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淑軍駐守在小灤河國家濕地公園已6年，見證了這裡的改變。

李強（右）從新疆和田轉戰河北承德，參與“百萬肉羊”項目重要一環——肉制品加工企業的建設。

閆志遠（右）在車間裡檢查新一批蔬果深加工產品的外觀品質。

天津支教教師周慶珍在給學生們上課。 本版照片 伊健 蒲永河攝

天津北方網訊：每當提起承德，人們在腦海中最先想到的便是避暑山莊、外八廟、木蘭圍場等知名旅游景點，在人們的認識中，旅游資源豐富的城市本不該和貧困緊密相連。

繁華是承德的一面，舊時的皇家禮遇，給這座城市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獨特的地理位置也讓承德飽含歷史底蘊和文化氛圍。但承德也有另一面，它位於燕山、太行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該市有7個國定和省定貧困縣，其中有3個縣被列為河北省深度貧困縣。

說起承德，一定要提到灤河；每當提起灤河，天津人的感恩之情便會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來。為了保障天津市民生產生活用水安全，保護天津發展的“生命線”，近40年來灤河沿岸的百姓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正所謂：一滴灤河水，津承兩地情。

自2016年11月，天津市與河北省簽署《對口幫扶承德市貧困縣框架協議》，至今三年半過去，天津對口幫扶的5個縣市全部順利通過了貧困縣退出第三方評估，相繼脫貧摘帽，41萬貧困人口站在了奔向小康的新起點。小灤河國家濕地公園建起來了；承德應用技術職業學院迎來了第二屆學生；“百萬只肉羊項目”的產業鏈繼續延伸；瑞泰食品、振邦集團等具有“帶貧”潛質的當地企業獲得天津扶貧資金支持，生意越來越紅火……

此刻，到了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時候。東風勁催馬蹄急，灤河兩岸處處洋溢著熱火朝天的奮斗景象。

日前，本報記者沿著灤河進行了一場深度采訪，采訪中不斷認識奮斗者，他們中有農民、有商人、有乾部、有教師，有承德人、有天津人，擷取平凡人不凡的奮斗經歷，記錄在脫貧攻堅這項偉大事業中普通人的努力。

1 “我為京津冀守水塔”

故事先從位於圍場縣御道口鎮御道口村的小灤河國家濕地公園講起。今天站在瞭望臺上放眼望去，目光所及之處草豐水美，水鳥成群，山水林田湖草成為生命共同體。時間退回到2014年，這裡卻是另一番景象——草場退化、沙場南移、生活垃圾堆積、牲畜糞便遍地、化肥農藥污染……灤河源頭的生態狀況岌岌可危。

那一年，崔淑軍被任命為圍場縣林業和草原局濕地保護中心主任，他第一次到這裡調研看到的是這樣的景象：“草場沙化非常嚴重，幾乎和沙漠沒啥區別，微風時塵土飛揚、大風時就看不見人。到處都是無序放養，牛羊啃食著草皮。現在我們管理服務區這片地當時就是一座垃圾山。”在他看來，當時農民們沒有保護水源地的概念，他們甚至意識不到自己就生活在灤河的源頭。

把農民的耕地流轉過來，集中管理，修復華北水塔、淨化京津水源、防止沙地難移、維護生物多樣性。承載這些使命的小灤河國家濕地公園2013年獲批復建設，但到了2014年依舊沒有動靜，這究竟是為什麼？崔淑軍說：“土地在農民眼中要麼種植，要麼放牧，但政府卻要把土地流轉過來，既不種地、又不放牧，單純地就是圈起來加以保護，這件事農民們想不通。”一批批乾部登門談流轉意向，都被推出了門外。

但土地流轉這件事，崔淑軍就談成了，他是怎麼做到的？“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給村民掰開揉碎算賬，找村裡有威望的人做工作，一次次去村民家中磨。有一戶人家我去了30多趟，這趟去說簽約，下趟去就改主意了，一直跟我‘拉抽屜’。”崔淑軍說。終於拉到了最後一次，崔淑軍和鄉鎮乾部們登門簽約，剛一進門，就看到桌子上擺著8只玻璃杯，每一杯都斟滿了白酒。

“村民跟我說，不喝乾就是沒誠意。”崔淑軍說。8杯白酒下肚後，暈乎乎的崔淑軍依舊橕起精神將協議簽署，農戶每畝土地每年獲得500元的流轉金，從2015年至2029年，15年的流轉金一次性給付，拉開的“抽屜”終於圓滿地合上了。

