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不平凡的2020年已然過去，滿蘊希望的2021年悄然來臨。這一年，站上“十四五”時期高質量發展新起點、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迎來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新輝煌……一項項重要使命呼喚我們奮斗實乾，一張張美好藍圖即將經由接續努力變為現實。
萬千智識，因國家召喚而匯聚。站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歷史關口，中國智庫應如何完善自身建設，為提昇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貢獻力量，為“十四五”規劃順利實施乃至2035年遠景目標的實現積極作為？在由光明日報社、南京大學聯合主辦的“2020新型智庫治理暨思想理論傳播論壇”上，我們捕捉思想閃光、凝練觀點精華，連綴成文，為您呈現中國智庫人的深度思考、使命擔當。
舊歲已逝，又啟新篇。立足起點、眺望未來，挑戰與機遇並存，希望與考驗同在。智庫作為推動決策科學民主化、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軟實力進一步強化的重要抓手，當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匯聚更多智識。
據最新數據顯示，入選中國智庫索引CTTI的來源智庫已達941家。智庫數量的逐年增長，見證了其不斷前進的步伐，也帶來更多深度思考。
會場全景。光明圖片
2020年末，當光明日報社、南京大學聯合主辦的“2020新型智庫治理暨思想理論傳播論壇”如約開啟，與會者的討論一如既往積極熱烈，而目光比往年更為聚焦：在由“數量式”向“內涵式”躍昇的過程中，中國智庫如何提質增效，以“自身強”為基礎，為國家發展更好地出真招、獻實策？
提昇研究質量：對接“時代之需”，破解“現實之問”
“十四五”期間，正是“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關鍵時刻，勢必會有來自外部世界的危機與變局，也必將迎來改革發展的先機與新局。智庫專家們認為，船行中流水更急，如何在新征程上搏擊驚濤、奮楫揚帆，考驗著中國智庫的底氣與定力。
“‘經世致用’是智庫發展的根本。”南京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楊忠指出，當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日趨完善，智庫服務決策功能日漸凸顯，智庫話語影響力日益增強。光明日報副總編輯陸先高認為，破解“現實之問”，需要智庫界匯聚智識，推動頂層設計落實為“全國一盤棋”的改革行動，及時總結背後的發展邏輯，助力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
作為衡量智庫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指標，智庫成果能否對解決現實問題有推動力，對科學決策有啟發性，能否經得起實踐檢驗，始終是眾人關注焦點。會上，不少學者為智庫成果怎樣回應“時代之需”“現實之問”貢獻智慧。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中國駐智利原特命全權大使徐步認為，長期以來，我國智庫研究普遍存在“泛泛研究多，專題研究少；大而化之多，分類研究少；淺嘗輒止多，深入細致少”等問題。為解決缺乏專業性的問題，就要明晰智庫定位，不斷深化、細化研究領域，在紛繁復雜的選擇面前，咬住“專業”不放松，這是彰顯和放大智庫獨特優勢的關鍵。
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趙金松指出，智庫機構要努力做到政策研判精准化、研究方法科學化、數據管理專門化、制度規范標准化。這一點，在多位與會智庫專家的發言中得到了事實印證。比如，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首席專家范從來基於詳實數據探討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對於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科學價值；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治理研究智庫副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張翼基於數據整合、對比，探討全國總人口與城鎮化變化的趨勢走向，進而明確“十四五”時期重點研究課題。
如果說，從橫向來看要解決選題如何“專”的問題，那麼縱向來看，則需在研究如何“精”上持續發力。多位專家指出，不同層級的智庫最好不要“一窩蜂”地聚焦全國最熱議題的政策前端，這樣不僅難以出新，更容易造成資源重復使用與浪費。比如，針對“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話題，國家高端智庫以及其他國家級智庫具有全局視野和全面材料，可以支橕專家開展針對此議題的全局性、戰略性研究，而地方智庫沒有這種先天優勢，“為了研究而研究”容易造成無效產出。換個角度看，地方智庫可從本地實際出發，對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有關政策執行情況展開評價評估和反饋性研究。
圖1：CTTI系統現收錄專家不同專業佔比情況
