是對具有一定價值的一定產品的需求。近年來，中央立足於我國改革發展實踐，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要用改革的辦法從供給側調結構，並通過不斷改進和提昇供給擴大內需。
中外大量事實表明，改進和提昇供給不僅可以更好滿足需求，而且可以引導需求、創造需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時代，社會化大生產的突出特點，就是供給側一旦實現了成功的顛覆性創新，市場就會以波瀾壯闊的交易生成進行回應。”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供給與需求相輔相成，改進和提昇供給也是擴內需。那麼，怎樣從供給側擴內需？總體講應堅持以下三大原則：
其一，用消費需求帶動投資需求。當年凱恩斯主張重點擴投資需求，理由是投資有“乘數效應”。可就在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的1936年，哈羅德出版了《商業周期》一書，證明消費對投資也有放大效應。這樣說來，重點擴投資的理由並不成立。事實上，從需求鏈看，投資只是中間需求，消費纔是最終需求，如果消費不足，擴投資無異於飲鴆止渴，反而會加劇過剩。歐美國家的“滯脹”是前車之鑒，所以我們要堅持用消費牽引投資，避免重蹈覆轍。
其二，用下游投資帶動上游投資。一方面，投資要以消費為牽引，另一方面，擴投資也要有主次之分。今天產業分工十分發達，但不論分工有多發達，皆可將產業分為上游產業與下游產業。比如，采礦業是鋼鐵業的上游產業，鋼鐵業則是采礦業的下游產業；鋼鐵業是制造業的上游產業，制造業則是鋼鐵業的下游產業。而產業鏈的最終端，是消費品產業。由此推，擴投資的重點就應該是在消費品產業。因為產業鏈條越長，投資乘數越高。在整個產業鏈中消費品產業處於最末端，對投資的帶動作用當然最大。
其三，用進口帶動出口。早在200年前李嘉圖就論證過，各個國家按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通過對外貿易可以實現共贏，但前提是貿易要自由。可目前的局面是，西方貿易壁壘森嚴，特別是受這次疫情的影響，貿易摩擦有可能會昇級。要打破這個僵局，可考慮用進口帶動出口。一般來說，一個國家出口，目的是帶動進口，若不進口，則代表著對國際分工收益的放棄。這樣看，我們應實施積極進口政策。當前全球資源產品價格大幅下跌，擴大進口無疑可降低國內生產成本，提昇出口競爭力。
提振消費的內在機理與政策安排
根據上述分析，從供給側擴內需要堅持用消費帶動投資，那麼消費靠什麼帶動呢？從亞當·斯密到馬歇爾，經濟學家大多認為消費是收入的函數，即消費要由收入決定。說消費由收入決定應該沒錯，現實中這方面的例子舉不勝舉：沿海地區居民收入高過西部居民收入，前者消費明顯高於後者的消費；今天人們收入高於改革開放前，而消費水平也普遍高於改革開放前。
可是馬歇爾之後，經濟學家的看法有了改變。美國經濟學家費雪1930年出版《利息理論》，開篇就說“收入是一連串的事件”。何為“一連串事件”？他解釋是指一連串消費活動。比如某人擁有10萬元，若用7萬元購買了消費品，這7萬元便是他的收入；餘下3萬元，是他的資產（如儲蓄、股票等）。顯然，費雪將收入分成了廣義與狹義兩種：狹義收入等於消費；廣義收入則大於消費。
另一位學者是凱恩斯。凱恩斯雖也認同消費函數，但他認為消費不會隨收入同比例增長。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為了論證一個國家為何出現消費不足，他提出了所謂“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意思是：隨著人們收入增加，消費也增加，但消費增加卻趕不上收入增加，這樣消費在收入中的比重（消費傾向）會下降。
在消費信貸產生之前，凱恩斯的分析也是成立的。可到了上世紀50年代後，消費信貸在歐美悄然興起，於是“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受到了挑戰。比如，有人本來用自己的錢買不起房，可有了消費信貸後，便可通過銀行貸款購買住房。人類進入21世紀，消費信貸風靡全球，這就意味著人們的消費已不完全受收入約束，它可以超過自己的收入。
果真如此麼？對此有兩位經濟學家用自己的“假說”作了否定的回答。一是莫迪利亞尼的“生命周期假說”。此假說指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消費與收入會有不同的安排：年輕時消費會大於收入，有負債；中年時收入會大於消費，有儲蓄；老年時，消費會大於收入，用儲蓄彌補缺口。前後算總賬，一個人一生的消費，最終仍取決於他一生的收入。這樣看，消費並未超過收入。
二是弗裡德曼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說”，此假說認為，人的收入分為現期收入與持久收入，而決定消費的是持久收入（三年以上相對固定的收入）而非現期收入。一個人現期收入不高若持久收入高，他完全可以通過消費信貸來擴大自己的消費。
以上兩個假說角度不同，講的卻是同一個道理：從短期看，一個人的消費有可能大於收入；但從長期看，消費最終還是由收入決定。這在一定意義上算是挽救了消費函數。不過盡管如此，卻仍解釋不了美國發生的次貸危機。照弗裡德曼的假說，消費者按持久收入消費，銀行按客戶的持久收入貸款，請問怎會出現次貸危機呢？
