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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警備區河東第一離職乾部休養所，百歲老人胡龍戴著老花鏡，正用略顯顫抖的手翻閱《解放軍報》。這張曾被戰火熏染、被刺刀劃傷的臉龐，如今寫滿了歲月的平和。八十多年前，正是這雙布滿老繭的手，掄起洋鎬破壞日寇鐵路，握緊刺刀刺向侵略者；這雙眼睛，見證了無數次與日寇的激烈交鋒，也終於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工作人員介紹，老人每日必做的事便是讀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常年訂閱，即便身體不適時，也讓女兒逐字念誦。更讓人驚嘆的是，他還能熟練使用智能手機視頻通話，用平板電腦查看抗戰歷史資料，“不能跟時代脫節啊！”老人常笑著說。那些從土坯房走向抗日戰場的烽火歲月，雖已沈淀為歷史，卻永遠銘刻在他的記憶深處。

土坯房走出抗日黨員

“1926年8月15日，我爹正和泥砌牆，聽見屋裡傳來響亮的啼哭，宣告家裡添了新丁，他咧嘴就笑：‘叫胡新房吧，盼這屋子盼了十年咧！’”胡龍老人回憶起身世時，總愛用粗糙的手掌比畫著土坯房的大小，“屋裡就三昇高粱米、一口豁缸，風從牆縫裡鑽進來，能把油燈吹得直晃。”四歲那年冬天，父親咳血倒在茅坑邊的場景，成了他童年最深的刺痛——“他攥著半塊凍紅薯，手都凍硬了，還說‘娃們吃，爹扛得住’。” 七歲起，他成了地主家的半拉長工，燒火棍的疤痕留在背上，“王老五婆娘打我時，我躲在草垛裡哭，眼淚都結成了冰疙瘩。”

1937年深秋，鬼子的皮靴踏碎了村莊的寧靜。胡龍躲在柴房牆縫裡，看見漢奸點名冊上“胡新房，十一歲”的字樣，“他們把糧食裝上車，連地主家的銀元都埋進糞堆。”直到1938年春，發小徐桂生塞來一張麻紙：“送到柏林村土地廟，交給穿草鞋的貨郎。”從此，他半夜鑽高粱地送情報，曾把情報塞進破棉襖，裝成討飯小孩躲過鬼子刺刀。“徐桂生說我眼亮得像星星，該當八路軍。”指導員張志當場為他改名：“胡龍，得有龍虎氣！”

“第一次見部隊的玉米糊糊，我差點把舌頭咽下去。”老人說起在晉察冀軍區當通訊員的日子，眼裡泛起光，“政治乾事用樹枝教我們怎麼寫‘共產黨’，我刻在槍托上，摸得字都凹進去了。”1940年雨夜送情報時，他把竹筒綁在狗尾巴上，“鬼子踢狗，狗衝進青紗帳，我在水溝裡泡了半夜，爬出來時情報還乾著。”當通訊班長後，他曾背著傷員跑十裡山路累到吐血，“那三個老兵從此叫我‘胡班長’。”1941年冬，老排長同玉祥在煤油燈下講黨章，“他說共產黨要讓窮人過好日子，我連夜用煙盒紙寫申請書，字歪歪扭扭寫了三頁。”黨徽別在胸前時，他偷偷掐自己：“不是夢，我是黨員了！”

百團大戰勇破敵防線

“1940年8月的月亮亮得嚇人，鐵軌像銀蛇趴在石太線上。”胡龍老人比畫著洋鎬的動作，“大隊長說‘今晚讓鐵軌飛天’，我們趴在路基下挖枕木，石子硌得膝蓋全是血痂。”最得意的“炮竹計”就藏在墳包裡——“我點著鞭炮，‘劈裡啪啦’一響，炮樓裡的鬼子就瘋狂開槍，子彈打得草葉直掉。突擊組趁機繞到後面，端了他們的彈藥庫，扛著槍跑時，還聞著鞭炮味呢！”

“割電線時遇過鬼子騎兵，小李突然學狼叫，領頭鬼子的馬都驚了。”老人笑著拍大腿，“我們滾進灌溉渠，水冰得像刀子一樣，小李爬上岸時棉褲硬邦邦的，還說‘咱這是與狼共舞’！”最險的一次，他們剛卸下鐵軌，裝甲車的探照燈就掃過來，“我趴在草叢裡，履帶從離腦袋三尺遠的位置碾過，震得耳朵嗡嗡響，事後摸後腦勺，頭發都立起來了。”

