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的戰略部署，為進一步把握高質量發展的底層邏輯，加快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天津市在發展新質生產力方面“勇爭先、善作為”的重要要求，亟須基於歷史觀、大局觀和角色觀，系統把握新質生產力歷史演進的基本規律、大國生產力博弈的核心邏輯、天津勇爭先的有效路徑。

　　一、基於大歷史觀的新質生產力演進之理

　　人類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的演進過程，呈現出以下規律：

　　一是“S”形迭代與躍遷規律。作為一個動態演化系統，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表現為由緩慢起步、快速增長、趨於飽和等三個階段組成“S”形曲線。每當生產力達到“趨於飽和”的瓶頸期，遲早都會在能源、材料、加工制造或信息處理等方面發生革命性、顛覆性突破，衍生出一大批新型技術簇群，導致大量新型基礎設施、新型生產要素和新型生產要素組合的湧現，催生出一大批新產業、新模式和新動能，形成新型技術-經濟范式；同時，也會帶動傳統產業深度轉型昇級。由此，生產力開啟了一輪又一輪的“S”形增長。

　　二是領先國家或區域的更替規律。人類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在空間上是非均衡的。第一次產業革命時期，英國的曼徹斯特和伯明翰，法國的裡昂和聖埃蒂安，德國的紐倫堡等城市實現了快速發展；第二次產業革命時期，英國的倫敦和謝菲爾德，法國的巴黎和裡爾，德國的柏林和法蘭克福等城市發展迅猛。進入到20世紀中葉，美國的硅谷成為世界信息技術和高科技產業的中心。

　　三是資本驅動的生產要素整體聯動規律。近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商業資本、產業資本、金融資本和風險資本在產業革命的不同時期和領域，對驅動科技創新和生產要素昇級，以及引導生產要素流動與配置，發揮了不同的作用。第一次產業革命的早期，以博爾頓為代表的商業資本家支持瓦特改良蒸汽機，使得蒸汽機廣泛應用於采礦、紡織和運輸領域。第二次產業革命時期，產業資本成為推動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的核心力量。第三次產業革命時期，金融資本成為支持技術創新型企業成長的主力軍，在硅谷的崛起過程中，風險資本成為驅動生產要素整體聯動的重要推手，助力硅谷在全球范圍吸引和整合各類創新資源和生產要素，打造高效的創新生態系統。

　　二、基於新角色觀的新質生產力爭先之路

　　今後一段時期，是一個國家和地區能否搶先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歷史機遇的關鍵時間窗口。習近平總書記在天津視察時，提出天津要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上“勇爭先、善作為”的重要要求，這意味著天津市應當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上承擔探路者和排頭兵的新角色，應當基於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歷史演進之理，找准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爭先之路”。

　　一是面向當今時代的數智科技創新浪潮和深度科學創新浪潮，統籌謀劃天津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戰略地圖，搶佔全球產業競爭的制高點。一方面，天津要緊緊擁抱數智科技創新浪潮，奮力發展自主可控的數智產業，大力推動傳統產業的數智化轉型。另一方面，天津要戰略性地投身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自2022年以來反復強調的深度科學創新浪潮（即聚焦基礎學科的基本問題，以重大科學發現為導向，以基礎研究為驅動力的顛覆式創新），提高應用數學、腦科學、具身智能、合成生物學、基因、納米、新材料、新能源和儲能技術等方面基礎研究能力。

　　二是加強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面向產業創新，大力加強數智化基礎設施、智能制造基礎設施、能源與綠色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對標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規劃，大力建設一批支橕深度科學創新浪潮的大科學裝置和深度科學研究中心，從軟件和硬件兩個方面切實強化概念驗證中心的驗證能力、原型開發與優化能力、應用場景測試能力。

　　三是創建京津冀深度科學創新聯合體，打造一體化的基礎學科的創新鏈和服務鏈。一方面，整合京津冀優勢科技創新機構，創建京津冀深度科學創新聯合體。另一方面，面向“研發、孵化、轉化和產業化”等深度科學創新鏈條的各個環節，充分發揮天開高教科創園在促進創新鏈與產業鏈深度融合上的優勢，謀劃建設深度科學的創新服務鏈條。

　　四是強化科技創新人纔隊伍建設。一方面，設立天津市基礎學科研究中心和基礎研究科技人纔隊伍建設專項資金，優選一批青年科研人員，為其提供穩定科研經費支持。另一方面，進一步優化分類分級的考核和評價的指標體系和機制，助力中青年科研人員的長遠發展，強化其原始創新能力。同時，進一步優化同行評議機制，實施多元、動態、透明的同行評審，打造風清氣正的科技創新評價環境。

　　【作者柳洲　為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24AKS021）、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TJKS22-007）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