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殺妻冰櫃藏屍案”曾一度震驚全國，案情很多細節在網絡上已有大量報道，也勾勒出了殺人凶手朱曉東的性格輪廓：陰沈、殘忍、自私和極端。

近日，《法治日報》記者從一位法醫口中再次回顧這個案件，聽到了更多不為人知的故事。他就是司法鑒定科學研究院法醫精神病學研究室主檢法醫師劉超，此前負責朱曉東的精神鑒定。

2017年2月13日，劉超在看守所見到了朱曉東，那時距離他殺人已近4個月了。

“他見了面就告訴我們，妻子楊某某脾氣很差，用上海話講，就是非常‘作’，小心眼、太計較，且報復心強。”劉超說。

在與法醫的溝通中，朱曉東將一切責任都推到了楊某某身上，因為他明白妻子此時早已無法辯解。“有時候她給我發微信，我沒回，晚上回家就發脾氣。還有，晚上我加班很晚，就必須每半個小時給她發一張辦公室照片，否則也要發脾氣……家裡買個面包機不如她意也跟我吵，吵到要離婚為止，但我一說同意離婚，她又說只要離婚她就自殺。”朱曉東向劉超如此描述，在他口中楊某某就是一個蠻不講理、令人討厭的“上海小女人”。

據此前媒體報道，朱曉東殺妻源於夫妻二人不愉快的杭州之旅。

而面對劉超，朱曉東又是這樣描述的：“去之前，因為我早上起晚了，沒在網上搶到她想住的酒店，她就大發脾氣，在杭州那幾天一直不停地念叨這件事。回來時，又因為沒有買到高鐵票，只能坐臥鋪回來，她就一直嘮叨，晚上都哄好了，第二天起來又開始抱怨。”

朱曉東說，案發那天早上，他實在受不了楊某某的喋喋不休，就掐住了她的脖子。“我只想讓她閉嘴，沒想殺死她。”朱曉東向劉超強調。

可眼見妻子已沒了呼吸，朱曉東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知道自己完了。於是他決定，與其束手就擒，不如一個人先好好享受一番。

他將楊某某的屍體藏在冰櫃中，把她支付寶裡的4萬多元轉到自己賬戶裡，然後打包行李出去旅游了。近3個月的時間裡，朱曉東去了海南、徐州、韓國等地，先後以楊某某的名義在手機上借了大約16萬元用於花銷，至於楊某某父母和朋友發來的微信，他都悄悄“代勞”回復了。

“如果是電話，我就掛了，就說不方便接聽。”朱曉東說。

2017年2月1號是楊某某父親60歲的生日，楊父給他們發來邀請微信，約好讓他夫妻二人來吃晚飯，但過了約定時間，楊父遲遲沒有等到女兒女婿到來，同時發現再也聯系不上女兒了。

朱曉東知道事情瞞不住了，就打電話給自己父母，坦白了殺妻事實，然後在父母的陪同下到派出所自首。

“楊某某在世時，你有沒有背著她和別的異性接觸並發生性關系？”劉超問朱曉東。

“有接觸，但沒有發生性關系。”朱曉東回答。

然而，這顯然是在說謊，因為根據警方查證，朱曉東此前曾與多名女子發生性關系。

他的陳述有多少可信？從看守所出來，劉超去拜訪了楊某某父母和朱曉東父母。

朱曉東父母在他11歲時就離婚了，他跟著母親生活，從小在溺愛中長大。朱曉東母親告訴劉超，兒子從小就話少，不好親近，如果和他聊天，他只會回答“是”或“不是”。

更重要的是，從與朱曉東母親的談話中，劉超發現，朱曉東性格有極端傾向。“他母親說之前他和異性發生情感糾葛時曾割過腕。”劉超說。

楊某某的父母後來也向劉超證實，對於這個接觸不多的女婿，他們的印象是“話少、內向”。從女兒帶他來見父母到案發其實不到一年，楊父母與朱曉東的接觸並不多。

雙方家長都表示，小兩口平時並沒有什麼明顯矛盾，除了朱母說朱曉東曾透露楊某某有點“作”之外，並無異常。

按照常理講，夫妻間難免有摩擦，簡單一個“作”字就對妻子痛下殺手，確實難以自圓其說。但案發當天兩人究竟發生了什麼？朱曉東殺妻到底是故意殺人，還是如他所說，“只是想讓她閉嘴”？

冰櫃裡的楊某某已無從訴說，朱曉東的辯解在證據面前又顯得如此蒼白。經過走訪調查，劉超認為朱曉東並無精神問題，更沒有精神疾病。劉超又對其進行了一系列檢查，包括人格測驗。

劉超從事法醫職業已有10年。他告訴記者，從鑒定的角度來講，朱曉東並不是一個高明的說謊者。“做人格測驗的時候很明顯，他有自我保護意識，傾向於去選擇對自己有利的答案，沒有說實話。”劉超說，人格測驗由幾百道題組成，題目構成經過縝密設計，如果是刻意說謊，在專業的法醫面前是不堪一擊的。

兩個月後，劉超向警方提供了鑒定意見：朱曉東無精神病，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有受審能力。

2018年8月23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被告人朱曉東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朱曉東隨後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2019年7月5日，上海高院二審宣判，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20年6月4日，上海二中院對朱曉東執行了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