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艱苦卓絕的奮斗史上，黨中央在延安的13年永遠是一個催人奮進、引人深思的時期。毛澤東曾說：“陝甘寧邊區的作用非常大，我說它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樞紐，中國革命的起承轉合點。長征結束後，起是從這個地方起的，轉也是從這個地方轉的。這個地方是落腳點，同時又是出發點。”在紀念建黨100周年之際，記者再次踏上這塊曾經令全世界驚奇、令無數進步人士神往的黃土地，回望那顆曾經照亮神州大地的“紅星”，其光其芒，穿越歷史，撲面而來。

吳起鎮——並非偶然的“落腳點”

1937年10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撰寫的一本名為《紅星照耀中國》的小冊子在英國倫敦出版。短短一月間，此書先後發行五版。從此，來自中國西北一角的那顆“紅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陝甘支隊主力陸續進駐吳起鎮。吳起縣黨史專家馬廣千介紹，黨中央在這裡的13天裡，開了7次會，打了4次仗；由彭德懷指揮的“切尾巴”戰斗，徹底擊潰尾隨而來的國民黨騎兵部隊。捷報傳來，毛澤東欣然賦詩：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至此，該支隊主力歷經367天、縱橫11省、行程25000裡的長征，正式在吳起鎮畫上句號。

馬廣千說，雖然中央紅軍長征落腳點的選擇並非事先安排好的，但認真研究就會發現，這卻是一個歷史的必然：一是黨中央行軍大方向決策正確。1935年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針對張國燾南下分裂的企圖和危害，9月9日，黨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連夜北上；12日，黨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明確放棄“川陝甘計劃”，決定打到甘東北或陝北進行游擊戰，以便得到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幫助，創建革命根據地。二是陝甘蘇區革命環境基礎好。9月20日，陝甘支隊抵達甘肅哈達鋪，從幾份舊報紙上獲悉陝北有紅軍、有蘇區的消息後，毛澤東興奮地說，我們“要到陝北去，那裡有劉志丹的紅軍”“那裡就是我們的目的地，就是我們抗日前進的陣地”。馬廣千說，黨中央和毛澤東長征途中機動靈活的方向性決策與當時全國唯一保留下來的陝甘根據地較好的革命基礎，這兩者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的時代際會，對中國革命的勝利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堪稱“水到渠成”。

瓦窯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源地”

走進延安市子長市，車水馬龍的商貿氣息撲面而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80多年前，這裡就曾經誕生過陝北蘇區的第一個“市”——瓦窯堡市。

“長征一結束，新局面就開始。”當毛澤東在瓦窯堡作出這一預判時，波瀾壯闊的全民抗戰“新局面”已然在這個深藏於陝北大山褶皺裡的小鎮上策動了。1935年冬，帶著直羅鎮戰役大捷的征塵，著名的瓦窯堡政治局擴大會議在秀延河畔的田家院召開。會議由張聞天主持，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博古、劉少奇、張浩等13人與會。據黨史記載，瓦窯堡會議從12月17日開到25日，九天時間裡，會議結合張浩帶回的共產國際最新精神和國內民眾日益高漲的抗日呼聲，批判了黨內“左傾”關門主義錯誤，提出要結成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全國民眾指明了抗日救國的方向；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等重大決策，明確指出，“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頭子蔣介石”。瓦窯堡會議舊址紀念館館長徐宏偉說：“會議宣布將‘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名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在黨的決議中，把黨的性質規定為無產階級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12月27日，毛澤東為貫徹會議精神所做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做了更為深入透徹的闡述。這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戰略的綱領性文獻。為實現由土地革命到全民抗戰的偉大戰略轉折奠定了牢固基礎。”

在不足12平方米的窯洞裡，一面土炕幾乎佔去三分之一的空間；兩張八仙桌拼起來的會議桌旁圍著六條長凳。駐足舊址，85歲的黨史專家王志厚引用毛澤東在會議期間給彭德懷的電文：“這真是一次很好的討論。”王志厚說，毛澤東所說的“很好”，不僅指會議的成果，也是對“嚴肅、激烈、真誠”的會議氣氛有感而發。

強大、高效的執行力是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迅速走向壯大的又一利器。瓦窯堡會議決定成立白區工作委員會，主攻圍困陝北的國民黨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統戰工作。此後短短半年多，幾乎每個月，三方都分別有關鍵人物的秘密會談。其中最著名的當屬1936年4月9日周恩來與張學良的延安之約。陝西省黨史研究會副會長袁武振說，在這次長達6小時的歷史性會談中，雙方達成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共識。因此，進入1936年秋天後，紅軍、東北軍、十七路軍之間在“共同抗日”的旗幟下，已經初步形成了“三位一體”的局面，並著手醞釀發動“西北大聯合”。“這些都為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的發生、和平解決並最終形成國共合作的全面抗戰大局奠定了基礎。”

延河寶塔——中流砥柱 聖地熱土

“幾回回夢裡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棗園、楊家嶺、王家坪……穿行在鱗次櫛比的延安革命舊址之間，詩人賀敬之那首魂牽夢縈之作將記者的思緒帶到激情燃燒的崢嶸歲月。位於鳳凰山麓半坡的一棟窯洞式四合院，是1936年12月18日中共和平接管延安後，毛澤東的第一個落腳處。著名的《矛盾論》《實踐論》和《論持久戰》等著作都誕生在這裡。舊址講解員說，收錄在《毛選》前四卷中的140多篇文章中，有112篇在延安完成，其中16篇寫於鳳凰山麓。在毛澤東和黨中央一系列理論創新的指導下，延安在民族抗戰中“中流砥柱”的地位日益凸顯。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陝北紅軍先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第十八集團軍開赴抗日前線、挺進敵後，放手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根據地，開展獨立自主游擊戰爭。在抗日前線，八路軍浴血奮戰，平型關大捷、夜襲日軍陽明堡機場、雁門關大捷、百團大戰……捷報頻傳，振奮全國。

