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義是人類社會的公敵。但長期以來，美國采取“合則用，不合則棄”的雙重標准，不斷耍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手段，將恐怖主義政治化、工具化，以打壓競爭對手，謀取地緣戰略利益，維護其霸權體系。從阿富汗到敘利亞，從塔利班到伊斯蘭國，其丑惡嘴臉展現得淋漓盡致。近期，美國又開始就“東伊運”問題上演同樣戲碼。

當地時間2020年11月5日，美國國務院網站發布消息稱，國務卿蓬佩奧宣布將撤銷“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為恐怖主義組織，理由是：依據近十年來的觀察，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該組織繼續存在。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2020年11月6日在例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在“東伊運”恐怖主義定性問題上出爾反爾，再次暴露了華盛頓當權者在反恐問題上的“雙重標准”。發言人強調，美國應立即糾正錯誤，不要給恐怖組織“洗白”。否定“東伊運”的恐怖組織性質，反映出美國一貫將反恐事務的雙重標准作為維護自身利益出發點的霸權本質。

恐怖主義是人類的共同敵人，以“東伊運”為代表的疆獨勢力長期危害著中國的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9·11事件”發生後，中國立即公開譴責恐怖主義，承諾積極支持美國打擊恐怖主義活動。此後雙方開啟了雙邊反恐合作。2002年1月16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包括中美作為共同提案國提出的決議，加強了對塔利班、本·拉登和基地組織的制裁。依據安理會1267委員會認定，“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於當年9月11日被列為恐怖組織。

中美反恐合作初期，由於“東伊運”在阿富汗直接參與了基地組織對美恐怖活動，並參加了塔利班以及後來伊斯蘭國和敘利亞內戰中的對美作戰行動，例如，兩名“東伊運”成員曾參與2003年對美駐吉爾吉斯斯坦大使館發動恐怖襲擊活動。在利益受損的情況下，美國將“東伊運”列為打擊對象，在財政上對“東伊運”組織及其頭目阿卜杜勒·哈克高調制裁（2009年），在軍事上積極打擊（例如，2010年，美國中情局使用無人機在巴基斯坦北瓦濟裡斯坦地區殺死多名“東突”分子。2018年，以美國為首的駐阿聯軍襲擊了“東伊運”武裝分子的訓練營，因為“北約聯軍認為它們在中國境內外之制造襲擊事件”），在國際輿論場合也公開表態譴責阿卜杜勒·哈克企圖在北京奧運會期間發動襲擊的恐怖行為，表示“今天我們必須和全世界站在一起，譴責這一野蠻的恐怖主義行徑”。

但是，縱觀中美反恐合作過程，大搞雙重標准始終是美國對華霸權行徑的重要工具：

第一，追求獨家安全，強制他國利益服從美國利益。例如，平衡反恐與人權保護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需要妥善處理的問題。“9·11事件”後，美國以立法形式（《愛國者法案》）依法取締恐怖主義言論，其限制國內言論自由的做法還是得到世界上多數人的理解和支持。但美國政府對中國的類似做法卻惡意采取雙重標准。2015年，為制止包括“東伊運”在內的恐怖組織利用音頻、視頻進行暴恐活動，中國全國人大開始審議《反恐怖主義法》。而美國國務院卻在當年12月22日不顧中國立法的背景與目的，表示“強烈關注”，指責該法要求外國在華信息企業向中方提供技術支持，將會影響美國在華貿易和投資的競爭力，並限制了中國國內的“言論自由”。美國可以為自身安全限制國內言論自由，卻反對中國在反恐法中寫入要求信息企業提供關鍵數據、技術接口和解密技術，配合政府反恐行動的內容，用妨害中國反恐怖行動的做法“保護”中國的言論自由，美國不僅將本國企業的利益置於中國民眾的生命安全和中國政治社會穩定之上，而且在指責中國的同時，罔顧本國在《通信協助執法法》等法律中規定了類似內容的基本事實。