到了2015年下半年，首輪250畝土地完成流轉，小灤河國家濕地公園終於開工了。“濕地公園緊守著農民的田地，種地必然會使用化肥農藥，我們這邊治理，那邊不停排放。”崔淑軍說，“要把小灤河真正保護起來，必須把點面源污染全部消除。於是，第二期2430畝土地繼續談流轉，這次流轉費用全部依靠天津對口幫扶的資金1083萬元。”

“沒有天津幫扶資金，2430畝的草場不可能馬上保護起來，這件事一旦延宕下去，京津冀水源保護地又該從何談起？”崔淑軍說。有了天津幫扶資金及省級、國家級資金的支持，小灤河國家濕地公園內圍堰蓄水、擴大水面，周邊的生態環境得到了極大的改善。蜿蜒多姿的小灤河，五彩斑斕的人工花海，細鱗鮭、河柳林這些重點保護物種選擇在此安家。

國家濕地公園的建成直接推動當地百姓增收，實現脫貧。“過去我們這裡哪會有游客光顧？但現在到了夏天，一房難求。42戶農家開辦民宿，僅2019年就收入70餘萬元；公園門前30個售賣亭平均分配給各村，去年一個棚亭一季純利潤1.4萬元，趕在周末、黃金周一天的銷售額就幾千元；再加上土地流轉平均每戶獲得17.35萬元，村民們實實在在脫貧了。”崔淑軍說。

今天和村民們聊天，他們的臉上洋溢著笑容，村民王金嶺把他的收入歸類為“三金”——流轉有租金，打工掙薪金，擺攤賺現金，他和記者說：“為京津守護好灤河水，我們付出努力獲得回報。”

2 “我為農民帶產業”

生態扶貧，帶動京津冀水源涵養地周邊百姓實現脫貧，也為京津冀守護了生命之源。沿著灤河繼續行走，“百萬只肉羊項目”是天津產業扶貧的典型。

天津食品集團旗下津墾牧業集團有限公司作為項目主體，把產業帶到了村民身邊，一系列基於產業的幫扶政策有效推進，“入股分紅”助力一批，“寄養托管”增收一批，“投母收羔”扶持一批，“訂單采購”帶動一批，“入企就業”轉化一批，助力鄉親們實現了脫貧摘帽。隨著產業不斷延伸，新建的牛羊屠宰及肉制品加工的公司即將建成投產，從母羊擴大繁殖，到肉羊育肥，再到肉制品加工，圍場縣就將擁有自己的產業鏈。

李強這位“80後”是這家新工廠的負責人，也是天津食品集團脫貧攻堅青年突擊隊的骨乾。之前在新疆和田地區策勒縣工作過一段時間，當承德新項目上馬時，公司將他從新疆調回到河北，換個崗位繼續為脫貧攻堅、產業扶貧這項事業出力。

對於產業扶貧，李強有他的見解：“什麼是產業扶貧？得根據當地的優勢資源，做當地百姓用得上的產業。這項產業還得持久，既要考慮到公司長遠的發展，更要考慮到當地百姓的切身需要，要保證他們真脫貧、不返貧。”

2019年末，李強被急召回承德履職，剛到圍場已是大雪封山，望著眼前光禿禿的一塊平地，他都驚住了。眼前仿佛構築起未來工廠的模樣，但擦擦眼鏡上的霧氣，依舊還是空空如也。“當時就是有種緊迫感，壓力特別大。按照原計劃，春節過後就將開工建設，但新冠肺炎疫情讓開工日期不得不延遲。”李強說。

再次回到承德，冰雪已消融，偶爾還能看到一兩抹嫩綠。時不我待，爭分奪秒……這是那段時間李強和他的團隊每天都要面對的。“新項目上馬，一系列復雜而細密的工作就擺在你眼前，哪件事梳理不好，都會延誤工期。”李強說，“壩上地區一年可利用的時間很短，有限的時間還因疫情縮短，那種忙碌可想而知，每天總是忙著忙著天又黑了。”

記者采訪當天，李強接到了愛人打來的電話。“北京出現了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我們今晚要入戶排查。孩子只能自己在家，你抽個空給他打個電話，陪陪他。”愛人李彬是河西區東海街道川江裡社區的乾部，平日裡丈夫在外奔忙，她負責照顧家庭，而這一晚，情況緊急，她只能委托丈夫“遠程”照顧孩子。

