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質，提高社會建設水平。“十四五”規劃建議對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等七個方面提出了具體要求。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就要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紮實推動共同富裕，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本刊采訪了四位專家，請他們暢談對“改善人民生活品質，提高社會建設水平”的學習體會。

　　山西省呂梁市嵐縣將土豆產業、土豆文化與土豆制作技藝融合，免費讓部分低收入群眾學習土豆制作技藝，助力他們就業增收。圖為學員參加嵐縣土豆技能培訓“搗拿糕”實操練習。新華社發

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紮實推動共同富裕

　　——訪浙江工商大學校長、浙江大學社會治理研究院院長郁建興

光明日報記者 龔亮

提高人民收入水平，調整收入分配結構，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浙江工商大學校長、浙江大學社會治理研究院院長郁建興表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增幅總體與GDP增長同步。這得益於我國總體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得益於我們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的改革。

“我們也應看到，在絕對收入增長的同時，我國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郁建興說，當前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已成為我國的新戰略，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是促進國內消費，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關鍵。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同等重要。

郁建興提出，首先要盡快完善財稅制度，縮小財產性收入差距。這是提昇人民整體收入水平，縮小貧富差距最直接、最主要的途徑。經過幾番稅制結構改革，我國直接稅的比重在上昇，間接稅的比重持續下降，但到2016年，間接稅比重仍佔60%左右，直接稅只佔到40%左右，直接稅所佔比例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仍相差甚遠。從稅收理論來看，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等間接稅為累退性稅收，個人所得稅為累進稅，我國整體稅制由累退稅佔主導，主要調節資本流量，不利於縮小居民收入差距。而調節資本存量的房產稅、遺產稅等一直沒有很好開展起來，導致財產稅對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不明顯。基於此，郁建興認為，需要進一步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依托大數據等手段，盡快實行家庭申報制度，加大對短期資本利得、財產交易所得的調節力度。同時，盡快開征房產稅、遺產稅等，針對高收入、多套房、多遺產的家庭，設計較高的累進調節機制，從而調節民眾在財產佔有上的差距。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在郁建興看來，這個“合理增長”並非指所有行業、所有群體都有一個合理的增長比例，而是要根據行業、地域等變量，有針對性地建立更加精細化的工資調節機制。比如，針對“打工人”工資集體協商質量不高，工資仍然主要由單位方單獨決定的現象，短期內政府要加強指導作用，健全政府、工會和企業代表組織的三方協商機制，引導企業規范制定工資，也讓工會、“打工人”在參與工資協商中成長，明確自己的權利和訴求解決渠道；改革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機制，對部分收入過高的國有企業，實行工資總額控制制度。建立國有企業管理層工資與經營績效掛鉤的工資制度，推行市場化選聘職業經理人制度，並建立與市場化體系相適應的競爭性薪酬制度；改革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在事業單位進一步推行績效工資，健全醫務人員等適應行業特點的薪酬制度。 

郁建興進一步指出，還要提高低收入者和農民的收入水平，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土地要素、自然資源使用情況的城鄉二元分割仍然嚴重制約農民總體收入水平。目前，一些地方農村宅基地、土地流轉不暢，農民只能空置農房、宅基地和土地，導致農民擁有的資源無法與下沈的高端要素融合，農民財產性收入無法提高。郁建興說，這就需要進一步打破土地要素的城鄉分割局面，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利，將附著在宅基地和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上的巨大潛在財富轉化為他們可以平等交易的財產權益。同時，探索工商資本與鄉村產業興旺、鄉村有效治理結合的機制，以工商資本下鄉帶動技術、人纔等要素流向農村，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通過合理分工讓農民能通過土地要素或自身勞動獲得收益，走一條以生態建設為引領、工商資本為載體、農民增收為根本的城鄉融合發展之路。

　　江蘇省宿遷市泗洪縣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勵企業提供長期用工、短期用工、季節用工、臨時用工等不同就業崗位，吸引在外務工的勞動力返鄉靈活就業。新華社發

高質量就業應成為就業優先的重要內涵

　　——訪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經濟研究室副主任趙文

光明日報記者 邱玥

“黨的十八大、十九大均提出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強化就業優先政策’，這是就業政策在新形勢下的延續和發展，順應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反映了我國當前經濟轉型昇級對就業工作的新要求，對於保障和改善民生、貫徹新發展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人口經濟研究室副主任趙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只有不斷創造更多更高質量的就業崗位，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礎纔會更加堅實、更加牢固。”趙文表示，一直以來，我國就業總量壓力不減，強化就業優先政策是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的內在要求。因此，擴大就業容量是強化就業優先政策的重中之重。我國有七億多就業人員，非農就業和城鎮就業總量還將不斷增加。我國既要保障城鎮勞動力就業，也要為農業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留出空間，還要促進失業人員再就業。在這三個方面，“十三五”期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未來，國際環境日趨復雜，影響就業的新的因素還在增加，我們要堅持經濟發展就業導向，繼續千方百計穩定和擴大就業，促進充分就業。”趙文說。

“近年來，就業的結構性矛盾也逐漸顯現，高質量就業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也是就業優先的重要內涵。”趙文指出，我國經濟進入了高質量發展階段，只有提昇就業質量纔能更好地促進高質量發展。追求高質量就業既是勞動者的自然需要，也是美好生活的經濟基礎，還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就業質量不斷提昇。勞動報酬與勞動生產率實現了同步增長。企業用工更加規范，尤其是農民工群體的各項社會保險的覆蓋率都在不斷提高。勞動關系更趨穩定，勞動人事爭議調解仲裁機構處理爭議數量、涉及勞動者人數、涉案金額持續下降。趙文表示，“十四五”期間，提昇就業質量的重點是健全就業公共服務體系、勞動關系協調機制、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保障勞動者待遇和權益。