要回答上面的問題，得先提出兩個推論：其一，假若有消費信貸安排，一個人的消費水平由持久收入決定；否則，消費僅由現期收入決定。其二，在存在消費信貸的條件下，一個人的消費水平不僅取決於持久收入，同時也決定於信貸杠杆率。第一個推論好理解，消費信貸可將未來收入折現為當期收入。第二個推論復雜些，可以用下面的例子解釋：假定某人有100萬元希望購房，而銀行不提供購房貸款，此時他只能購買100萬的房產；若假定有消費信貸，比如銀行可提供50%的貸款，他用100萬便可購買200萬的房產，杠杆率是2倍；而銀行若提供90%的貸款，他用100萬便可購買1000萬的房產，杠杆率是10倍。從這些意義上說，當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說到底是杠杆率過高惹的禍。
回到操作層面,對提振消費有三點政策建議：第一，消費由收入決定，提振消費須優先穩就業。只有就業穩，消費者收入纔能穩。第二，消費不僅決定於現期收入，同時也決定於持久收入，提振消費要有消費信貸的配合，不過杠杆率要控制適度，防止出現債務風險。第三，財政支出應重點保基本民生和基層工資。結合打贏脫貧攻堅戰的要求，近期也可為貧困戶適量發放消費券。
擴大投資的三種方法及其選擇
從供給側發力擴投資，總的原則是要堅持用消費帶動投資；用下游投資帶動上游投資。若具體到操作層面，擴投資還有一個問題要解決，那就是投資所需的資金如何籌措？若不解決資金籌措問題，擴投資便是無源之水，只能畫餅充飢。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是，擴投資的籌資方法有哪些？在這些方法中又應該怎樣選擇？
從理論上講，擴投資的方法主要有三：一是發債；二是加稅；三是減稅。關於發債與加稅，歷史上曾發生過一場大爭論。19世紀初，拿破侖揮師南北、橫掃歐洲，為了共同對抗法國，英國組建了第四次反法聯盟。為籌措軍費，當時英國國會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焦點在於，軍費是通過加稅籌措還是發債籌措？以馬爾薩斯為代表的一派力主發債；而以李嘉圖為代表的另一派則主張加稅。
李嘉圖的理由是，發行公債與加稅的區別，僅在於公債要償付利息。假若政府不選擇加稅，企業雖然當年不必多繳稅，但政府就得多發國債；而政府多發國債最終要靠征稅償還，企業日後就得多繳稅。於是李嘉圖得出結論說：今天政府發行的國債，其實就等於明天企業需繳納的稅。這就是著名的“李嘉圖等價定理”。
若僅就加稅與發債比較，李嘉圖的分析是對的。不過李嘉圖也有一個疏漏：那就是無論發債還是加稅，皆勢必擠佔企業投資。反過來，若政府少發債而選擇減稅，也可增加投資,而且是增加企業投資。可見，減稅也是擴投資的一種方法。說得更明確些，發債是從需求側增加政府投資；減稅是從供給側增加企業投資。在發債與減稅間如何取捨，實際就是對擴政府投資與擴企業投資進行選擇。
事實上，以上三種籌資方法，美國曾在不同時期都采用過。上世紀30年代羅斯福推行新政，主要是發國債擴大政府投資；上世紀80年代裡根入主白宮後，則主要是采取減稅措施刺激私人投資；美國次貸危機後，奧巴馬政府卻推出了1.5萬億美元的加稅計劃。現在回頭看，長期發國債擴投資，後果是“滯脹”。而加稅則無異於殺雞取卵，對此當年美國眾議院預算委主席保羅·萊恩說得明白，政府稅率越高，最終獲取的稅收就會越少；對企業收稅越多，獲得的就業機會就會越少。
由此看來，只有減稅纔是擴大就業上選之策。而且我國的經驗也證明，當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政府與其加稅，倒不如發債。加稅不僅會抑制企業投資，還會減少居民消費；而發債至少短期內不會影響居民消費。
但需要指出的是，若在發債與減稅之間選擇，則應選擇重點減稅。雖然短期內發債比加稅更可取，但長期看卻會擠出企業投資。由於政府投資與企業投資的預算約束不同，後者投資的效果通常要好過前者。也正因如此，擴投資的主要辦法是減稅。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今年赤字率擬按3.6％以上安排，這是特殊時期的特殊舉措；加大減稅降費力度，預計全年為企業新增減負超過2.5萬億元。
進一步分析，減稅其實也有兩種選擇：全面減稅與結構性減稅。前者是供給學派的主張，美國在裡根時代推行的就是全面減稅。可從裡根減稅試驗看，全面減稅雖擴大了民間投資，但同時也加劇了結構性矛盾。國際金融危機後我國也啟動了減稅，為了兼顧擴投資與調結構，采取的主要是結構性減稅。從去年起我國制造業增值稅率從16%降至13%；交通運輸業、建築業從10%降至9%；生活性服務業保持6%稅率不變。結構性減稅相對全面減稅，顯然棋高一著。
三點結論
總結全文，我們可得到下面三點結論：
第一，落實“六穩”“六保”，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能把擴大內需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立起來。應重點從供給側發力擴內需，總的原則是用消費帶動投資、用下游投資帶動上游投資、用進口帶動出口。
第二，消費由收入決定，擴大消費必須優先穩就業。由於消費也同時決定於持久收入，故提振消費要有消費信貸的配合，但應防止信貸杠杆率過高導致債務風險。財政支出應重點保基本民生、保就業、保基層工資。
第三，擴大投資有三種方法：加稅、發債、減稅。從穩就業與投資效果衡量，加稅不如發債；發債不如減稅。而就全面減稅與結構性減稅來說，結構性減稅兼顧擴投資與調結構，一石二鳥，可成為我國未來穩增長的主要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