“百團大戰打了三個半月，我們大隊拆了二十多裡鐵路，鐵軌堆成小山。”老人指著舊照片上的脫軌火車，“我咬著繳獲的日本罐頭說：‘小鬼子，跟中國人斗你還嫩！’”那些夜晚，他和戰友們用洋鎬、鐵鍬當武器，用炮竹、狗尾巴當掩護，在鐵軌上刻下了中國軍人的不屈——“沒炸藥就拆枕木，沒槍就搶鬼子的，只要想打鬼子，辦法總比困難多。”

朱市鎮浴血拼刺刀

“1942年春去抗大學習，我沒摸過課本，手都抖。”老人從抽屜裡拿出仿制的樺樹皮生字牌，“同屋老班長把字掛我床前，‘共產黨’‘毛主席’，我每天睜眼就背。三個月考試得了‘良’，筆記本上全是戰術要點，連怎麼躲炮彈都畫了圖。”

“朱市鎮戰斗時，三班長被毒氣熏得滿臉發紫，還舉著刺刀衝。”老人的聲音低沈下來，“我喊‘毛巾蘸尿捂口鼻’，自己先把毛巾塞進褲襠。那味道嗆得人想吐，但真擋住了毒氣。鬼子炮彈把陣地炸成蜂窩，我耳朵直流血，還帶著戰士反衝鋒。”第三天夜裡的白刃戰，他至今記得刺刀入肉的觸感：“血噴在臉上熱乎乎的，沒等拔刀，鬼子槍托砸我頭上，暈過去前聽見戰友喊‘胡龍！’”

“醒來時衛生員在包紮，營長說我刺刀還插在了鬼子的心口。”老人眼眶泛紅，喉結動了動，“分區首長來看我時說：‘這場勝利，是你和戰友拿命換來的。’”他盯著掌心，仿佛那裡還留著戰友的溫度，“我一閉眼，就想起三班長臨終前發紫的臉。”八十多年過去，那段記憶早已刻進骨頭裡，“每一道傷疤，都是用戰友的命換來的，不能忘，也不敢忘。”

青紗帳智斗寇匪幫

“1943年大旱，鬼子封鎖嚴，我們子彈袋十有八九是高粱稈。” 老人比畫著長度，“演習時新戰士扣板機，‘啪’掉出稈子，大家笑完都沈默——真沒子彈了。連長說‘敵人給我們造’，我們就琢磨怎麼搶。”

“三個漢奸搶了兩袋麥子，進高粱地後我們點炮竹。”老人模仿著“砰砰”聲，“漢奸扔下槍就跑，我們撿起了槍，把麥子送回老鄉家。老鄉要分麥，我們說：‘這是你們的救命糧，我們打仗就為讓你們安心種地。’”更絕的是“假扮鬼子”——他戴繳獲的帽子，用破布纏步槍冒充機槍，“偽軍一看‘皇軍’來了，趕緊敬禮，我們趁機繳了械，押著俘虜跑了十裡地！”

“到抗戰勝利，我們子彈袋全是真家伙了！” 老人哼起老鄉編的順口溜：“八路軍真神奇，高粱稈變機槍……”他說，那些用智慧換來的子彈，比任何武器都珍貴，“沒槍沒炮，咱有腦子；沒吃沒穿，咱有民心。這仗，咱中國人必須贏！”

“有時夜裡做夢，還在高粱地裡跑，聽見徐桂生喊‘新房，送情報！’”胡龍老人指著窗外的和平年代，“現在的娃們不知道，三昇高粱米、半塊凍紅薯的日子啥滋味，更不知道三班長倒在毒氣裡的樣子……”工作人員說，老人常對著舊照片發呆，喃喃自語：“我活到現在，替戰友們看看好日子，值了。”

老人的這雙手曾握過洋鎬拆鐵軌，曾攥著刺刀殺鬼子，如今正輕輕撫摸著報紙上“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標題。他說：“只要我還能說話，就得告訴年輕人，土坯房裡能走出戰士，高粱稈也能嚇跑鬼子，中國人的骨頭，從來沒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