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日本對中華民族造成的傷害，在帝國主義列強中無出其右，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日本地理環境惡劣，對沃野千裡、地域遼闊且與之近鄰的中國垂涎已久，而歷次的侵華戰爭，掠奪的巨額財富更刺激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野心。1894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清政府被迫割讓臺灣島及其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兩億三千萬兩白銀，日本利用這些巨額賠款加速了工業化及擴軍備戰的步伐；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日本出兵最多，在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庚子賠款中，日本攫取了巨大的份額；1904年，日本與俄國在中國東北發動日俄戰爭，1905年，俄國戰敗，日本攫取了俄國在東北的權益；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內斗狠、對外卻怯弱無能，其妥協退讓極大地助長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囂張氣焰。
以上種種致使日本軍國主義特別是其中的少壯派認為，積貧積弱的中國已不堪一擊，並得出了三個月打敗中國的錯誤結論。然而戰端一開，中國共產黨人表現出來的高度的戰略自信、富含辯證思維的戰術、堅忍頑強的抵抗意志、以天下道義凝聚人心的大統戰智慧，令世界為之贊嘆。在這場正義和邪惡、光明和黑暗、進步和反動的大決戰中，中華民族鳳凰涅槃、浴火重生，一洗自1840年以來歷次外敵入侵戰爭都以戰敗割地賠款收場之恥辱，取得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完全勝利，實現了從屈辱到崛起的偉大歷史轉折。
高度的戰略自信
是戰勝日寇的根本保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是從全局、長遠、大勢上作出判斷和決策。”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帶有全局性的戰略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政治上堅持全面抗戰路線的戰略，二是軍事上堅持持久抗戰的戰略。兩者相得益彰，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提供了根本保障。
抗戰一爆發，中國共產黨就號召全國人民總動員，廣泛發動群眾、武裝群眾，實行全體人民參加戰爭、支援戰爭的全面抗戰路線。全面抗戰路線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遠見卓識。
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深深地植根於人民群眾之中，提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的重要論斷。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便放手發動群眾。在華北，八路軍派出了工作團，各地“戰地動員委員會”紛紛建立，在縣、區（鄉）、村掀起了動員熱潮，隨後，山東各抗日根據地、華中各抗日根據地相繼成立“民眾動員委員會”，將宣傳發動群眾的工作全面鋪開，農村的農救會、婦救會、兒童團等組織也大力發展起來。各抗日根據地的抗戰文化工作異常活躍，各地創辦的抗日愛國報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成為鼓舞抗日根據地軍民斗爭的精神食糧；以戲劇、歌曲、詩畫為主的文藝動員形式異軍突起，將抗日救亡的火焰傳遍四方。在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的中國大地上，到處燃燒著抗日的烽火。
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勝利的一個了不起的貢獻，就是“動員中國全民族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力量成為統一的力量”。“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水是十分柔弱的，然而一旦成勢，則形成排山倒海之勢。組織動員起來的千百萬群眾，最終將日本軍國主義“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陷敵於滅頂之災。
中國共產黨在軍事上提出了持久抗戰的戰略方針。1938年5月，毛澤東撰寫了《論持久戰》一文並公開發表演講，駁斥了“亡國論”與“速勝論”的錯誤觀點，指出中國必須、也能夠經過持久抗戰取得勝利。《論持久戰》強調，持久戰的基礎是廣大民眾；就道義而言，日本的侵略是野蠻的、退步的，失道寡助，而中國反侵略是進步的、正義的，得道多助。
《論持久戰》顯示出非凡的戰略預見能力，一經發表，中共領導人和八路軍高級將領都開始研讀，領會其精神要義。朱德在抗戰前線讀後，當即給八路軍115師344旅連以上乾部開會，講解了《論持久戰》的基本精神，並指出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是“代表了共產黨的正確軍事路線”；陳雲讀後，表示對毛澤東的持久戰戰略思想心悅誠服；王震讀後感慨地說：“我們這些在抗日戰場上直接參加戰斗的人，在戰斗的間隙，土炕油燈，如飢似渴，欣然閱讀，備受鼓舞。”在國民黨軍隊裡，《論持久戰》也對一些人產生了重大影響。傅作義、衛立煌等將領，不僅自己讀，還讓部下學習；馮玉祥將軍得到這本書，立即自費印了3000冊，分送國民黨要人；白崇禧讀後深以為然，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
全國抗戰形勢的發展證明了毛澤東的遠見卓識和英明論斷。裝備精良、單兵素質好的日本軍隊，在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太原會戰中都打得十分凶悍，然而經過中國軍民的逐次抵抗和不斷襲擾，日軍受到很大的消耗，特別是經過雙方投入兵力近100萬的武漢會戰後，日軍的短板很快顯露出來——戰線過長、兵力缺乏、資源有限、補給困難，因而戰爭旋即轉入戰略相持階段，日軍只得將兵力收縮在重要城市、交通樞紐、關鍵據點等，這就為中國軍民分割包圍、圍點打援、不斷襲擾提供了很多機會，抗日戰爭勝利的曙光逐漸顯現。
富含辯證法智慧的戰術
是克敵制勝的法寶
所謂戰術是指導和進行戰斗的原則和方法，是對敵斗爭的局部和具體方法。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提出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和“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戰術原則，是十分科學有效的辦法，是克制擁有現代化裝備的日軍和國民黨頑固派反共勢力的主要抓手。