隨著經濟形態的演進，就業優先有了新的內涵。趙文說，在和網絡化、信息化、智能化相關的新經濟領域，勞動者的就業觀念往往更新穎，他們是創業者，或是撰稿人、藝人、網絡主播、教練、美容師、翻譯員等自由職業者或多重職業者。不論是哪個層面的社會群體，都可以借助新經濟獲得不低的收入。因此，即便傳統意義上的標准就業機會很少，人們仍會找到工作，這就是新就業形態的核心意義，也是高質量就業的延伸。“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要“完善促進創業帶動就業、多渠道靈活就業的保障制度”，這是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的關鍵。

　　福建省三明市將樂縣高唐鎮常口村和諧美麗，該村先後獲評“全國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國鄉村治理示范村”等榮譽稱號。新華社發

堅持以系統觀念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

　　——訪中華預防醫學會名譽會長王隴德

光明日報記者 龔亮 金振婭

人民健康是社會文明進步的基礎，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志，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追求。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高度，提出要“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中華預防醫學會名譽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王隴德認為，這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堅決維護人民健康的堅定決心。

王隴德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積極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我們也要看到，隨著工業化、城鎮化、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快和生態環境、生活方式的不斷變化，我國仍然面臨著多重疾病負擔並存、多重健康影響因素交織存在的復雜狀況。當前，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決定性成就，人民群眾對健康服務產生了更高的期盼，要求看病更方便、服務更貼心、看得好病，也更希望少得病、不得大病。全面滿足民眾和社會的需求，需要更多的努力，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任重道遠。

“健康中國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個人、家庭、社區、企業、政府部門等多個主體，涵蓋公共衛生、醫療服務、醫療保障、生態環境、安全生產、食品藥品安全、科技創新、全民健身、國民教育等多個領域、多個行業。”王隴德指出，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必須堅持系統觀念，既要單兵突擊、重點突破，又要統籌推進、形成合力。

在王隴德看來，一要加強宣傳教育，形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減少疾病、收獲健康最簡便易行和最經濟有效的途徑。二要拿出實招硬招高招，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要堅定不移貫徹新時代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優化醫療衛生資源布局，健全重大疾病醫療保險和救助制度。與此同時，要大力支持社會力量舉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不斷滿足群眾多層次醫療服務需求。三要堵漏洞補短板強弱項，健全完善公共衛生體系。要針對公共衛生體系存在的問題和不足，進一步改革和強化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大力加強公共衛生人纔隊伍建設，織緊織密“防護網”，築牢築實“隔離牆”，不斷提高公共衛生突發事件處置能力。四要強化生命健康科技創新，推進健康產業高質量發展。構建國家生命健康科技創新體系，加快生命健康關鍵技術和創新產品的研發應用，統籌推進健康事業和健康產業高質量發展。五是要加大生態建設力度，抓好食品安全。“健康中國必是美麗中國”，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生存與健康的基礎。要按照綠色發展理念，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切實解決影響人民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要大力實施食品安全戰略，讓老百姓“呼吸上新鮮的空氣、喝上乾淨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環境中”。

　夯實基層社會治理應做好“加減乘除”法

　　——訪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康曉強

光明日報記者 靳昊

本固纔能枝榮，根深方能葉茂。“十四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要實現“社會治理特別是基層治理水平明顯提高”的目標。“基層是社會治理的基礎性平臺、基本運行空間，是社會治理的重心和重點場域，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論及社會治理時，尤其強調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性，這是一個突出的特點。”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教授康曉強說。

“一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基層。”康曉強指出，“十三五”時期我國基層社會治理取得很大成就，比如基層社會治理精細化服務水平日益提高，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逐漸得以形塑，作為社會治理現代化突破口和切入點的市域社會治理正在加快推進。“‘十四五’規劃建議第48條專門論及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其中尤其關注基層社會治理，可見基層之於社會治理的獨特價值和戰略意義。”康曉強說。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以及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遷，大量的“單位人”變成“社會人”，傳統的“單位制”對人口、場所、行業的強制性約束能力有所下降。這樣，基層的地位更加凸顯。絕大多數社會問題與矛盾總是先從基層生發爾後逐步向更高層面、更大范圍、更廣領域蔓延、擴散。可以說，城鄉基層社區處於承上啟下的“節點”、社會生活的“支橕點”、不同利益關系的“交匯點”、各種社會矛盾的“聚焦點”、各類社會群體成員的“聚集點”，是感知百姓冷暖最靈敏的“觸須”，在防范社會風險、規范社會行為、協調社會關系、化解社會矛盾等方面具有其他單位、機構不可取代的獨特優勢和功能。

如何擘畫新發展階段基層社會治理的發展路徑？康曉強認為，主要應做好“加減乘除”法。

加法，就是加強基層社會治理制度、組織、隊伍、體系等方面的建設，向基層放權賦能，加強城鄉社區治理和服務體系建設，加強基層社會治理隊伍建設。

減法，就是切實為基層“減負”“瘦身”，使基層有職有權有物，更好為群眾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務和管理，著重減輕基層特別是村級組織負擔。

乘法，就是要更多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信息化手段提高社會治理的預見性、精細度、精准度，提昇社會治理的數字化、智能化水平。

除法，就是要讓全體人民公平共享社會治理成果，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的本質特征。

為此，要構建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服務、開放共享的基層管理服務平臺，使得我們要建設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既是“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也是“人人享有”。

康曉強還指出，要高度關注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社會治理的潛在影響。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截至2019年年底，60歲及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已昇至18.1%，預計本世紀中葉將達到30%，人口類型將從輕度老齡化轉變成深度老齡化，對於“未富先老”所帶來的深層次社會治理問題，應做前瞻性研究、戰略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