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國家戰略智庫研究院執行院長:疫情後對西方的崇尚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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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光明日報 作者: 編輯:靳永鋒 2020-10-21 20:12:02

內容提要:有人說,人類歷史的發展是在戰爭和瘟疫這樣『大危機』的碪板上捶打出來的。當下我們所經歷的新冠肺炎疫情無疑是人類歷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危機。

優沃迪·卡甘蓋

(Yuwadee Kardkarnklai)

泰國國家戰略智庫研究院執行院長

虞群

中國東南亞研究會理事,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東方智慧文化在抗疫中凸顯價值

虞群:優沃迪院長,您好。非常高興我們能在“光明國際論壇對話”上,對後疫情時代如何建設更加美好的亞洲這一話題進行探討。

有人說,人類歷史的發展是在戰爭和瘟疫這樣“大危機”的碪板上捶打出來的。當下我們所經歷的新冠肺炎疫情無疑是人類歷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危機。迄今,全球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經超過4000萬例,死亡病例超過111萬例,而且還在增加。請問您如何看這次疫情對人類社會的衝擊?如何評價東南亞地區在抗擊疫情中的表現?

優沃迪:非常感謝“光明國際論壇對話”的邀請,也非常感謝您與我對話研討。正如您所說,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並非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疫情大流行。回顧人類歷史,瘟疫是與飢荒、戰爭等相並列的重大災難,黑死病、天花等瘟疫均造成數以億計的人口死亡。歷史慘劇曾多次上演,近300年來,重大疫情仍時有發生。比如,1820年暴發的霍亂、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1957年的亞洲流感、2003年的非典等。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50年間,全球每年都有新增流行疾病,超過七成的病毒來源是動物,目前看來這種趨勢仍將繼續。而且,疫情不可避免地跨越國界,進而對人類社會產生重大衝擊。

此次全球抗疫有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一些醫學發達、衛生系統完善的國家並未很好地預防和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傳播,結果導致社會失序,經濟和社會發展受到衝擊。

與此同時,中國、韓國、東盟國家等在疫情防控方面則成效顯著。包括泰國在內的東盟國家總體上感染新冠肺炎人數較少,死亡病例也少。現在泰國偶爾出現新增病例,都是輸入型病例,而且都處於強制隔離之中。盡管其他一些國家出現了疫情的反彈,比如越南,但也都是以輸入型為主。

東盟國家之所以能夠有力防范疫情,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學習了中國經驗,及時果斷地采取了應對措施,有效切斷了病毒傳播途徑。比如,中國政府展示了強有力的擔當,調集一切可利用的資源,包括醫療人員和先進的醫學技術,來應對此次危機。泰國政府也向中國學習,除了宣布“封城”外,還動員了很多部門力量,准備了大量用於隔離的房間與床位。各村鎮均有高度負責的志願者,協助公共衛生部門對外來人員進行密切關注和篩查,發現感染者後迅速送醫,並敦促相關人員進行居家隔離。還有許多心地善良的人,捐錢捐物,幫助那些因“封城”或失業而缺衣少食的底層民眾渡過難關,極大地減輕了政府的負擔。泰國此次疫情防控受到世界衛生組織高度贊譽,展示了社會體系的堅強穩固。

這些都反映出東方智慧和文化在抵御新冠肺炎疫情中發揮了很大作用。而美國,就目前情況來看,尚不能很好地控制疫情。因此,展示在全球民眾眼前越來越清晰的圖景便是:後疫情時代正在邁入“後西方時代”,人們對於西方的崇尚和信任將會降低。

虞群:中國發揮體制優勢,打贏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以民為本”“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和人文情懷。泰國等東南亞國家也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績。而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在這次抗疫中的表現令世人大跌眼鏡。如此強烈的治理能力反差使得世人越來越多地意識到,以意識形態劃分評判制度、政府甚至整個國家的優劣已經多麼不符合現實。

而從文化視角來看,無論是中國傳統儒家文化,還是泰國人民信奉的佛教文化,其中蘊含的豐富的東方智慧熔鑄了以集體主義為先的特征,強調“仁民愛物”“捨己為人”,寧願犧牲一些個人利益,也要顧全大局。西方文化崇尚個人自由,對待疫情缺乏敬畏心理。疫情暴發後,美國政府不僅沒有高度重視,反而還利用疫情在國內政治、國際政治上大做文章。

