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次大考。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常態化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雙統籌”穩步走向“雙勝利”，彰顯“中國之治”生動實踐和顯著優勢。為進一步深入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更好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動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能，中央網信辦與求是雜志社共同組織“中國穩健前行”網上理論傳播專欄，邀請思想理論界專家學者撰寫系列理論文章，在求是網陸續推出，敬請關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一個開放和發展著的體系。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提高黨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能力”，將法治體系建設與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能力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落實這一政策要求，關鍵要在法治體系建設上下功夫，要把法治體系建設與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有機結合起來，通過提昇法治治理效能，推動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現代化。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關系到國家治理效能的評價和治理現代化的實現等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

法治體系不斷完善和發展

在繼承新中國成立初期法制建設成就和對“文革”撥亂反正的基礎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十六字方針”，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十六字方針”適應改革開放初期的具體國情，要為改革開放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有法可依”必然成為法制建設的重點。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到2010年基本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要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2011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由此我國法制建設進入從重立法向重實施的戰略轉型期。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法治中國建設”這個概念，突出強調了法治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系。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政策要求，“法治體系”這一概念得到了黨的文件的正式肯定。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各方面工作的總抓手。黨的十九大報告繼續明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之一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提高黨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能力”，將法治體系建設與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能力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為從理論上深入研究和闡述法治體系建設與提昇治理效能的關系提供了非常清晰的政策思路。

“徒法不足以自行”，要發揮法治作為治國理政基本方式的作用，必須要以治理效能為導向，以治理現代化為長遠目標。從強調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到強調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進而到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體現了我們黨不斷強化法治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特殊意義。

依法執政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課題

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我們黨深化對法治價值的認識，首先體現在以執政黨的視角提出要建立健全黨內法規體系。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的“法治體系”概念，不僅僅包括法律規范體系，還涉及到黨內法規體系；不僅對依據憲法法律治理國家提出了“依法治國”的要求，而且還對依規管黨治黨提出了“依法執政”的明確主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面向的是“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兩個領域，適應了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長期執政的要求以及依法執政的特點。

依法執政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課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級領導乾部要帶頭依法辦事，帶頭遵守法律，對憲法和法律保持敬畏之心，牢固確立法律紅線不能觸碰、法律底線不能逾越的觀念。只有通過不斷健全和完善管黨治黨的黨內法規體系，確保各級黨的領導乾部“關鍵少數”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用黨規國法的雙重標准嚴格要求自己，纔能回應治理能力現代化對依法執政的內在需求。如果國家法律管不住“關鍵少數”，那麼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就會出現大量的制度漏洞，導致國家憲法和法律在實踐中很難發揮出定紛止爭的制度功能，法治的治理效能無法有效體現。只有執政黨依法執政能力提高了，黨員乾部依法辦事水平增強了，黨的執政地位纔能得到鞏固，黨的各項主張也纔能得到更好地貫徹落實，纔能真正落實我們黨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

法治體系建設促進治理效能轉化

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提高黨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能力”的政策要求，關鍵要在法治體系的體系化建設上下功夫，要把法治體系建設與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有機結合起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一個開放和發展著的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由各個不同領域的分體系和子體系構成的，這些分體系和子體系遵循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所確立的基本原則，結合各個治理領域的特點和要求，形成了適應不同領域治理要求的法治體系。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過程中，必須依靠各個不同領域的分體系和子體系的建設來不斷深化法治體系的制度功能，提昇法治治理效能，推動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現代化。

比如，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爭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要加強“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建設。這裡的“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制度體系”應當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一個子體系，必須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框架下，根據維護國家生物安全工作的特點，特別是通過法律建立國家生物安全秩序、提昇國家生物安全治理的效能。

再如，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的重大成就。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民法典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基礎性法律，對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鞏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依法維護人民權益、推動我國人權事業發展，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都具有重大意義。

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的成效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治理效能，各級黨和國家機關以及領導乾部要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應對風險的能力。通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本身所具有的體系覆蓋力、體系構建力和規范統籌力，確保政府和掌握公共權力的機構和官員的一言一行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所構建的法治秩序之中，有力地推動全面依法治國各項工作的落實，把法治對治理效能的保障和激勵作用充分調動起來，真正實現“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的價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