據袁武振介紹，從1938年至1945年八年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抗擊侵華日軍的比例逐年分別是：59%、62%、58%、75%、63%、58%、64%、69%。數據充分表明，敵後戰場逐步成為全國抗戰的主戰場；人民抗日武裝逐步成為全國抗戰的主力，促使中國度過最為艱難的相持階段並逐漸成為戰略反攻階段的決勝力量。到1945年年底，共殲滅日偽軍近40萬人，收復縣以上城市250餘座，收復華北、華中和華南大片國土，並協同蘇軍解放東北全境，取得了全面反攻的重大勝利。

“小米加步槍”是延安歲月最生動的寫照。1937年，隨著全面抗戰局面的形成，經過與國民黨政府的多次談判，當年9月6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成立。從此開啟了由蘇維埃制向抗日民主制全面轉變的民主改革和民主建政時期。

在邊區政府舊址，窯洞裡的歷史遺跡、老照片和數據圖表為後人勾勒出一個遙遠而清晰的抗日民主政權形態，“三三制”制度創新、先後三次的三級邊區民主選舉以及工會、青年救國會、婦聯、戰地服務團、抗敵互濟會等抗日根據地民主改革和大量群眾性團體的集中湧現，令80多年前“只見公僕不見官”的聖地延安形象躍然眼前。延安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胡建滿說，經濟建設是邊區政府的重任。大生產運動期間毛澤東發表的《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等著作以及黨中央開展的減租減息等一系列經濟政策，不僅解了當時的燃眉之急，也為我黨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濟治理中積累了寶貴經驗。

邊區政府舊址窯洞裡，一張“陝甘寧邊區生產發展統計表”吸引了記者的目光：1938年至1945年，邊區耕地增加1.44倍、糧食產量增加1.32倍、牛羊驢等存欄增幅均在2.5倍以上。胡建滿說，這樣的發展速度放在今天當然不算快，但在當時嚴峻的環境條件下，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胡建滿介紹，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後，陝甘寧邊區處於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頑固派雙重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之下，1940年，蔣介石不僅停發八路軍軍餉，還調集50多萬軍隊對邊區形成了五道包圍封鎖線。正如毛澤東所說，“困難真是大極了！”“是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黨中央的回答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於是，一場大生產運動在延安的山川?巒間展開。

距寶塔山40多公裡的南泥灣，如今是延安市南泥灣開發區。依托豐厚的紅色文旅和現代農業資源，這裡已成為陝甘寧區域遠近聞名的網紅“打卡地”。“當年的南泥灣堪稱抗戰 時期的‘開發區’。”南泥灣開發區管委會發展規劃部副部長吳雄說。1941年春，八路軍359旅挺進荊棘遍地的荒蕪之地。吳雄說，“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南泥灣精神至今仍然是激勵我們新時代開發區人的寶貴財富。據記載，進駐頭一年，全旅收獲糧食16萬公斤；到1944年，不僅糧食全部實現自給，還給邊區政府上交大量公糧。昔日“爛泥灣”變身“米糧川”。作為大生產運動的一面旗幟，南泥灣經驗迅速在邊區和各個根據地推廣開來；中央領導都帶頭參加生產勞動，毛澤東種菜、朱德撿糞、周恩來紡線等故事一時傳為美談。

楊家嶺——黨建工程的重大“坐標”

在楊家嶺革命舊址中央大禮堂門前一側，鐫刻著黨的一大至六大簡況的六方巨石由遠及近，直抵門前。

移步禮堂內，瞻仰保存至今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黨代會會場陳設特別是主席臺上方高懸的“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橫幅，記者似乎聽到755名黨代表紛至沓來的腳步聲。

1945年4月23日開幕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整整持續了50天。預備會期間，毛澤東追述了黨成立以來24年的奮斗史。開幕當天，在熱烈的掌聲中，毛澤東做了“論聯合政府”的報告，科學地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鄭重提出了中國人民強烈希望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目標。中國延安乾部學院教授霍靜廉說，原定會期較短，可是當與會代表在聽了毛澤東所做的政治報告和劉少奇《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後，反映理解消化時間不夠，紛紛要求延長會期。如此，七大就成了黨的歷史上會期最長、舉行全體會議最多、大會發言人數最多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此外，大會還修改了黨章並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七大黨章，是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實際和形勢任務以及黨員隊伍狀況等，完全獨立自主制定的一個全新的較為完備的黨章。”霍靜廉說，七大最輝煌的成果是明確將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並寫進黨章中。“自此以後，我黨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實現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空前團結和統一，為爭取抗戰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

“中國人民將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大會的路線指導之下，得到完全的勝利，而國民黨的反革命路線必然要失敗”。事實驗證了毛澤東在七大閉幕時作出的豪邁預判，黨的七大結束後僅兩個多月，日本宣布投降；此後黨中央又在延安窯洞這個“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指揮了規模最大的解放戰爭”。袁武振說，黨中央在陝北和延安的13年，是中國共產黨由幼稚走向成熟壯大的最關鍵時期。“首次准備召開七大的1937年，全國只有黨員五六萬人，七大召開時，黨員數量已達到121萬人；1948年3月23日，黨中央離開延安轉戰陝北；13個月後佔領南京，一年半之後，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宣布新中國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