“從和田到承德，這些年就一直在外面工作，根本顧不上家，都是我愛人忙前忙後，替我分擔。”李強告訴記者，“有時我不敢給孩子打電話……”李強擔心什麼？

“忙到這麼晚，我估計孩子應該睡了，我一個電話打過去會不會把他吵醒了？如果孩子電話裡說：爸爸，我害怕！你說我又能怎麼辦？人在承德，就是回不去，只能乾著急。”李強說。當天22時，李強收到了愛人的信息：“我剛抽空回家看了一眼，孩子睡著了，你放心吧，我繼續忙了，你也注意身體。”簡短的一條信息，讓在不同崗位上忙碌的夫妻會心一笑，笑容過後又是無盡的牽掛。

為當地百姓逐步構建扶貧產業體系，形成產業扶貧的合力，宏觀的產業謀劃背後是微觀的凡人小事；一個打不垮的脫貧產業、一支不走的工作隊，靠的正是這些平凡人的付出與堅持。

3 “我帶鄉親來致富”

天津送來綠色產業鏈的同時，更希望撬動當地百姓的內生動力，用資金幫扶的方式協助本土企業行穩致遠，坐落於平泉市平北鎮的振邦集團就是天津對口幫扶的重點企業。

集團董事長閆志遠是地地道道的承德人，祖祖輩輩生活在平泉。人家總說“80後”的童年是甜蜜的，但閆志遠說自己是吃“百家飯”長大的，家裡的日子一直不富裕，因此年紀輕輕他就前往外地打工賺錢了。這些年，閆志遠在外面沒少受苦，能乾的工作都乾個遍，他看清了人情冷暖，也悟出了經營之道，總算苦盡甘來，生意越做越火，還在大連娶妻生子，一家人在沿海城市生活得很幸福。

閆志遠的心中始終有個心結，自己的小日子雖然過得風生水起，但在平泉的山坳坳裡，鄉親們始終徘徊在貧困線上下。2014年，平泉縣（現已昇格為平泉市）召集在外經商的平泉人回鄉創業，閆志遠當即決定投資1000萬元，幫助鄉親們。“我當時的想法很簡單，我家鄉的蘑菇遠近聞名，這筆錢投進來，幫鄉親們建些大棚，就是想給家鄉出份力。”閆志遠說。但讓他沒想到的是，1000萬元就像投進了無底洞，緊接著每個月都需要劃撥一筆資金投放到平泉。

到了2016年，閆志遠把外地的事業全部交給了妻子，一個人回到了家鄉，他跟記者說：“我得探探無底洞到底有多深啊，兩年多1000個冷暖大棚建起來，還要不停投入，怎麼就不賺錢呢？我的投資不能打水漂，同時鄉親們到底有沒有因此獲益呢？”

這一探，閆志遠探出了門道，他發現了農民辛苦種蔬菜硬是不賺錢的秘密。“村裡人賣菜可不貴，只是中間一層層加價，到了市民手裡可就貴了。這定價權不在農民自己手裡，還談什麼脫貧致富？”閆志遠有些著急。

搶奪定價權，這件事閆志遠謀劃了很久。“如果把蔬菜水果做成蔬果片，一小包賣20多元；如果把它們壓制成濃縮果汁，一小瓶至少8元錢；水果經過深加工，不僅價值增加了，定價權也在咱農民自己手裡了。”閆志遠說。

就在他新項目即將上馬的時候，政府告訴他可以申請天津對口支援承德的幫扶資金。幫扶資金以股權投資方式投入到企業，項目竣工後的前5年每年按幫扶資金6%的比例提取收益，5年後開始返還本金，股權投資提取收益統籌用於平泉全市扶貧攻堅，幫助更多人。

天津的幫扶資金與閆志遠的幫扶項目，初心相同，不謀而合。天津的幫扶資金幫助他購置了蔬果深加工的機器，生產線上的工人全部是周邊鄉鎮的鄉親，50%以上來自建檔立卡貧困戶。與此同時，生產線也讓之前冷暖大棚火起來了，大棚裡種植的農作物不愁賣了，即使賣不上價的商品，也由工廠進行收購，“一年收購5萬噸新鮮蔬果，這個量應該能讓鄉親們盡快脫貧致富了。”閆志遠說。

