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個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提出來的，是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規劃『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及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遠景目標時，進一步明確了新發展格局的內涵，提出『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明確要求。五中全會在回答怎樣構建這一新發展格局時，特別指出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這一原則與黨的十九大強調的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方略是一致的。堅持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戰略方向、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重點在於既要從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向入手，又要以此為主線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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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以來，根據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新特征，特別是經濟發展出現的新矛盾，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民經濟可以分為供給和需求兩個基本方面，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經濟改革和管理是從供給側入手還是從需求側入手，應以經濟發展的矛盾運動要求為根據。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之後，之所以強調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戰略方向，主要原因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來，面對經濟結構失衡等新的特點，傳統的需求管理出現局限性甚至『失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其間曾經出現過的經濟失衡特別是宏觀經濟矛盾，主要都集中於需求側。或者表現為需求膨脹、投資過熱、消費飢渴、經濟短缺，形成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或者表現為需求疲軟、內需不足、出口受挫、產能過剩，形成經濟下行的巨大壓力。與之相適應，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也長期以需求管理為主，或者長期緊縮（1978年—1990年5月），或者擴大內需（1998年5月—2010年10月，即1998年下半年起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到2008年春開始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分別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衝擊）。盡管政策方向不同，但就方式而言，都是以需求管理為主，並取得了宏觀調控的積極效果。我國退出反危機政策軌道（2010年10月）之後，尤其是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失衡出現了成本推動型通脹和需求疲軟帶來的下行壓力雙重風險並存的新特點，繼續采取以往以需求總量管理為主線的調控面臨嚴重的局限性，既不能全面擴張又難以全面緊縮，因此，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便成為客觀的要求。順應這種歷史要求，黨的十八大之後，為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發展方式根本轉變、實現高質量發展，中央提出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

其次，之所以強調構建新發展格局須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戰略方向，是因為構建新發展格局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包括國民經濟各領域、各環節的暢通，實際上就是暢通國民經濟生產和再生產，實現供給與需求之間的良性互動，以有效需求牽引供給，以優質供給創造需求，推動供求之間的動態均衡，提高供給與需求間的適配性，暢通國民經濟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的再生產全過程。當前，我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之後的突出特點在於供求之間的失衡，包括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其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在供給側，矛盾的突出重點在於結構性失衡。因此，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解決供給側結構性矛盾。就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而言，不平衡主要是供給側的結構性不平衡，不充分首先是供給側的質量水平不夠高。無論是推動供給與需求間的宏觀均衡運行，還是適應社會主要矛盾運動的要求，構建新發展格局均需要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其三，之所以要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方向，重要的原因在於，從供給側入手展開的改革和政策直接影響的是生產者，而需求側的舉措直接影響的是消費者。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發展方式根本轉變，最為根本的變化在於動能轉變，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來拉動增長轉變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昇來拉動經濟增長，從主要依托要素成本低的競爭優勢轉變為主要依靠科技創新為戰略支橕，從突出國際市場的『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增長模式轉變為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從而實現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歷史性轉變。動能轉變的關鍵在於創新，根本在於效率，目標在於質量，而創新、效率、質量的提高主要是依靠生產者行為的改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改變，基礎和關鍵環節在於生產者。生產者一般包括企業（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產業（企業與企業的集合）、國民經濟體系（產業與產業間的結構），分別構成了微觀意義和宏觀意義上的生產者。我們提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首先是推動『三去一降一補』，主要是推動微觀意義上的生產者，包括企業和產業的競爭力，2018年以後進一步提出『鞏固、增強、提昇、暢通』八字方針，即鞏固『三去一降一補』的成效，增強企業活力，提昇產業鏈水平，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就是從微觀與宏觀的統一上強調提昇生產者的效率和競爭力。生產者的市場活力和均衡增長能力是動能轉換、結構轉換、質量轉換的根本，因而新發展格局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和戰略方向。

其四，構建新發展格局須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戰略方向，是因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之一，構建新發展格局也必須服務於這一戰略目標。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我們貫徹新發展理念，闖過『關口』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國家戰略，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目的就在於實現這一國家戰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新發展格局的落腳點，只有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並通過這一體系，纔能夠把新發展理念貫徹於實踐。新發展理念是轉變發展方式的戰略引領，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經濟機制和實現方式，新發展格局則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基本方略，而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內涵包括產業體系、市場體系、收入分配體系、城鄉區域發展體系、綠色發展體系、全面開放體系、經濟體制等七個方面。這七個方面主要涉及的均為供給側的改革和發展命題。因此，新發展格局要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為戰略目標，並且要在2035年基本實現，就必須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和戰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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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應當怎樣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戰略方向和主線構建新發展格局？構建新發展格局，旨在適應國內國際條件的新變化、重塑競爭新優勢、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包括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同時形成國內國際相互促進的雙循環，其關鍵在於堅持貫徹新發展理念，尤其是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一方面，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進而推動暢通國民經濟循環，需要實現動能變革，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在於科技創新，通過科技創新推動供給側的質量、效率、結構變革。從生產者的不同層次看，企業作為基本生產者和市場競爭主體，本身應當也需要成為創新主體，通過創新不斷提昇企業效率和競爭力；產業結構昇級本身就是效率的函數，而效率首先是科技創新的結果；國民經濟體系的競爭力和趨向均衡的能力，只能建立在創新的基礎之上。從暢通循環、打通堵點、破解『卡脖子』技術方面看科技創新的方向，關鍵是核心技術的突破和掌握。核心技術不可能通過模仿獲取，買不來、要不來，只有依靠自主創新。創新的能力和效率不僅會影響到國民經濟循環的暢通性，而且會決定國家經濟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的穩定性。因此，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應成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戰略支橕。

另一方面，構建新發展格局、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動力，在很重要的層面上源於制度創新。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方向，同時以此作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對制度創新提出了更為深刻的要求，尤其是對市場化和法治化提出了更高的標准和更迫切的需要。一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資源配置的機制，要求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市場競爭體系上，要求進一步根據市場競爭要求，深入開展市場競爭主體（企業）的制度改革，包括國有企業改革、民營企業培育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等，真正為造就世界一流企業、培育能夠適應市場要求的競爭主體創造條件。同時，深化價格制度改革，包括價格、匯率、利率、工資等市場價格信號形成機制的改革和市場准入及公平競爭秩序的完善等，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進而，從市場主體和價格秩序兩方面培育並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在競爭機制。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要在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克服市場失靈的能力和反周期調節的效率，真正形成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實現微觀活力與宏觀均衡、市場有效與政府有為的有機統一。二是在市場化改革不斷深入的同時，全面推進法治化進程。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的內在競爭制度必須依靠法治纔能維護。因此，在完善法律制度建設的同時，必須弘揚和培育法治精神，樹立科學的法治理念和價值取向，提昇全社會的法治意識和自覺。越是突出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為戰略方向，越需要制度創新，特別是需要深化市場化和法治化，因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直接影響生產者行為和經濟結構，並非一般意義上的總量調控，需要在市場制度和法治環境方面切實保障生產者權利、責任、利益的獨立性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否則就可能削弱甚至否定市場經濟應有的競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