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海嘯”再度席卷美國，這是自2020年3月以來美國的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美國的疫情曲線在過去一年多裡從未被“拉平”過，累計感染病例已經超過3800萬、累計死亡病例已經超過64萬。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醫療體系和頂尖的醫療技術，號稱擁有最優秀的公共衛生隊伍並建成了最完備的應急管理體系，卻交出這樣一份“不及格”的疫情防控答卷，不僅讓美國人民憤懣，也讓國際社會震驚。

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幾年來美國的醫療衛生支出水平持續增長，2020年醫療衛生支出的國內生產總值佔比高達18%。強生、輝瑞、默克、再生元和史賽克等美國著名醫藥企業在疫情期間的業績激增，股價也屢創新高。疫情防控一敗涂地，卻賺得盆滿缽滿——這樣強烈的反差令人出離憤怒，這是個什麼醫療體制？！它究竟是為資本還是為生命？

美國醫療體制：先進與落後畸形並存

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決定其分配給醫療衛生的資源水平。長期以來，美國在醫療衛生領域的投入位居世界前列，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中人均醫療成本最高的國家。然而近幾十年來，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卻嚴重落後，能夠覆蓋廣泛中下層人口的基礎醫療服務十分滯後。先進性和落後性畸形並存的格局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暴露無遺。

巨額投資下的美國醫療資源世界領先。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統計，2010年至2020年期間，美國醫療衛生支出的年均國內生產總值佔比接近經合組織國家平均佔比的兩倍，美國的人均醫療支出更是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數的兩倍之上。

在如此高昂投入之下，美國的醫療資源和醫療水平從市場表現來看是世界一流的。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制藥市場，佔全球藥物市場份額的1/3。根據藥物研究和制造商協會的數據，美國公司進行了全球一半以上的藥物研發，擁有大多數新藥的知識產權。2018年，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物評價與研究中心批准了59種新型醫藥產品，創下歷史新高，其中大部分產品是針對罕見病的。美國還擁有世界領先的醫學人纔，2020年的3名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中就有兩位美國人。除此之外，美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醫療設備市場。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2017年美國醫療設備市場規模高達1560億美元（佔全球醫療設備市場的40%），預計到2023年將增長到2080億美元。

美國醫療衛生支出居高不下源於資本壟斷。相比經合組織的其他國家而言，美國的醫療衛生公共支出的水平基本持平，高出部分主要集中在美國的私人醫療支出。也就是說，美國的醫療體制之下是有錢人的天堂。以平均住院成本為例，美國的住院成本高達經合組織國家平均住院成本的兩倍，而價格是美國和其他經合組織國家之間成本差異的主要原因。

造成美國醫療費用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在於大資本對醫療行業的壟斷。美國的醫療行業是個高度壟斷的行業，缺乏自由競爭。大資本通過兼並收購等方式緊緊把控住院服務和醫藥產品的定價權。為了尋求利益的最大化，醫院的人工費用、服務費用和醫療產品的價格被不斷哄抬。不僅如此，美國醫學會、美國醫院協會和美國藥品研究和制造商協會等利益集團每年更會投入大量政治獻金，通過游說尋求其在政治領域內的代言人，推行有利於醫療服務供應方的政策，從而強化他們的市場力量。

美國公共衛生基礎設施長期滯後。美國用於醫療衛生領域的人均行政費用約為其他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的4倍，遠遠超過美國在疾病預防或長期醫療保健方面的支出。因此，盡管醫療衛生支出很高，但是從預期壽命和嬰兒死亡率等常見健康指標看，美國人民的健康狀況比諸多經合組織國家差。

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幫助各級政府有效預防疾病並為緊急情況和持續挑戰做好應對准備，但缺乏盈利空間。與美國所擁有的頂尖的醫療人纔、先進的醫療設備和豐富的醫療資源相反，美國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近年來處於長期滯後狀態。美國各州的公共衛生部門資金長期不足，聯邦層面的公共衛生基金也被大幅削減。