第二，實用主義掛帥、意識形態領先。在“東伊運”恐怖主義活動問題上，奉行雙重標准，“合則用，不合則棄”的實用主義做法，反映了美國意識形態對華敵視的陰暗心理。長期以來，以“東伊運”為代表的恐怖組織頻繁發動恐怖襲擊，殘害民眾、毀壞財產，引起社會極大恐慌。為遏制宗教極端主義思想，新疆采取了包括職業技能培訓工作在內的反恐和去極端化舉措，使新疆社會治安狀況明顯好轉，宗教極端主義得到有效遏制，民族團結，宗教和諧，人民生活安定祥和的局面不斷發展，文明生活風尚的社會氛圍日漸濃厚。截至目前，新疆已近4年沒有發生暴力恐怖案件。但這一項符合中國法律與聯合國關於預防性反恐基本精神和原則的良策，卻被美國抹黑。2019年12月3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2019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除攻擊中國新疆的人權狀況，歪曲中國去極端化和打擊“東伊運”恐怖主義勢力的努力外，還宣布了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相關官員實施制裁。生存權和發展權本是保障個人和集體其他權利的前提，是最基本的人權。如果沒有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生存權和發展權難以得到保障，其他權利無從談起。美國對這一眾所周知的簡單道理避而不談，對中國打擊“東伊運”的努力橫加指責、動輒制裁的根本原因在於，作為中國主流價值觀的反映，中國的反恐政策措施體現著集體主義的社會本位，它的成效優於自由主義價值觀下的政策成效，在美國看來，中國政策的示范意義威脅了美國意識形態在人類精神層面的支配地位，因此，即使中國反恐政策合乎實際、效果良好，美國的反恐政策與行動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地導致了數百萬無辜民眾傷亡、大量難民流離失所的惡果，美國對華反恐政策也要為了反對而反對。

第三，服務地緣政治，阻止中國發展。中國的迅速發展，造成了美國對維護自身霸權地位的焦慮。在反恐問題上采取雙重標准是美國阻止中國發展的有利手段。因此，從合作反恐到破壞中國反恐努力有著完美的美式邏輯。

首先，隨時轉換對手。塔利班統治阿富汗時期，其武裝中甚至還有一個由320名恐怖分子組建的“中國營”，“東伊運”在阿富汗、敘利亞等地流竄，披著宗教外衣傳播暴力恐怖思想，利用網絡大量發布暴恐音視頻，教授恐怖襲擊的方法和技能，煽動、策劃和實施了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動。2016年，“東突”恐怖分子伙同國際恐怖勢力實施了針對中國駐吉爾吉斯斯坦大使館的汽車炸彈襲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構成嚴重安全威脅。即使到了2018年，“美國之音”還撰文承認：“東伊運”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世界都構成威脅。可見美國對“東伊運”的恐怖主義危害有著明確認知。但從對華合作到取消“東伊運”的恐怖主義定性的原因在於，在國際社會通力合作下，主要國際恐怖組織已被打散，美國境內近幾年未發生大規模恐怖襲擊，美國通過取消“東伊運”的恐怖主義定性，不僅可以緩和與恐怖組織的關系，增進國內安全，而且可以將恐怖主義變成服務地緣政治、遏制中國的工具。美國在“東伊運”問題上雙重標准反復無常之舉，反映了美國對威脅自身安全的行為與個人或實體予以恐怖主義定性，對威脅競爭對手和非友好國家安全的恐怖組織或個人則網開一面的一貫做法，且這種做法從來不局限在對華關系中。例如，美國對古巴恐怖分子波薩達·卡裡萊斯縱容包庇，對敘利亞“白頭盔”組織新聞造假、濫用援助、販賣人體器官、綁架兒童用於運輸化學武器，並在敘利亞自導自演“被化學武器襲擊後的醫院”視頻，栽贓敘利亞政府軍的行徑置若罔聞，特朗普政府甚至向其撥款45萬美元以大力扶植。因此，只要在地緣戰略上是可用的工具，美國就要予以支持。

其次，與“東伊運”等恐怖組織相互配合，創造妖魔化對手的輿論環境，制造反恐合作的障礙。為服務地緣政治，美國也會在國際輿論上不遺餘力地歪曲事實。2008年10月21日，中國公安部公布第二批共8名“東突”恐怖分子名單，美國不顧與中國反恐合作還在進行，就戴上有色眼鏡看待中國的反恐舉動。路透社駐北京記者伊恩·蘭索姆在《中國公布奧運會“恐怖分子”名單》報道中挑撥說：“漢族打工移民和商人在加大對新疆的影響。現在新疆維吾爾族人口不到一半……”“東突”恐怖分子的支持勢力——總部設在歐洲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德爾夏特·拉希特，立即通過媒體放風說：“這份名單是中國政府打壓維吾爾人爭取更大自治權的托辭……”針對美國在國際輿論場合對中國的妖魔化，在當年舉行的香山論壇上，中國專家李偉不點名地批評美國：僅從本國國家利益出發，沒有把反恐作為一項專門的合作事務處理，而是與國際政治、國際關系結合在一起。這樣的反恐成為了工具，而非目的。這制約了打擊恐怖主義合作的廣度和深度。

