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網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發展環境、發展條件的新變化，作出了“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大科學判斷和戰略部署。“十四五”規劃的要義，在於貫徹落實加快構建“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的戰略部署。外部環境變化很重要，但是從根本上來說，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仍然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要求。制定“十四五”規劃，必須把握好這個規律，主要涉及以下三個方面。
一、城市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主體和引擎。一是從存量來看，2019年，我國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達到了8.5億，已佔總人口的60.6%，比歐洲50個國家的總人口還要多1億；同時，我國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近3倍，中等收入群體達到4億多人，且絕大部分分布在城市。二是從增量來看，盡管在一些地方出現了“逆城市化”現象，但從整體來看，我國仍處於城市化中後期。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過程中，我國人口大致會以“十五五”時期的某一年為拐點，經歷一個先上昇、後下降的過程。這意味著在人口高峰過後，我國城市化率的提高將會在相當程度上緣於總人口的減少。考慮到這個因素，假如到2050年時城市化率達到80%，未來我國累積進城人口可能在1.65億左右。按照城市化進程的規律，這個新增城市人口的主要部分將在“十四五”時期完成。同時，未來實現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倍增，最主要的落腳點在城市。如果說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基點是擴大內需戰略，那麼其戰略紐帶就在於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動，特別是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背景下推動空間一體化；而戰略的主體和核心就在於城市，城市將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主體和引擎。
二、讓生活驅動城市發展，加快城市從生產型城市向生活型城市轉變。以城市為主體和引擎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總抓手、總龍頭是城市生活，讓生活驅動城市發展。這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內生要求，具體體現在以下三點：一是順應社會主要矛盾轉化。不同的社會主要矛盾需要不同的城市發展方式。過去，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歸根結底就是有沒有供給的問題。一般不需要關注有沒有需求的問題，關心怎樣把東西生產出來就夠了。因此，城市工作的眼睛要向著生產事業，變新中國成立時消費的城市為生產的城市。但是，現在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成了供給好不好的問題。我們的工作要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導向，努力更有效地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城市工作的眼睛要向著美好的生活事業，變生產的城市為生活的城市。正是基於此，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乾意見》，提出城市規劃建設管理以讓人民生活更美好為總體目標。二是更大力度推進創新驅動發展的要求。科技創新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因此，“十四五”時期要以更大力度促進創新驅動。創新驅動本質上是人纔驅動，更大力度地推進創新驅動發展，必須要大力集聚人纔。而眾多國內外研究表明，地方品質、生活品質是影響人纔流向的重要因素。人纔偏好富有魅力的、生活品質高的地方。因此，要想吸引人纔、留住人纔、培養人纔，就應該大力地提昇城市的生活品質。下一步國家會進一步增強各地在人纔競爭上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三是加快補足短板。根據2020年《世界城市名冊》，按生產性服務進行排序，我國盡管還沒有像紐約、倫敦那樣的頂級的全球城市，但已經擁有一批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城市。上海、北京、廣州、深圳位列該排名第5位、第6位、第34位和第46位。然而，從生活質量的角度看，根據美世集團全球城市生活質量排名，我國上榜城市卻無一進入前一百名內。因此，要補上城市生活這個短板。
三、“1+5”讓生活驅動城市。“1”就是提昇地方品質。這是核心。地方品質即空間上不可轉移品的數量、種類、質量和可及性的總和，包括私人消費服務、公共服務、生態系統服務和基礎設施。在一個人口和要素自由流動的世界裡，人纔價碼是市場決定的，一個地方能否聚集人纔，關鍵在於地方品質。另外，人纔是中等收入人群的主體。因此，提昇地方品質既是人纔驅動發展、創新驅動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中等收入人群不斷壯大的客觀需要。“5”就是著力解決五大問題。一是權利均等。2016年聯合國通過《新城市議程》，提出共享城市的願景、原則、行動，強調城市權利均等。針對這方面的迫切需要，“十四五”時期，應當把城市化的重點轉移到農民工市民化上來，大力推進城市權利的均等化，確保人人共享城市。二是存量更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建成區系統總體人口密度持續下降，但建成區體系內部存在著不均衡現象，主城區過密與周邊城區過疏並存，城市擴張與收縮並存。這既不利於保護耕地、保護環境，也妨礙了效率的提昇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創新。“十四五”時期，要在深度推動人口、建設用地指標在城市之間自由流動的基礎上，統籌主城區及周圍城區，大力推進區域城市有機疏解和更新，著力通過既有建成區系統的總體加密、結構優化，吸納更多新增城市人口，實現城市化從“外延式發展”向“內涵式發展”的根本轉變。三是通勤便利。改革開放以來，在傳統的生產型城市發展模式下，我國城市居民通勤距離和時間變長，這已經成為制約城市居民幸福感提昇的突出因素。近年來，天津在通勤時間治理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十四五”時期，一方面要不斷完善高效便捷的城市交通體系建設，特別是對於天津這樣的超大城市，要加快推進“軌道上的城市”建設；另一方面要實現政府、市場機制有機結合，大力推進在生活圈意義上的職住平衡。四是綠色智慧。為實現更高質量、更加有效、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加安全的發展，要把倡導“城市的生態、韌性、智慧”作為“十四五”時期新型城鎮化的重要核心內容，推進綠色城鎮化和智慧城市化，一要以領導力及策略、健康及福祉、經濟及社會、基礎設施及環境為重點，大力規劃建設城市個人、社區和系統在衝擊下存續、適應和成長的能力，全方位增強城市韌性，讓城市更加有效、更加靈活應對快速變化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二要以能源存儲、數字化變電站、分布式能源系統、電動汽車基礎設施、智能交通和智能電網等為重點，大力推進城市基礎設施智慧化轉型，讓城市更高效、更可靠且可持續地運行。五是消除分割。城市與外部的分割包括城與城之間的分割、城鄉之間的分割。一個重要的戰略就是要在正確定義都市圈的基礎上，實施以標准都市圈或基本都市圈為基礎的都市圈化戰略。標准都市圈就是一個城區與周圍地區組成的、足夠份額的居民可以在空間上自由組合其居住地、工作地、通勤的地域。兩個以上地域相互鏈接的大型都市圈可以組成聯合都市圈，三個以上首尾相接的大型都市圈甚至可以組成城市群。應統籌現代化城市建設與鄉村振興，建立城鄉一體化房地產市場、就業市場、消費市場和公共服務市場，加快形成城鄉同城的都市圈。（津雲新聞編輯付勇鈞）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黨委書記、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區域科學協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