自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美國各州和地方公共衛生機構近4萬個工作崗位被裁撤，同時由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管理的應急准備和響應計劃的聯邦資金被削減了近半。由於美國的防疫體系依賴於各州衛生部門的檢測和病歷跟蹤，再由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進行信息匯總和指導部署。因此，長期滯後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直接導致了疫情中各州衛生部門人手的嚴重短缺，從而造成了防疫過程中檢測能力、病歷跟蹤能力、安排治療能力的落後和抗疫的低效。這也就可以部分解釋美國昂貴的醫療體系難以有效應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了。

資本利益主導下，美國醫療體制抗疫必然失靈

資本裹挾下的美國醫療體制導致醫療費用居高不下，投資不足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國人民獲得基本衛生保障的可能性。這是造成美國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死亡率較高的重要原因。在疫情中，美國的大醫療資本憑借疫情大肆斂財，美國的底層民眾卻因無法支付高額的治療費用而深受其害。這種資本利益主導下的美國醫療體制必將導致美國式抗疫的失靈。

美國醫療大資本借新冠肺炎疫情財富激增。資本從來不是為了解決危機，而是借助危機來攫取高額利潤。在此次疫情之中，美國的醫院和醫藥公司並未降低醫療費用——事實上，與歐洲相比，美國境內各類新冠疫苗的價格普遍高於歐洲。通過疫苗的研發與專利申請、醫院資源的擠兌等方式，美國的大醫療資本在此次疫情中賺得盆滿缽滿。

以美國幾家著名制藥公司和醫療設備生產公司的業績為例。從2020年3月至今，美國的強生、輝瑞、史塞克和再生元制藥等公司的股價都已經創下歷史新高，其中輝瑞公司2021年中報的營業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長了68.24%，再生元制藥2021年中報的營業收入更是比去年同期增長了102.83%。

與此構成鮮明對比的則是以美國藍領工人和日益衰減的中產階級為代表的大部分美國人還處於艱難度日之中，淪為疫情和經濟大衰退的受害者。不僅如此，大量低收入人群在獲取食物、保持工作崗位和獲得基本衛生保健方面困難重重的同時，又將自己的資金投入股市，以此作為僅有的投資渠道，從而導致海量資金湧入美國股市，又進一步使美國大資本的財富暴增。

美國政府的救助政策意在救資本而非救人命。資本所壟斷的不僅僅是市場，還有政策制定。美國利益集團強大的游說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美國政府的政策走向。疫情之中，美國兩黨政客提出的抗疫措施都是從背後的資本集團利益出發，並且迎合自身的選民需求以擴大政治基本盤。政府奉行“資本至上”的行事邏輯，對於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的醫療費用昂貴問題，既沒有意願也缺乏能力去改變——不僅沒有通過大幅降低醫療成本來控制疫情，反而維護大資本的利益，一味追求經濟復蘇而忽視了其對國民生存權的保護責任。

觀察特朗普和拜登兩屆政府提出的疫情救濟計劃，不難看出，美國政府的救濟政策傾向於維護資本利益。特朗普簽署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濟與經濟安全法案》共計投入2萬億美元進行疫情救濟，但其中與醫院、醫療保險和其他醫療相關的經費僅有1800億美元，僅佔總投入比例的9%，而給大公司企業、小型企業的貸款基金則分別高達5100億美元和3770億美元，佔總投入的44.35%。拜登政府於2021年3月簽署的經濟救助計劃，計劃投入1.9萬億美元進行疫情救濟，其中直接金融援助高達6561.8億美元，佔總投入比例的34.5%，而衛生領域僅投入862.4億美元，佔總投入比例的4.5%。

美國的醫療體制為壟斷大資本服務，壟斷資本主導著美國的醫療衛生政策設置，因而在不斷強化大資本的壟斷性。這種“為資本不為生命”的體制特點決定了，美國各級政府、各類社會組織和個人缺乏團結抗疫的主動性與能動性基礎，也決定了美國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這一公共衛生危機的必然失敗。

（作者：俞鳳，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魏南枝，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