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疫情極大凸顯構建生態文明的緊迫性
徐寶鋒：新冠肺炎疫情對人類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整個世界就像被按了暫停鍵一樣，許多生產和生活活動都被迫停止，很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出現嚴重衰退。但與此同時，野生動物被進一步地立法保護，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意識空前加強。人類在後疫情時代會更加充分地意識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地球可以沒有人類，但人類萬萬不可以沒有地球。地球對人類的接納和包容，地球上多樣化生物樣態的和諧共生，穩定健康的生態環境，這些對於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都至關重要。在促進社會經濟文化全面發展的背景下，構建和諧有序的生態文明凸顯出前所未有的緊迫性。我們每個國家、每個企業甚或每個人，無論是在戰略決策、發展模式還是行為方式等方面，都應在後疫情時代做出調整。人類對大自然予取予奪的價值取向必須改變，人類作為萬物之靈長的思維方式也應予以必要的反思。
勝雅律（Harro von Senger）德國弗萊堡大學終身教授，著名漢學家。
勝雅律：各種危險的病毒大蔓延與人類對環境的破壞有關。開疆闢土是人類引以為傲的文明進展。但近些年，隨著人口迅速增長，過去認知的開發正造成難以逆轉的破壞。從砍伐森林、開路、采礦到都市化，都迅速破壞萬物賴以為生的棲息地。人類一步步入侵，大自然一步步後退。但是，大自然也會反撲。
全球疫情的暴發讓人類意識到自己對生態的負面影響。為了避免人類繼續過度侵入大自然，從而增加人類和不同物種接觸的機會，包括許多目前尚不認識的病毒，在後疫情時代構建生態文明更具有緊迫性。要思考我們與大自然互動的模式。人類對大自然予取予求的思維，是應該反省反思的。我們已經從山林裡取得許多林木、礦產、動植物資源，但是否可以循環利用資源，而非不斷地開發？早在2005年8月15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到安吉縣天荒坪鎮餘村考察時，已經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用這種充滿詩情畫意的語言提醒中國人和全人類，絕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一時發展。
徐寶鋒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北京語言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2.中國在積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徐寶鋒：中國政府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是積極有為的，在全面發展經濟的背景下，中國一直在努力避免走西方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這些年來，中國共產黨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大計，納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並且載入了黨章和憲法，這在世界上其他國家和政黨中是很少能夠做到的。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新時代推進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建設必須堅持的“六項原則”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原則。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北部山火連日燃燒，形成的煙塵遮天蔽日。受其影響，九月九日正午時分，舊金山仍如夜晚般昏暗。圖為九日中午拍攝的舊金山街景。新華社發
從操作層面看，中國政府正在把生態文明建設紮紮實實落在實處。早在1988年，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就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到201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已經完成了該法的多次修正。2020年2月24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全面禁止和懲治非法野生動物交易行為，革除濫食野生動物的陋習，維護生物安全和生態安全，有效防范重大公共衛生風險，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這些務實的舉措對於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全面推進建設生態文明的步伐在未來還會加快。
九月一日，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學生手持鮮花參加開學典禮。新華社發