為什麼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因為八路軍的主要對手是裝備精良、單兵作戰能力很強的日軍，與其作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還沒有打大仗、打殲滅戰及伏擊戰的本錢，小規模的山地游擊戰纔是首選。毛澤東強調對日作戰先開展人數少、規模小的游擊戰，譬如可以“化整為零”的麻雀戰，要散得開，收得攏，集中以消滅敵人，分散以發動群眾。
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必須牢記“獨立自主”四個字。蔣介石等國民黨頑固派雖說表面上應承了國共合作，但也要防止他們將八路軍和新四軍“分割”使用，然後慢慢融化、消化。只有堅持“獨立自主”方能掌握主動，在保護好自己的前提下抗擊日寇。這一戰術原則為什麼在“游擊戰”前加“山地”二字？日軍擁有機械化部隊，在山地展開游擊戰，日軍的裝備就難展其威。當然，事物是發展變化的，靜止不變是相對的，當抗日戰爭發展到一定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將山地游擊戰不斷向平原游擊戰、地道戰、地雷戰等延伸，有力地打擊了敵人。
而“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則是當敵人露出明顯的破綻時，抓住機會在運動和奔襲中殲滅敵人。
毛澤東十分善於用辯證的方法解決事物的矛盾、用辯證思維找到對敵之策。毛澤東命令八路軍三個主力師開赴山西。因為山西既是陝甘寧邊區前往華北的主要樞紐，又是拱衛邊區阻敵西進的重要屏障，山西境內的崇山峻嶺，是八路軍進行山地游擊戰的好地方。按照上述戰術原則，八路軍和新四軍充分開展山地游擊戰與敵周旋，不斷牽制和消耗敵人。同時在有利的條件下，將運動戰與游擊戰相結合，予敵重大殺傷。1938年6月至10月間，八路軍主力乘敵大舉進攻武漢而後方兵力空虛之機，向河北、山東平原之敵大舉進兵。這年年底，八路軍和新四軍同日軍交戰1600多次，共殲敵5.4萬餘人，雖然平均每次約殲敵33人，卻也生動地證明了“積少成多”的辯證法，充分顯示了游擊戰這一法寶的巨大威力。
這年年底，八路軍由抗戰剛爆發時的4.5萬人發展到15.6萬餘人，新四軍發展到2.5萬人，一大批敵後抗日根據地創建起來。這充分證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克敵制勝、壯大自己的有效方法。
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游擊戰，令敵人亦為之心服口服。當時日軍大本營參謀山崎重三郎在題為《毛澤東游擊戰略把百萬帝國陸軍弄得團團轉》的文章中說：“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堪稱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的游擊戰。它是一種全民總動員的攻勢戰略。”
中華民族的堅忍和血性
舉世罕有
中日國力的巨大差距（1937年，工業總產值日本是中國的4.4倍，鋼鐵產量日本是中國的145倍，石油產量日本是中國的129倍）決定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異常艱苦的，日軍機械化裝備包括強大的空中力量，日本陸軍時人稱其“訓練之精舉世罕有其匹”，這些給中國軍民造成極大的殺傷和壓力。然而，中國軍民在這場生死決戰中，並沒有被強大的敵人嚇倒，而是以世所罕有的堅忍精神和民族血性，抗擊著外來強敵。
國民黨正面戰場由於最高當局戰略指揮的失策，接連喪師失地，但一些愛國官兵亦打出了中國軍人的血性。李宗仁將軍率領第五戰區廣大官兵，在裝備十分粗劣及嚴重缺少重武器的情形下，一些士兵不得不將手榴彈捆綁在身體上與敵坦克同歸於盡，廣大官兵以血肉之軀築成鋼鐵長城，最終取得了光榮的臺兒莊大捷，這是國民黨正面戰場的第一次大勝，極大地提振了民族的抗戰精神；薛岳將軍率領第九戰區廣大官兵守衛長沙，一改以前層層設防、逐次抵抗的傳統打法，將防區內敵可資利用的鐵路、公路等進行破壞，使敵重型武器不能跟進，集中優勢兵力將進入預設區域之敵圍殲。其中第三次長沙會戰殲敵5.6萬人，令世界為之矚目。此外，衡陽保衛戰、石牌保衛戰、湘西會戰等，中國軍人所表現出的堅忍和血性，足可永載青史。
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的敵後抗日根據地承受著超乎尋常的苦難與困境。1938年，武漢會戰後中日進入戰略相持，日軍將軍事進攻的重心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和人民武裝力量上，對國民黨當局采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策略。這一階段敵後戰場抗擊著約60%的侵華日軍和95%的偽軍，逐漸成為主戰場。中國共產黨不僅要堅持全面抗戰，同時還要防止國民黨頑固派在身後暗算。
1940年冬，國民黨政府不僅完全停發八路軍的薪餉、彈藥、被服等物資，還調動幾十萬軍隊對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面臨著空前的壓力和困難，有些地方抗日軍民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用，沒有菜吃，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冬天沒有被蓋。
從1941年起，日軍在其佔領區強化所謂的“治安建設”，加強偽政權、偽軍警及各種漢奸特務組織建設，附之基層保甲制度，形成比較嚴密的日偽法西斯統治，對一切抗日活動嚴加鎮壓。從1941年到1942年，日軍對華北根據地的“掃蕩”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萬人的，達132次之多；萬人以上至7萬人的達27次。日軍實行野蠻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其所用兵力之多、手段之殘忍，世所罕見。到1942年，八路軍和新四軍由50萬減為約40萬人。
面對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嚴重困難局面，中國共產黨和根據地軍民沒有退縮，而是奮起迎戰。中國共產黨通過充分發動群眾，依靠根據地廣大軍民，堅持自力更生，以大生產運動克服物質上的困境，以斗爭促聯合的策略，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同時，以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應對日軍的野蠻“掃蕩”。各部隊加強敵情偵察，准確掌握敵人動向，當獲悉日偽軍出兵“掃蕩”時，迅速組織廣大群眾空室清野，安全轉移人員和財物，使敵人找不到食物，得不到消息來源；廣大軍民還大量制造和儲備手榴彈、地雷等戰斗武器，開展行之有效的游擊戰、地道戰和地雷戰，以分散對集中之敵，以集中對分散之敵，給敵人造成極大的困擾和殺傷。在異常困難的1941年至1942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在反“掃蕩”中共作戰4.2萬餘次，斃傷俘日、偽軍33.1萬餘人；僅在1944年，八路軍和新四軍就作戰兩萬餘次，殲滅日、偽軍近20萬人。敵後軍民的英勇抗戰使日軍妄圖通過“清剿”和“掃蕩”將抗日根據地一鍋端的圖謀付之東流。
以天下道義凝聚世道人心
彰顯大統戰格局