在輿論戰的同時，操弄行政、司法、外援等手段，破壞中國反恐行動。2001年10月7日，美英以塔利班包庇和窩藏“9·11”恐怖襲擊的幕後凶手為由發動阿富汗戰爭，並將“東伊運”組織在阿富汗的基地摧毀殆盡。22名在阿富汗被美軍俘虜的“東伊運”成員被關進關塔那摩監獄，其他成員化整為零轉入地下，“東伊運”元氣大傷。中國政府強烈要求引渡這些恐怖分子，但美國政府卻以這些恐怖分子在中國國內無法得到公正的審判為由，通過司法程序，不惜花費數億美元將其遣送至阿爾巴尼亞和太平洋島國帕勞。這種處理手法為美國今天撤銷對“東伊運”的定性打下了伏筆。2003年12月15日，中國公安部第一批認定的4個“東突”恐怖組織中，“東伊運”赫然在列，其殘餘勢力仍一直在策劃實施新的恐怖活動。2007年初，“東伊運”分子在新疆苦心經營的一個恐怖分子訓練基地被搗毀。2008年初，新疆公安機關破獲“東伊運”預謀針對北京奧運會實施暴力恐怖活動案件，抓獲以阿吉買買提為首的10名恐怖團伙頭目及骨乾成員。中國自身對“東伊運”的打擊，以及與周邊國家的反恐合作，使該組織殘餘分子的活動空間越來越小。一時間在疆獨勢力內部，“東伊運”也逐漸邊緣化。以“世界維吾爾大會”為代表的“緩獨型”疆獨組織的影響力由此日趨上昇。這些機構打出所謂反對恐怖主義的旗號，重新整合了活躍在世界各地的疆獨組織。與美國國務院、中央情報局聯系密切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不斷加大對“世維會”等“東突”勢力的支持力度，長年通過撥款、培訓、提供設備等手段予以支持。有報道稱，近3年來，該基金對“世維會”等組織的資助額度從2017年的55.6萬美元上昇至2019年的96萬美元。隨著中美關系惡化，“世維會”開始與“東伊運”分工合作，打人權牌博取西方同情。“世維會”迎合西方的民主價值觀念，將所謂民族宗教問題與人權問題掛鉤，爭取國外政界和反華人士支持。而“東伊運”則通過“世維會”宣揚其暴力活動的“正義性”。這兩股勢力在組織上暗中聯系，在行動上相互呼應。特別是“世維會”2006年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後，他們在“50年建國方略總體目標”方面，即爭取在新疆地區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問題上觀點更接近了。經過“世維會”為首的“東突”勢力不斷整合，“東伊運”成功增強了對西方反華勢力的吸引力，創造了美國取消對其恐怖主義組織的定性、將自己綁上反華戰車的條件。而美國取消“東伊運”恐怖組織定性，又為其公開籌集資金繼續恐怖活動創造了有利條件。

縱觀美國在“東伊運”問題上態度的演變，可以看到：雙重標准是美國為追求獨家安全，強制他國利益服從美國利益，在反恐合作中采取實用主義掛帥、意識形態領先的態度，服務於地緣政治，阻止中國發展的霸權行徑的體現。美國綜合運用輿論、法律、外交手段，為達到破壞中國反恐行動的目的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此次蓬佩奧宣布將撤銷“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為恐怖主義組織的決定，正是“東突”勢力密切配合美國反華行動的具體表現。然而，美國應該明白，東突勢力即使按照他們自己的統計，在美“東突”分子僅1000人左右。“他們制造的輿論聲勢很大，但其實每個組織的成員並不多，他們就是靠媒體炒作，給人一種在境外勢力很大的假象”。美國試圖通過為這一小撮人洗白，來達到破壞中國反恐工作的目的。但是，這種行為除了表現出對華的極端仇視與瘋狂，最終不會得到他們的預期結果。他們應該想想，當年支持本·拉登的後果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