為了貼合市場需求，閆志遠投入在每款產品的研發費用都在200多萬元，每一款商品投放到市場都能引起不錯的反響。

一個人，為家鄉人脫貧出錢出力，閆志遠說，他這麼做就是希望自己老去之前看看自己的人生能夠豐富到何種程度。天津人的幫扶資金助其一臂之力，看中的就是他的“帶貧”能力，這麼做就是撬動和激發鄉親們的內生動力，脫貧之後繼續致富奔小康。

4 “我給孩子送來安全感”

周慶珍老師做自我介紹時說：“我在承德平泉市窪子店中學八年五班擔任班主任，教語文。到這裡工作快一年了，把這批孩子送到畢業班後，我也將離開承德回到天津。”支教前，周慶珍是西青區大寺中學的年級組長，2019年，她申請以專業技術人員的身份支援承德教育一年。“我是這一批3位老師中年紀最大的一位。”她說。

陪伴農村的孩子們度過一年的時光，周慶珍有了她的發現：“這邊的學校采用大班化教學，我班裡有71名學生，每個學生的家庭狀況不同，而且相差懸殊，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態度也不一樣。”有些家長對孩子的要求很嚴格，特別在學校附近租了房子，只為了緊盯孩子的學習；而有些家庭，對孩子的學習關注很少，經濟困難的同時加上學習困難，這樣的學生也不在少數。

“不能保證五個手指伸出來一邊齊，那就得針對不同的學生因材施教。對於一些學生，作業少一點，難度降一點，該鞭策就鞭策，但看到進步馬上表揚。”周慶珍說，“善於發現孩子們身上的優點，我經常被學生們的朴實所感動。”

疫情期間，窪子店中學同樣也在開展網課，但學生小吳（化名）在網課期間突然“失聯”了。“那會兒我還在天津，發現小吳失聯後，馬上就給他家長打電話，家長也不知道孩子去哪兒了，還在電話裡勸我別著急。”周慶珍講述道，“那兩天，我都有些恍惚了，每天睜眼第一件事就是給小吳打電話，晚上睡前必須再打一遍，但就是無人接聽，越是打不通心裡越著急。”

幾天過後，小吳把電話打給了周老師，接通電話後，周慶珍略帶慍怒說道：“小吳，你可把老師急死了！你去哪兒了？”聽到老師話語中帶著些顫抖，小吳說：“老師，我錯了！這兩天我去釣魚了，所以沒來上課。但我想明白了，我得讀書，我向您保證，我一定好好學習，不讓您再為我著急了。”學生的一句話平復了周慶珍焦躁的心，她繼續問：“小吳，你願意告訴老師，你是怎麼開竅的嗎？”小吳說：“釣魚時魚不上鉤我乾著急，那一刻我感覺還是上課有意思。”

6月1日，窪子店中學迎來了復課，周老師如期回到班級，和同學們一起走完這個短暫學期。

“我們班有位男生讓我一直很揪心，或許是青春期叛逆，總喜歡拉上幾位同學組成個小團體。”周慶珍說，“據我了解，他唯一的親人就是他叔叔，對這個孩子我一直鼓勵，告訴他不要虛度每一天，要對自己的未來有規劃，至少給叔叔一個交代。”

復課後，這位學生告訴周慶珍：“我想明白了，我要好好學習，以後無論打工還是讀書，反正我要去天津找您。”周慶珍說：“好！咱一言為定！你去天津打工，老師幫你找工作，幫你找住處，但前提是好好讀書，憑你目前的文化水平，在天津很難養活自己啊。”男生的改變帶動了周圍幾個同學一起改變，這樣的改變讓支教老師周慶珍頗感欣慰。

“家庭教育太重要了，很多學生沒有安全感，面對學習也很迷茫。”周慶珍說，“我希望帶著孩子們用知識尋找安全感，給他們一些信心，告訴孩子們知識能夠改變自己的命運，改變家庭的命運。”每當孩子們和她討論天津什麼樣時，周老師總會滔滔不絕，她邀請孩子們有時間到天津看看，現在努力讀書，有朝一日考取天津的大學。

四個人，四個不同的角度，反映的是當下承德脫貧攻堅的精神風貌，他們以及更多人辛苦的付出，讓脫貧攻堅這項事業充滿了溫度。在奔向小康的路上，津承兩地繼續攜手，跑出加速度，未來，可期！（津雲新聞編輯付勇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