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雄說，假如真有地獄，吸毒就是從人間墜入地獄，戒毒就是從地獄爬回人間。

葉雄今年63歲，在2002年3月離開上海女子強制隔離戒毒所時，她感受到的是焦慮。她1991年開始吸食海洛因，10年後被逮捕。她離開戒毒所時，她的父母已經去世，考慮到弟弟已有家業，她不想再去打擾，而她也早已離婚。那一晚，她睡在了公共澡堂。

她形容：“那時候，不知道一個人會游蕩到哪裡。”

後來，當她回到戒毒所做演講，常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臺下：“如果你出所之後，整個城市沒有一扇門為你開，沒有一張床能安身，口袋裡沒有錢，銀行裡沒有存款，舉個手好不好？我可以負責你們三天的吃住，當然也不要五星級（酒店）哦。”

很少有人舉手。的確，像她這樣佔據了這麼多難處的人不多。可即便有父母心疼，有丈夫呵護，或有妻子等待，走出戒毒所之後，戒毒人員們融入社會的道路卻還是崎嶇。

從頭再來

離開上海青東強制隔離戒毒所的前一天，傅忠被一位熟悉的警官找來談話。“都准備好了嗎？回去還吸嗎？”

傅忠低著頭，短暫沈默後說：“我真的不能確定，我感覺我很難做到。”

警官沒有料想到這樣的回答，他給過傅忠許多鼓勵，原本對他的康復很有信心。

“這是真心話，我知道這樣說會讓你很失望，但我不知道出去以後會遇到什麼。”

第二天，傅忠給那位警官留了張紙條：“我走了，謝謝你！如果下次我又回到了這裡，請你千萬理解我。”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毒法》，經診斷評估，除戒毒情況良好的戒毒人員或需延長戒毒期限的戒毒人員，一般吸毒成癮者接受強制隔離戒毒的期限為兩年。

傅忠在2014年進入上海青東強制隔離戒毒所，那時他46歲，已經吸食毒品17年。戒毒矯治兩年之後，2016年11月，他終於走出了那堵高牆。

2017年4月27日，曾有兩年冰毒吸毒史的胡佳（化名）也離開了強制隔離戒毒所，出所之後，她叫了計程車，父母和女兒在等她回家。那天，她覺得戒毒所裡失去自由的兩年很“值得”，因為她終於沒再碰過一次冰毒。

離開戒毒所第二天，葉雄找到了開棋牌室的朋友，開始在店裡打雜，幫著掃地、倒茶、買煙。

後來，上海市女子強制隔離戒毒所聯系到葉雄，請她回去參加活動。她很開心，自己竟然能夠以助人者的身份再次回到戒毒所，通過分享自己的故事去激勵別人。盡管當時窮得沒錢吃飯，葉雄還是自付車費，回到了當初她接受戒毒矯治服務的地方。

2003年，上海自強社會服務總社成立，上海市禁毒委員辦公室邀請葉雄為第一屆社工培訓。那時候葉雄還不擅長電腦打字，手寫了全部講稿，她女兒幫忙轉成了電子文檔。印出紙質版後，葉雄拿到了禁毒辦，別人看著一疊講稿，開玩笑：“葉雄准備怎麼樣啊？出書嗎？”

葉雄對此也有點自豪：“結果上去幾個小時，一個字都沒看！”

在這之後，葉雄漸漸投入到禁毒工作。2003年，她開通了戒毒諮詢熱線；2004年，她正式加入自強社會服務總社；2006年，她與社工一起參加了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組織的培訓；2007年，她學習了心理學。直到今天，葉雄仍然在從事戒毒康復領域的同伴教育和禁毒宣講工作。她出現在不同的媒體上。

談及知名度，葉雄說：“我就是一個‘大熊貓’，做得最多的是宣傳，這不代表我有多好，只是因為戒毒成功的人實在太少，所以纔顯得珍貴。”

她甚至認為，有時候“看到臺下黑壓壓一大片”，生出一種使命感，而這種感覺促進了自己的康復。

面具後面

電影《門徒》中有句臺詞：“究竟是毒品可怕還是空虛更可怕？”

葉雄對此的回答是“空虛”。

而在她看來，想要戰勝空虛，最大的困難是解決就業問題。

廣東聯眾戒毒社會工作服務中心是一所經過廣東省禁毒委員會辦公室批准的公益性非營利性社會組織。在這裡工作了5年的陶園春認為，一份穩定的工作不僅可以讓戒毒人員規律生活，使其遠離之前的“毒友圈”，也可以讓他們有基本的生活來源，避免產生焦慮情緒，降低復吸概率。

沒有及時就業的戒毒人員通常分為兩類，一類是不具備就業動機，不想找工作，另一類是具備就業動機，卻無法找到稱心的工作。“一部分戒毒人員其實不差錢，他們找工作不難，難的是找到一份或高薪或體面的工作。還有一部分戒毒人員年齡偏大、學歷偏低，上有老下有小，生活拮據。一般情況下，他們能找到的工作不僅薪水低、工作時間長，還可能離家很遠，所以會比較辛苦。這樣的生活壓力會給他帶來一些焦慮情緒，不利於戒毒。”陶園春說。