“為‘十四五’規劃建言不應該是‘一錘子買賣’，除了做到事前有建議，更重要的是立足特色，堅持‘事中有追蹤，事後有評估’。”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智庫辦負責人王立認為。為此，應提昇智庫研究的選題精准性、系統協作性，對標高質量發展，盤活不同層次智庫的資源與優勢，共同為重要議題的突破與解決發揮作用。
強化機制保障：促進學術與諮政之間無縫對接
本屆論壇評選出60項“CTTI來源智庫年度研究成果”，其中，高校智庫成果佔比71.7%。智力資源相對富集的高校智庫，成果豐碩本不足為奇，但其背後，如何實現學科建設與智庫研究的無縫對接，怎樣推動績效體系、話語體系的有機轉化？這些困擾高校智庫多年的問題，有了更為實際的答案。
關於學科建設與智庫研究的關系，學者們頗有共識：學科建設是智庫研究的根基，只有學科水平上去了，纔有可能產出高水平成果；優質的智庫成果，則如引擎一般促進學科建設，為其提供動能、指引方向。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嚴金明談到了學科與智庫之間相互融合的經驗：雙一流學科建設、學科交叉優勢為支橕高水平智庫研究搭建平臺，在此基礎上，可以用“團隊制”打破院系研究機構的限制，聚焦某個領域組建跨學科團隊，並借助智庫平臺為其提供全方位研究保障，以分類分級管理的方式，產出高水平成果。
“在我校，智庫機構與院系為平級單位，它就相當於中心圓，不斷向外擴展，把相關院系的研究力量囊括進來。我們的工作就是定任務、配資源，通過體制機制，調動不同層面、不同學科領域的力量。”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政策研究與內刊編輯部主任龍海涵講述了學校所做的嘗試。
圖2：CTTI來源智庫地域分布統計圖（單位：個）
除了機制上的融合，話語體系與績效體系的相互轉化也是關鍵之舉。
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家濤認為，智庫研究不能沈浸在學術的象牙塔裡“自娛自樂”，而要以問題為導向深入調研、緊跟時事、回應現實。“智庫管理部門要引導學者掌握智庫研究的方法與技術。”為此，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智庫辦公室主任周湘智打了個比方：決策部門是“點菜人”，智庫機構是“做菜廚師”，管理部門就是“行政總廚”。我們要扭轉學者重學術文章，輕智庫報告的偏見，幫助和督促他們快速掌握智庫報告的類型、結構、風格、表達等方面的要領，促進學術研究與智庫報告之間的話語體系轉化。
有年輕學者提出，當前仍存在“論文寫在‘大地’上，還是寫在C刊上”的現實困惑。尤其是智庫研究與傳統科研的劃分依據、評價指標等在不同高校、智庫之間尚未建立公認標准，智庫人纔的上昇渠道以及新生代智庫學者的培育成長都存在阻礙。這些問題也引發嚴金明的深思。他指出，不同於以論文、著作、專利等成果為導向的學術研究，以政策報告為代表的智庫成果當前仍難以直接納入通行的科研成果評價體系。因此，應嘗試將各類符合標准的智庫成果納入科研工作考核、科研項目結項和科研業績獎勵的具體環節，並完善智庫成果購買制等制度舉措，真正做到“讓經費為人的創造性活動服務”。
激發人纔活力：限制發展的“緊箍咒”如何破除
“以前，我們智庫很難吸引到真正的優秀人纔，進入智庫的教師也難以實現長遠發展，癥結就在於智庫成果在傳統的高校學術評價中處於邊緣化地位。這直接成為青年智庫人纔頭上的‘緊箍咒’。”浙江大學中國西部發展研究院院長助理倪好談起了前幾年青年學者發展的困境。
直到2018年，倪好所說的“緊箍咒”終於被破除了。這源於兩個校內文件：《浙江大學智庫成果認定辦法（試行）》《浙江大學智庫人纔隊伍管理暫行辦法》。據此，有實效的智庫成果被納入科研評價體系，智庫與學術成果分類管理，智庫成果評價適用於校內職稱晉昇、崗位評聘、科研獎勵以及各類人纔選拔等方面。
浙江大學的嘗試，是全國高校智庫建設的縮影。一棋落子，滿盤皆活。政策“松綁”激發了人纔活力，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投身到智庫研究與建設中來。從全國范圍看，我國智庫不斷探索，在隊伍建設、培養方式、薪酬待遇等方面持續發力。一系列區域性的政策、文件不斷醞釀、相繼出臺，為盤活人纔存量、擴展人纔增量開闢新局面——
明確智庫人纔評價標准。江蘇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處長陳汝軍介紹，相當一部分智庫工作者來自政府機關和高校院所，這些單位多有一套固化的評價標准。比如，機關單位的人纔評價和行政級別緊密掛鉤，對於智庫人纔而言缺乏更為科學的標准。因此，應實事求是進一步研究不同性質智庫機構的人纔評價標准。
發現和培育領軍型、戰略型、復合型、專長型、學科型人纔。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高端智庫處調研員徐曉明介紹了以“帶隊伍”為目標資助首席專家牽頭團隊的做法，並指出相關資助按照“有進有出”原則實行動態調整。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評估論證研究中心副主任戰曉蘇提出，應建立特色專家庫，注重育纔、儲纔、用纔等環節的激勵方式，尤其要完善智庫、政府、企業之間的雙向旋轉門等靈活的配套機制。
建立“核心平臺+專家網絡”人纔運行模式。嚴金明認為，智庫人纔猶如木之根本、水之源頭。應通過專兼職、長短聘、雙聘與雙跨、資深專家與青年學者相結合的形式，發揮不同專家優勢，產出高質量成果。
2015年初，中辦、國辦印發《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至今已有近6年時間。6年間，中國智庫在新時代留下的鏗鏘步履清晰可見。正如楊忠在開幕式上所言，新征程上，智庫界要多有沈潛考索之功、多發高明前瞻之論，努力走出中國智庫治理的新時代之路，淬煉出新時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智庫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