勝雅律：早在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就邁開了建設生態文明的最初步驟。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於1962年在美國出版的促進環保意識的書《寂靜的春天》的5年前，中國國務院在1957年5月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暫行綱要》。1973年成立了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辦公室；1978年3月新頒布的中國憲法規定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由此可見，中國很早就有了初步的氣候危機意識。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環境保護法在環境保護基本理念、公眾參與、法律責任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修改。其中，首次將生態保護紅線寫入法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第一次在黨章中提出建設生態文明。
8月31日，在德國柏林動物園，大熊貓雙胞胎“夢想”和“夢圓”在嬉戲。 新華社發
3.改造物質世界的同時一定要保護物質世界
徐寶鋒：可以看出，生態文明的理念一直是與整個中國社會發展相伴隨的。新中國從建立伊始就有非常明確的環境保護意識。雖然在執行的過程中也出現過一些錯位和失誤的地方，但是在總的發展方向上一直是值得樂觀看待的。可以這樣認為是因為，中華文明一直蘊含著一種生態和諧的基因，這一基因在中國的社會治理中一直或隱或顯地發揮著作用。
您是國際上研究《道德經》的知名學者，對於這一基因應該比較了解，因為您在許多場合闡述過中國道家的生態文明理念。在以《道德經》為代表的道家思想裡，宇宙是一個遵循自然原則而生長發展的整體，“人”“地”“天”“道”都有著其順應自然生長發展的規律。在這樣一個有層次性的宇宙整體中，人處於“人、地、天、道”的底端，而道則處於頂端。世間萬物皆由“道生之，德畜之”，萬物都是“道”與“德”的分化，但是“道法自然”。在這裡，“自然”作為老子哲學的基本精神，已經被道家看作是天地萬物放任生長的最完美狀態，是世間萬物可以並行而不悖的規律。“道法自然”是中國傳統生態文明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國當代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文明基因。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曾經有過非常迫切的“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的發展要求，也曾在發展政策上過於偏重經濟指標，造成了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以及生態環境的惡化和破壞。但總的來看，中國政府的決策者們一直保持了一種宇宙間萬物自然發展的宏觀思維，且在一些重要的社會發展節點都做出了必要的、適時性的調整。恰是因為中國文明中所蘊含的這種“自然”生態文明基因，我認為在中國不會出現生態危機，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應該不會是以過度的開發自然資源為代價的。
勝雅律：老子的《道德經》第二章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生態文明的口號是對生態危機的反應。先有生態危機，然後纔出現生態文明的口號。面對生態危機，中國頒布了不少環保法規，設立了環保機構，也參加了有關國際公約。但是，中國環保的實際情況長期以來並沒有達到理想狀態。中國政府發現了這個問題。特別近些年來，中央政府大力推進各種各樣的保護環境的措施。譬如，評估地方乾部的成績也要考慮到他們是否采取有效的環境保護措施。
西方富有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很有吸引力，人們都在追求這種生活方式。不過，它是否有持續性，是否能夠長久地維持，真的是一個值得借鑒的生活模式？在西方，有些人在對這些問題進行反思。中國應該更有資格批評西方的剝削自然資源的生活方式。
徐寶鋒：眾所周知，中華文明是農業文明，是大河文明；西方文明是商業文明，是海洋文明。兩種文明對於自然的態度是迥然有異的。在中國的文明發展過程中，中國人認為人類的生理、倫理、政治、經濟等社會現象是自然的直接反映，一直秉持的是“天人合一”的發展理念，一直在努力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平衡。例如在《禮記·月令》中，按照一年12個月的時令，明確規定“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季春之月”“孟夏之月”“仲夏之月”“季夏之月”“年中祭祀”“孟秋之月”“仲秋之月”“季秋之月”“孟冬之月”“仲冬之月”“季冬之月”。中國歷代統治者在祭祀禮儀、職務、法令、禁令等方面都遵循自然。政令的頒布和實施以自然規律為依據，旨在有益於生產的發展和正常的進行。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框架內，世界被中國古人描繪為一個多層次的結構，而人只是這個多層次結構中最低的一個層次，因此人必須時刻戒惕小心、謹慎克制。