在公司，沒有人知道胡佳的吸毒史。她擅長業務銷售、市場開發，靠業績說話。她承認，有時候會感到害怕。“以前碰到過，單位面試全部合格，都已經開始工作了，卻突然要求提供無犯罪記錄證明，這一塊我就有困難。”

根據戒毒條例，對解除強制隔離戒毒的人員，強制隔離戒毒的決定機關可以責令其接受不超過3年的社區康復。社區康復自期滿之日起解除，即在法律意義上，戒毒人員可被認定為“未復吸”。

而在社區戒毒的三年期限內，戒毒人員應當根據公安機關要求定期接受檢測。

因為三年社區康復期未滿，為了避免坐地鐵時被查身份證，或在酒店開房時需要身份證登記，從而警方出現要求尿檢的尷尬局面，胡佳不願和同事聚會。她說：“我們上班都是戴著假面具去的，大家都不知道我們的過去。”

“但凡放下防備，想要暢所欲言的時候，肯定還是會找自己的同伴。”胡佳經常參加葉雄組織的禁毒公益活動，同伴們每個月也會組織幾次聚會和旅游。在這裡，她不擔心被查，“反正大家都一樣”。

談到這些限制性規定，胡佳說：“借用《無間道》裡面的一句話，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欲念之門

在葉雄看來，戒毒人員完整的戒毒過程可以劃分為幾個部分：生理脫毒、心理康復、社會功能恢復、生命意義重建、價值實現。

美國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將“成癮”定義為“一種慢性復發性腦疾病”。戒毒是一種成癮治療。

在戒毒所，兩年的時限能夠讓戒毒人員基本完成生理脫毒，而出所後，“心癮”卻是戒毒人員必須依靠自控力跨越的一道坎。

國家禁毒辦2019年6月發布的《2018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顯示，2018年，全國查獲復吸人員濫用總人次50.4萬。

2016年，傅忠在社工的推薦下認識了葉雄，並在一年後正式加入上海市禁毒志願者協會，成為一名乾事。

“我第一次看見這麼多和我一樣的人。吸毒者都想戒毒，就是沒有一個動力支持自己，但在葉老師這裡有這麼多同伴，他們都在影響著我。”加入葉雄的團隊後，傅忠又開始對生活充滿期待。

可就在傅忠覺得自己不會再為毒品動搖的時候，一次外出，他在小區裡遇到了過去的毒友。

那位朋友當時還在吸毒，對傅忠說了一句：“你沒事到我家來坐坐啊。”

傅忠下意識地應了一聲：“好、好……”說完之後卻感覺全身都被冷汗浸透。“雖然當時沒有明說，但是我一看到他的臉，就感覺自己的欲念之門正在被一種力量撞擊。”

外出路上，距離目的地大概有10站，可在公交車上，傅忠乘了3站就坐不住了，下了車。他的心裡閃過一絲僥幸：“我知道那個朋友沒有想害我，偷偷吸一次，也沒人知道。”

就當傅忠走到馬路對面的公交站臺，打算往回走，一輛公交車剛剛開走。在等車的時候，他的內心又開始掙紮。他打開了同伴康復小組的微信群，沒話找話聊，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緩解自己內心的躁動。

那天，傅忠一邊在群裡聊天，一邊漫無目的地走路，終於焦慮情緒漸漸緩解，從而打消了去朋友家“坐坐”的念頭。

晚上，手機裡跳出步數統計，那天下午他走了兩萬多步。

事後回想，傅忠說：“真是老天幫忙！如果我正好趕上那趟車，如果沒有這群同伴，盡管我在車上也會坐立難安，但結果可想而知，後果卻無法想象。”

渴望尊重

2003年，在上海自強社會服務總社做的第一場演講中，葉雄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們當妖怪，我們需要信任”。那時候，她還講不出口“尊重”這個詞。“要人家乾部、人家公安來尊重你，沒那麼大的膽。”

回想起吸食毒品期間的經歷，葉雄形容那時候的自己就像一只虧欠社會、虧欠大眾的過街老鼠。有一次，她又被帶去了警局，因為強戒所沒有接收，最後被釋放。葉雄想盡快簽完字離開派出所，於是伸手去拿筆。負責辦理手續的年輕民警見狀，立馬要回了筆，又慢悠悠拿出一個信封，把那支筆裹了一層又一層。

“把我當麻風病人一樣，這個感覺也是蠻……”葉雄停住了，沒再繼續說下去。

離開強戒所後，在社區康復的第二年，葉雄在外租房.一天，6名民警突然出現門口，要求葉雄去做尿檢。

“真的很難受，用得著嗎？我跟他們說，是因為當時我積極主動地留下了我的信息，包括電話號碼、上班時間，你們纔能順利找到我。我就一米五幾的人，用得著你們6個人來帶我走嗎？鄰居看到了會怎麼想？”