優沃迪:是的,中泰兩國政府在此次抗疫中的表現確實可圈可點,展示了強有力的國家治理能力和危機應對能力,深得民眾信賴,也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我想補充一點,中泰兩國傳統文化中都提倡“尊重老者”,在疫情防控過程中對待老人一視同仁,這與西方一些國家“群體免疫、適者生存”的理念完全不同。另外,我個人認為,泰國抗疫成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泰式傳統合十禮,避免了肢體接觸。而接吻禮、擁抱禮,乃至握手禮,都有可能會加劇疫情傳播。

3月23日,中國政府援助泰國的抗疫物資運抵曼谷素萬納普國際機場。新華社發

  亞洲衛生健康共同體可從瀾湄國家起步

虞群: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人流、物流、生產流受到了重創。多年來,全球化發展與區域化發展一直都在齊頭並進。您認為,在後疫情時代,區域化的前景如何?您對“建設後疫情時代的美好亞洲”有何見解?

優沃迪:在過去一段時期,全球化促使國際貿易市場快速成長,生產者獲益於國際產業分工,將生產鏈條節點布局於多個地區。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令各國都意識到,應該要縮短生產鏈,減少遠程依賴,轉而更加重視在本地區的產業布局。地區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更加受到認可。不少國家加強了對本國工業的保護,提倡自給自足、自產自銷,以滿足國內市場需求為主要目標。

與此同時,現在似乎有一種趨勢,不少政府出臺政策,限制商品的出口,尤其是衛生健康產品以及食品等事關人民基本需求的產品。

不過,亞洲地區資源豐富、經濟發達、人文薈萃、民族眾多。我們應該借此機會調整各國經濟發展路徑,在利用先進技術促進地區發展的同時,也應認真考慮環境、氣候變化、多元文化等因素,以實現本地區經濟持久發展,突出綠色經濟,將此目標作為後疫情時代建設美好安全之亞洲的重要議題。

虞群:我注意到您提到了“美好安全之亞洲”這個目標。這次疫情的暴發凸顯了人類擁有共同的命運,國際社會應該同舟共濟、守望相助。中國政府一直提倡國際社會同心同力,通過加強國際合作應對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威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直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最近又提出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新倡議。

優沃迪:泰國傳統文化也崇尚同甘共苦,我們的理解是,朋友過得幸福,我們也幸福,但是當朋友遭遇困難之時,我們必須出手相助,而非袖手旁觀甚至拋棄朋友。這些東方的傳統智慧與文化被中國運用於國際關系之中,上昇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受到世界普遍贊譽與積極響應,因為無論是哪個國家,都離不開國際社會的幫助與支持。

國際社會的衛生健康合作很有必要,全球各國之間聯系已經非常緊密,如果發生流行病,非常容易傳播至其他國家,會對整個世界造成重大損失。因此,各國之間應該加強協作,制定嚴格的防控措施,並付諸實施,纔會減少衝擊,抑制病毒擴散。同時,開展國際衛生健康合作也能建立更為緊密的互助網絡,不僅可以共同分享衛生健康知識,而且在醫療設備研發和醫護人員培養等方面也可以深入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讓我們看到,身體健康的威脅並不是僅僅對個人形成威脅,而是對人類總體安全形成威脅。因此,公共衛生安全也應該被視為人類安全的一個方面,中國提出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倡議非常及時。亞洲各國在抗擊疫情過程中對此都深有感觸,相信現在正值推動構建亞洲衛生健康共同體的良機。期待中國在這一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虞群:您對構建亞洲衛生健康共同體有何建議?

