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是美國總統拜登此前給美情報部門設定的提交所謂“新冠病毒溯源報告”的最後期限。據《華盛頓郵報》等美國媒體25日援引匿名情報官員的話稱，報告“未對溯源問題得出明確結論”。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8月26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溯源是科學問題，應當有全球科學家合作開展，這是絕大多數國家和科學界的共識。美方不通過科學家而動用情報機構推進溯源，只會乾擾破壞科學溯源的開展，為國際社會早日找到病毒源頭增添阻力。

讓情報部門主導溯源是一場無關真相的“表演秀”。人類醫學史上很多疾病，如艾滋病、SARS等，對其源頭的探索雖然有了很大進展，但溯源工作至今還在繼續。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例，在疫情暴發之初，人們普遍認為最早的一批確診病例出現在武漢，但是隨著疫情研究和調查的發展，新冠肺炎疫情的時間線也在不斷被改寫。在意大利、美國等地的一些調查中，都報告了出現時間早於武漢的新冠病毒病例樣本，比如，意大利現在報告的最早出現新冠病毒核糖核酸檢測結果為陽性的病例樣本，就采集於2019年9月12日，比武漢報告的時間早了3個月。

這也表明，在流行病學調查中，尋找“零號病人”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情，而要調查“零號病人”如何染病，再進而追溯病毒從何而來、又如何感染人類，自然更加困難。實際上，就連拜登本人都對情報部門的工作表達了一定程度的信心不足，他今年7月首次視察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時就表示，該辦公室“要增加具有與病原體相關的重大科學能力的人員配置”。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美國政府關心的根本不是“病毒溯源”，而是“調查”這項行動本身。白宮必須要求情報部門配合演出，因為只有這樣纔能為他們早已拼湊好的“結論”提供“證據”，纔能為其進一步抹黑污蔑中國創造“基礎”，整個調查只是美國政府的一場“政治表演秀”。

讓情報部門主導溯源實際上是反科學的政治操弄。病毒溯源既是傳染病防治工作的重要一環，也是一項嚴肅、復雜、需要較長時間研究且存在巨大不確定性的科研工作，早已名譽掃地的美國情報部門有能力主持這樣一項工作嗎？就以近期的阿富汗局勢為例，8月13日，美國情報部門還信誓旦旦地表示塔利班有可能在90天內控制首都喀布爾，結果8月15日，塔利班就和平接管了喀布爾。這場來得如此迅猛的打臉，也將美國情報部門“真實的工作能力”暴露無疑。連“搜集情報並做出正確判斷”這種本職工作都乾不好的美國情報部門，又哪兒來的勇氣在90天裡拿出一份合格的科學報告？

《華盛頓郵報》8月24日援引不具名官員的話稱，盡管情報機構定位就是“收集一系列外國行為者信息”，但他們不一定能做好深入挖掘全球衛生數據。他還表示，情報界“不一定最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這從根本上說是一個科學問題。美國政府讓情報部門代替科學界進行溯源調查這種“反科學”的操作，恰恰表明，這次所謂的“調查”本質上是一場無視科學、政治操控溯源的陰謀戲碼。

情報部門主導溯源是美國政府“推責甩鍋”的新“障眼法”。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情報官員稱“若中國不允許獲得某些數據，那麼我們永遠也不會真正知道答案”。美國政府試圖營造“中國掩蓋真相”氛圍的意圖昭然若揭，所謂的調查，也不過是美國政府為了轉移國內對其抗疫不力的注意力、向中國“推責甩鍋”的最新動作。同時，美國政府給中國扣上“病毒源頭”的帽子，不斷釋放出“中國乾擾溯源調查”的虛假信息，一大目的就是打著“對華追責”的旗號，拉攏盟友對中國開展政治戰、輿論戰和情報戰。

實際上，過去一年多時間裡，美國政府就一直在試圖將“新冠病毒源頭”栽贓給中國，以轉移民眾對國內抗疫不力、貧富差距拉大、社會撕裂、槍支暴力和犯罪激增等一系列痼疾的關注，減輕民眾對政府的負面看法。近期美國疫情快速反彈，日均新增確診病例再度突破10萬例，全美3/4的重癥監護室病床已滿。然而，面對來勢洶洶的新一波疫情，拜登政府卻也同前任一樣應對失當。劍橋大學教授詹姆斯·伍德認為，一些政治團體之所以熱衷於宣揚新冠疫情由實驗室泄露造成，是因為“這種說法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讓人們無視疫情大流行背後真正的危險”。

基於政治陰謀的溯源永遠都不會有真相。在國際社會與科學界已經把“病毒實驗室泄漏論”掃進垃圾桶的時候，美國政府卻想要重演“以‘一小瓶洗衣粉’為‘證據’指控一個國家”的戲碼，只會自取其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