民警問葉雄為什麼不在公司附近租房，葉雄無奈：”我也想呀，但那是中心區，房價高，我沒錢。”

還有2014年那一次，葉雄直言受到“侮辱”。身為湖北省戒毒矯治研究會理事，她受邀去武漢開會。動車上，一對老夫妻想要和她換座位，葉雄沒多想就跟老人換了票，於是拖著裝了很多書的行李箱，從7車廂費力地走到了15車廂。還沒坐定，被4名穿著制服的警察圍起：“拿好東西，跟我們走。”

葉雄無地自容，試圖通過給警察看邀請函證明身份：“我一定配合你們接受尿檢，但你們能否也改變一下工作方式，講究一下素養？”

“有素養你會去吸毒嗎？”有警察反問她。

那天，葉雄錯過了動車班次，接受尿檢的時候，她止不住流淚。她當時已經離開強戒所12年了。

一位女民警問她：“可以告訴我，為什麼要換座位嗎？”

葉雄記得，當時自己氣到想扔東西：“有哪一條法律規定，曾經吸過毒的人不能做好事？”

以戒毒成功者和禁毒工作者的身份，考慮到目前的高復吸率以及吸食毒品的後果，葉雄認為仍有必要維持或修訂部分規定對戒毒人員作出一定程度的限制，以此種外部監督方式促成戒毒人員的康復。與此同時，部分執法人員需要改進執法態度和行為。

很多次葉雄去到外地給警察、社工培訓，常有警察在結束時找到葉雄：“我做警察30年了，馬上都要退休了，都沒看到過一位戒毒成功的。”

所以，葉雄後期在展開禁毒工作時，除了給予戒毒人員希望，也會鼓勵家屬、社工及警察對戒毒人員建立信心：“我知道，做戒毒工作真的很辛苦，但如果你們每天都覺得是在生產廢品，那這個工作有意義嗎？如果你們心裡都不抱希望，對方太能感受到了，慢慢我們就會變成你們以為的那樣。”

她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說：“他們是病人，需要社會的繩子。”

愛與信任

回顧過去的30年，葉雄說：“我對得起所有認識的人，唯獨對不起我的家人。”

去中學講禁毒的時候，傅忠會恍惚覺得臺下的中學生裡有自己的兒子。如今，他兒子已為人夫為人父。父子倆從來沒有聊過過去，傅忠不願提，也不敢提，希望兒子忘掉。兒子第一次帶女朋友回家那天，吃飯時，給傅忠敬了杯酒：“爸爸你好了，我們家就有希望了。”

出所後，胡佳想要彌補兩年內對父母和女兒的虧欠，也急於向家人證明自己的生活會盡快步入正軌，希望能夠找到“另一半”。

通過朋友介紹，她認識了一位先生。不到半年，他們結婚了。

結婚前，胡佳向他告知了自己的吸毒史，他的第一反應是震驚。糾結幾天後，他接受了胡佳的過去，並表示相信她。

說到丈夫，胡佳的語氣變得溫柔。她形容，丈夫很理解她，“會覺得我們特別需要保護，沒有人關懷的話容易走歪，所以很支持，也很照顧我。”

在采訪快要結束，我們各自准備掛斷電話前，胡佳急急忙忙說：“我最後特別想說句話，我們沒有你們想的那麼落魄，那麼猥瑣，或是那麼支離破碎。其實我們大部分都很好溝通，因為我們太需要傾訴了，知道嗎？”

胡佳收到采訪邀請後，對葉雄說自己一定要暢所欲言，因為有很多話想要表達。可到了采訪當天，她覺得自己突然無話可說。

當再次被問及是否還有想說的話時，胡佳變得有些靦腆，憨笑著說：“反正不要歧視我們，也不要歪曲我們，給我們更多理解、包容和信任，這些很重要，是吧？”

出所第二天，傅忠約了大姐見面。在傅忠吸毒後，他們斷了往來。那是他們7年後的第一次見面。

大姐告訴傅忠，父親在上一年已經去世。至於為什麼不通知他參加追悼會，大姐說：“你不要埋怨我無情，我不想讓父母生前的戰友、和你一起長大的同學看到你從戒毒所裡，戴著手銬趕回來，更不想讓父親一生的榮譽被玷污。”話說得很重，傅忠卻無言以對，只能默默承受這噩耗。

自從加入同伴教育團隊，傅忠參加了各種活動。在2017年上演的一部以戒毒人員生活為主要內容的戲劇裡，傅忠在道具組做過義工，並應導演邀請，為演員們講述了自己的吸毒經歷以及康復過程，以便讓演員們更好把握角色內心世界。傅忠還創作過展示禁毒志願者生活的情景小品和詩歌。

他不斷把各種活動照發給大姐，但始終得不到回復。

一次活動結束，傅忠打開微信，看到大姐給他的留言：“看到你的轉變，我很高興！希望你堅持下去。”

這麼一句話，讓傅忠淚流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