優沃迪:亞洲地區由多個次區域所構成,包括東南亞、東北亞、南亞、中亞、西亞等,在構建亞洲衛生健康共同體過程中,可以考慮先從條件較為成熟的次區域衛生健康共同體著手推動。

虞群:在亞洲各次區域合作中,“瀾湄六國”合作具有較強的示范意義。在8月召開的瀾滄江-湄公河合作第三次領導人會議上,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講話中提到,今年年初以來,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們同舟共濟、守望相助,共同抗擊疫情,努力恢復地區經濟活力。李克強還代表中國政府提出多項建議,其中很重要的一條便是“提昇公共衛生合作”。中方將在瀾湄合作專項基金框架下設立公共衛生專項資金,向湄公河流域國家提供物資和技術支持。

優沃迪:瀾湄次區域合作的六個國家(中國、泰國、緬甸、老撾、柬埔寨和越南)本身城市人口密度較大。尤為重要的是,所有瀾湄國家的邊境都與邊境貿易和跨境勞動力流動緊密相連,這使得瀾湄地區成為世界人口流動率最高的地區。由此可見,瀾湄國家在流行病預防措施方面的合作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們應該以新冠肺炎疫情為契機,打造瀾湄衛生健康共同體。為推動瀾湄次區域衛生安全合作,我們可以在不同層次、不同模式下開展以下合作。

首先,加強城市和地方治理合作。我們可以舉辦論壇,交流經驗,總結教訓,檢視在疫情防控、災民補償等落實過程中,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我們可以互相學習,復制成功經驗和技術,避免犯同樣的錯誤。

其次,加強學術合作。我們可以成立一個專門的工作小組,起草瀾湄合作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報告。它將是一份記錄疫情暴發及擴散情況並說明各國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應對危機的文件。因此,所有瀾湄合作成員可以相互了解對方的模式,也可以了解非成員的模式,並根據自身情況尋找最有效的機制。同時這也可以作為今後進一步開展合作研究的背景報告。

再次,加強醫療衛生專業合作。成員國間可以舉行論壇和互訪,增進知識和技能交流,進而建立起衛生健康合作的長效機制,以便能夠及時有效地應對未來可能再度暴發的流行性疫情。此外,針對新冠肺炎的衛生保健系統和疫情控制措施培訓,特別是針對新發疾病的專門培訓,也是應對這一非傳統威脅的重要合作內容。

最後,重視加強民間合作。支持各成員國青年、專業團體、游客等的交流活動,增進各國關系。這是促進人們理解衛生安全,確保瀾湄次區域衛生安全的有效溝通渠道。

總之,新冠肺炎疫情在某種程度上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寶貴的教訓之一。它敦促每個國家認識到,這一新出現的疾病直接影響到國家安全。隨著疫情的暴發和迅速蔓延,各國執政者在應對、控制疫情方面面臨多重困難。他們需要新的實用知識、技能和潛力,來有效抗擊新冠病毒。此外,還需要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和與政府的合作。同樣,新冠肺炎疫情是一種跨界威脅,需要及時妥善應對,因為一國的預防措施必然會影響到其他國家和國際社會。因此,建設、加強和支持瀾湄衛生健康共同體是當前合作的優先領域。這將激勵瀾滄江—湄公河國家最大限度地提高應對這一艱巨而復雜的全球挑戰的能力。

虞群:中泰兩國作為“瀾湄合作機制”重要成員,理應率先在這個領域開展合作,形成示范效應。作為負責任的地區大國,面對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中國展現了國際責任意識。以疫苗研發為例,許多發展中國家不具備研發所需的強大人力、財力、物力支橕,中國提出把新冠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彰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圖為9月30日航拍的泰國普吉島沙灘。新華社發

  “東西方文明影響力將會此消彼長”

虞群:盡管加強國際合作是有識之士的共識,但是我們也看到,疫情對國際關系產生了一定衝擊。冷戰結束後,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無論是冷戰,還是熱戰,都不符合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國際社會應全力避免犯時代錯誤。您對後疫情時代的國際關系走向有何判斷?

優沃迪:後疫情時代的國際關系發展將呈現出以下特點:第一,中美競爭日益加劇,且趨勢很難改變。中國國力處於上昇期,在世界舞臺上越來越多地發揮著領導作用,比如此次疫情期間,中國政府向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受到廣泛贊譽。而美國政府則著力圍堵中國。第二,新經濟模式正在成型。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經濟產生著深遠影響,促使新經濟模式具備了兩大條件。一是世界各國將會尋找建立新的生產網絡,以降低風險。盡管其中部分原因是貿易戰所致,但至少投資商和生產者會因疫情更多地考慮降低商業風險。二是電子信息技術發展將會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5G網絡的發展將會加速全球化的進程,屆時在線通信將會在廣度、速度以及精准度方面大幅提昇。第三,國際新思潮正在湧現。後疫情時代世界將成為“後西方主義”世界,東方世界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將會越來越受推崇。“後西方主義”並非“反西方主義”,但是東西方文明在全球的影響力會出現此消彼長的變化。此外,中國式發展道路和泰國“適足經濟”思想將會在全球各種思潮中格外引人關注。