中華民族是十分崇尚道義的民族，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心齊，泰山移”，深刻地闡釋了世道人心的重要性。中國共產黨人將這一優秀傳統文化賦予新的時代內涵，充分認識到要戰勝強大的日寇，中華民族必須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確立推動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
早在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上，中國共產黨就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得到了全國各界的熱烈響應。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和前提是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與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兵諫蔣介石抗日。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由“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和“聯蔣抗日”，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中國共產黨還毅然作出了放棄沒收地主土地、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重大舉措，並把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以盡快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
七七事變次日，中國共產黨再次強烈呼吁，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外敵入侵。在中國共產黨的不懈努力和推動下，9月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指出團結御侮的必要性，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這標志著全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各愛國軍隊、各階層愛國人士以及海外華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終於形成並發展起來。
抗日戰爭中，不分黨派、民族和階級，海內外中華兒女以不同方式投身抗戰，中華民族擰成一股繩，築成了全民族抗戰的鋼鐵長城，成為不可戰勝的民族。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事件像抗日戰爭這樣，把整個中華民族如此廣泛地團結起來，形成舉國一致的反侵略局面，築造起保家衛國的銅牆鐵壁。
在積極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又不遺餘力地推動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先後接待了十幾位西方記者，通過他們使美、英、法等國對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策略及主張，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認識，對爭取他們加入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1941年10月，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大會提出要建立鞏固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進程旋即加快。為此，中共中央還成立了以朱德為主任的海外工作委員會，研究並爭取在軍事上加強與英美同盟軍合作。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蘇領銜的26個國家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宣言》，至此，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成立。
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是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與延伸，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大統戰智慧和格局。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其結果是我們的朋友越來越多，我們的敵人越來越孤立。白求恩、柯棣華、拉貝、辛德貝格、林邁可等各行各業國際友人不遠萬裡來到中國，無私地支援著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蘇聯先後派出3000餘名軍事顧問、軍工專家和2000餘名志願飛行員來到中國支援抗戰；美國組建了空軍飛虎隊援華抗日。同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始終牽制著大部分的日本陸軍，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北進”“南進”的計劃，還為盟國提供了大量的戰略物資和軍事情報。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作出的重大貢獻，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
結束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這一偉大勝利，開闢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開啟了古老中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抗日戰爭的勝利，標志著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抗擊外來侵略屢戰屢敗的歷史一去不復返，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確立了歷史的轉折點。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雖然已經成為歷史，但偉大的抗戰精神是中國人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將永遠激勵中國人民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
（作者王家宏 李春孟分別為《中共桂林市委黨校學報》原執行主編、編審，中共桂林市委黨校常務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