從這種意義上講，“天人合一”不僅僅是一種思想，而且是一種類似我們現在所談及的生態文明狀態。從孔子開始，到漢朝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再到宋朝程朱理學的天理之說，“天人合一”哲學構建起了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已經內化為一種天人合德思想，強調從效仿天地之道入手，將天地之道內化為人德，而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天人合一”的思想無論在古代還是在中國當代的社會治理中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指導性作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明確指出：“中華文明歷來強調天人合一、尊重自然。”他在多種場合都肯定性地提及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並將“天人合一的宇宙觀”與“協和萬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一起作為闡釋中國和平發展基因的“四觀”之一。中國正在全面推進落實“一帶一路”倡議，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引導下，“一帶一路”必將是一條生態文明之路，中國也必將在未來成為世界生態文明的引領者。
勝雅律：猶太經典《舊約》兩千年來支配著西方世界觀，《舊約》中上帝告訴人類要“征服地球”。這種把地球認為是人的征服對象的教條在全球影響很深。如果人類社會要在後疫情時代構建生態文明，就不應該堅持這種地球是人類征服對象的教條，而應該代之以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正確思想。人可以改造物質世界，但是同時一定也要強調保護物質世界。因為“天人合一”的思想代表著中國智慧，中國有資格引領世界走生態文明的道路。不過光喊“天人合一”這種口號不行，必須把“天人合一”這種生態文明口號付諸實踐，中國有資格給全球展示如何以具體行動貫徹執行這一口號。
4.避免現代西方窮盡欲望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
徐寶鋒：人類文明的發展經歷了狩獵文明、采集文明、農耕文明、工業文明、後工業文明等不同的發展階段，人類對於自身與自然的關系的認識也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在農耕文明階段，經濟主要由農業、礦業、漁業和林業部門構成，人們依賴於自然界提供的原料和人的體力，墾荒和水利應該是人類最主要的改變自然生態的形式，這種生態改變具有十分顯著的區域化特征，很難形成大區域的生態影響，更不可能在全球的范圍內形成生態環境的改變。進入工業時代之後，人們對自然界的依賴減少，用能源代替體力，依靠技術和機器從事大規模的商品生產。蒸汽機的發明增大了工業類氣體的排放，人類對於生態的影響從陸地拓展到了空間，從局部區域擴展到更大范圍。因為工業發展的需要，礦山開采相對於農耕時代的總量更大，冶煉工廠的大量出現加大了污染氣體的排放，化工企業的大規模增加對於水質和土壤直接造成了短期內不可逆轉的污染。生態問題逐漸變成了全球性問題。到了後工業時代，人們開始更多依賴於信息化技術，致力於發展服務業，整個社會的物質財富不斷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隨著諸多新興工業的發展，過去幾千年人類“不可理解、無法控制的自然力量”轉化為“可應對的挑戰”。我們必須警惕的是，當後工業時代人類的自由意志被放大，生態危機會進一步加大，會以基於生命能量的生化危機、基於核力量的宇宙危機和基於基因技術的倫理危機等形式呈現。後疫情時代應該是一個全新的生態文明時代，在這個全新的時代裡，生態文明不應該是對農耕文明的回溯，也絕不應該僅僅是對工業文明的改良，不應僅僅考慮自然生態，建設單純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也應當考察後工業時代所帶來的各種復雜問題，在更加廣義的社會生態層面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整個人類社會的和諧、道德水平的提昇、法律的完善、社會的平等。
勝雅律：某些科學家認為，地球已進入新地質時代——“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 Era），並指出20世紀中葉是“人類世”的起點。20世紀中葉，人口快速增長，工業化消耗了更多的自然資源，並產生了更多的溫室氣體，標志著人類對地球物種的影響“大加速”。人類活動已經對地球氣候和環境產生了主導影響，甚至可能改變地球的演化。“人類世”的一個特點是，現代人集體默認以預支未來的方式使用自然資源，以超出實際需要的方式享受生活。誰能夠使人類避免繼續這樣走下去？中國有一句話叫“旁觀者清”。中國是西方文明的旁觀者。我希望中國能夠避免西方所謂現代化的、消費主義的、窮盡一切欲望的生活方式，用中國的智慧引導人類走一條比較低調的、有利於生態文明的道路。人類應在中國的影響下迅速厘清思路，矯正觀念，更加准確更加全面地認識和把握中國社會乃至人類所面臨的環境問題，進而確立科學自覺的生態意識。時間已經不多了！“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徐寶鋒：我比較樂觀。在即將到來的生態文明時代，“人類世”應該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要全社會都能匡正社會發展的思路，矯正人類中心主義的觀念，把環境問題、生態安全問題上昇到整個人類社會福祉和未來存續的高度來認識，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還是充滿光輝燦爛的前景的。“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一旦人類能夠管控分歧，控制欲望，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角來審視我們這個蔚藍的星球，未來的時代應該是一個基於生態文明的和諧發展時代、幸福快樂時代、自由開放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