因此,各國外交政策應該在維護和平、促進發展的時代主題之下積極調整,以適應時代的新發展,這樣纔不會逆勢而動。

虞群:您剛纔提到泰國的“適足經濟”思想。據我了解,泰國已故普密蓬國王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針對泰國經濟與社會狀況提出並倡導這一經濟理論的。

優沃迪:“適足經濟”理論既是處世哲學,也是治國理念,它與佛教“中道觀”和儒家“中庸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是普密蓬國王對於泰國在1997年經濟危機之前快速發展過程中存在弊端的一種理性反思。“適足經濟”理論不是閉關鎖國、自給自足,而是居安思危、注重均衡,勿做“殺雞取卵”之事,最終在全球化時代實現更為均衡、更為公平的可持續發展。我認為這一理論在當前非常具有生命力。

虞群:您的認識非常深刻。《禮記·中庸》中說:“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孟子》中舉例道:“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一個國家的發展要想行穩致遠,就要摒棄涸澤而漁式的短視與急功近利,用更長遠的眼光來進行規劃。中國政府一直秉持可持續發展理念。

優沃迪:我第一次到中國是1995年,此後又多次前往中國參加學術研討或者參觀旅行,至今可能有20餘次。在這25年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是發展速度、發展規模,還是發展質量,都可以用日新月異來形容。發展不僅包括物質生活的豐富,在人力資源開發方面,中國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中國持續地推進改革,令世人清晰地看到了成功的發展歷程。

我有一個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中國投資興建了許多博物館,在中國各地都能看到人們前往博物館參觀學習,這充分說明中國社會已經真正成為學習型社會、知識型社會。我真心為中國人民感到自豪。在改革開放40多年中,中國還積極開展科技創新,在5G以及其他很多領域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讓我感受最為深刻的是,中國政府成功地幫助數以億計的百姓脫貧,這是中國特色發展的價值與偉力所在!

10月6日,美國紐約市部分地區的學校開始關閉。圖為一名行人從紐約的一所公立學校外走過。新華社發

  “一帶一路”將使中泰合作更緊密

虞群:中泰兩國友好關系源遠流長,今年是中泰正式建交45周年。作為亞洲地區兩個重要國家,中泰兩國應該攜手合作,在瀾湄合作、中國-東盟合作以及聯合國項目框架下,加強協調溝通,尋求共識,共同為建設美好安全之亞洲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力量。

優沃迪:中泰兩國是友好近鄰,兩國人民交往的歷史可追溯千年。在漫長的交往過程中,兩國政府與人民一直保持友好關系,有“中泰一家親”之美譽。鄧小平先生曾稱贊中泰關系為“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友好合作的典范”。中泰兩國並肩攜手,共克時艱,先後經歷了冷戰中後期共同反對地區霸權主義、1997年金融危機、2004年印度洋海嘯、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及當前共同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結下了深厚友誼。

從戰略上來看,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中泰戰略合作再度駛入快車道。泰國是東盟第二大經濟體,地處東南亞中心,戰略地位突出。中國是泰國最大貿易伙伴、最大進口來源地和最大出口市場,泰國是中國在東盟的第四大貿易伙伴。近年來,泰國政府制訂了“20年國家戰略規劃”,並提出了“泰國4.0”戰略以及“東部經濟走廊”規劃,從而初步明確了未來5至20年的國家戰略布局與政策導向。泰國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及重點領域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高度契合。相信在電子商務、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中泰兩國具有廣闊的合作空間。同時,泰國也很希望向中國學習扶貧的成功經驗。

虞群:中泰兩國關系基礎深厚,潛力巨大。中國可從陸海兩個方向與泰國進行戰略對接,而泰國可以借助“一帶一路”倡議提昇泰國作為東盟互聯互通樞紐的地位。根據最新數據,在對中國與60多個“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國別合作度指數測評中,泰國排名前五,充分說明中泰戰略合作取得的成就。“一帶一路”倡議同“泰國4.0”“東部經濟走廊”等發展戰略對接,將推動中泰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得到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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