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1938年，王光傑（右）與王蘭芬在天津設立秘密電臺開展地下斗爭。

圖 1984年，夫妻二人回到天津秘密電臺舊址。

照片由史煜涵提供

“一份情報，有可能會影響一個戰場，甚至改寫一段歷史。很多飽經風雨，乃至獻出生命的地下黨人，在當時隱姓埋名，又被歷史慢慢塵封。”和平區委黨校黨史研究科科長史煜涵說。

作為一名研究天津地方黨史的學者，史煜涵這些年常徘徊在一棟棟老建築前，紮在厚厚的史料中，試圖尋找抗日戰爭時期那些“潛伏者”的英雄故事，講給生逢盛世的人們聽……

站在沙市道福林裡的舊址旁，車流在身後穿梭，這裡曾是英租界林莫克道伊甸園，如今已無跡可尋。“1938年，就在這片鬧中取靜的居住區，兩個年輕人組成了特殊的‘家庭’。”史煜涵翻開泛黃的檔案，指尖劃過兩個名字：王光傑（後改名王士光）、王蘭芬（後改名王新）。

天津淪陷後，中共河北省委急需建立秘密電臺。時任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長兼天津市委書記姚依林（許志庸）選中了清華電機系高材生、地下黨員王光傑，又找到16歲的河北女師附中學生黨員王蘭芬。

“組織要求他們假扮夫妻，住進英租界一棟三層小樓。”史煜涵頓了頓，“第一次見面，王光傑脫口而出‘這麼小’，王蘭芬緊張得打翻了茶杯。”為掩護工作，姚依林親自改造二人形象。他讓王蘭芬剪掉辮子燙成卷發，給王光傑塞了梳子和頭油：“做地下工作，形象要與身份相符，你們這樣不修邊幅容易引起懷疑。”

電臺選址暗藏玄機——緊鄰英國兵營（今實驗小學）。“兵營周邊供電穩定，發報時還可以借其電報信號掩護。三樓曬臺視野開闊，一根竹竿立起便是平安信號。”史煜涵說，昆明路京海公寓舊址，當年此處名為福壽別墅4號，是電臺1939年5月以後的位置。

組織考慮王蘭芬年紀太小，又給這個“小家”找了一位40多歲帶孩子的烈士家屬，假扮成他們的嬸母和弟弟。就這樣，一個“小家”變成了“大家”。白天，“丈夫”王光傑去天祥市場電料行當技師，暗中采購零件，“妻子”王蘭芬和“嬸母”在家中照顧孩子。“工作”需要時，王蘭芬會在曬臺或跳繩、或立上竹竿，以表示安全。深夜，二人用絨布包裹電鍵，在悶熱的閣樓裡收發情報。當紅色電波穿透夜幕，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市委與上級黨組織以及北方各個根據地的戰局悄然聯動。

假戲真做的轉折發生在一次危機中。某夜突發險情，兩人躲進旅館。黑暗中，王光傑決意犧牲自己保全電臺，王蘭芬卻想掩護他撤離。“爭執時，王蘭芬突然問‘你的三無（沒結婚、沒對象、沒目標）怎麼樣了’，王光傑答‘因為有了你’。”史煜涵感慨，“生死考驗催生了最真的感情。”1938年12月26日，經黨組織批准，這對假夫妻在天津結為真伴侶。戰火中的離別與堅守更令人動容。1940年春天，夫妻二人因隨各自部隊轉移而失聯。不久，甚至傳來王蘭芬“犧牲”的消息。此後“孤身一人”的王光傑拒絕重組家庭，將所有悲傷化作工作的動力，全身心投入黨的廣播電臺建設事業，並因此被授予“特等功臣”獎旗和“人民功臣”銀質獎章。其間，在東北工作的王蘭芬通過報紙刊登的丈夫模范事跡，終於在1947年冬找到正在晉冀魯豫根據地工作，失散多年的王光傑。

“兩人重逢後，王光傑說的第一句話竟是‘我可以抽煙嗎’，王蘭芬用顫抖的聲音回答‘也給我一支煙’。”史煜涵翻出1984年的訪談資料——晚年的王光傑已不能說話，但聽到這段往事時，眼睛驟然發亮。

站在昆明路車水馬龍的街角，史煜涵望向福壽別墅4號曾經的位置：“他們克服困難、冒著生命危險自制電臺連通延安時，王蘭芬纔16歲。這些年輕人用生命守護信仰，用生命托舉電波的往事值得今人傳頌。”

夏日的微風吹過樹葉沙沙作響，恍若當年曬臺上竹竿搖曳的暗號。那些永不消逝的電波，終將攜著忠貞與勇氣，穿透歲月塵埃。（記者 宋德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