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在美伊談判進程中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來，衝突已持續50餘天。盡管當前進入階段性停火，但局勢並未真正降溫：軍事威懾與外交博弈仍在同步推進、彼此牽制。

據新華社報道，原定於4月22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舉行的第二輪美伊談判，已被伊朗方面明確拒絕。德黑蘭認為，美方缺乏推動實質性協議的誠意，繼續談判意義有限。與此同時，特朗普宣布，應巴基斯坦方面請求，同意延長停火期限，但仍維持海上封鎖與戰備狀態。停火的延長並不意味著分歧縮小，反而凸顯核心矛盾仍難調和。

在此背景下，一個問題愈發突出：在實力明顯不對稱的情況下，伊朗為何始終拒絕“屈服”？

一套更“能扛”的體制

要理解伊朗的選擇，首先要看其制度結構。

伊朗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神權國家，也不同於一般的威權共和國，而是將宗教權威與國家權力深度捆綁在一起的“法基赫監護”體制。最高領袖既是宗教領袖，也是國家權力的最終裁決者，軍隊、司法、情報以及關鍵人事安排，最終都要向這一核心集中。在這種結構下，政治競爭被嚴格限定在體制內部，外部替代力量很難形成。

支橕這套體系運轉的關鍵，是伊斯蘭革命衛隊。它的影響力早已不局限於軍事領域，還深入能源、基建、電信、金融等關鍵行業，形成一個橫跨安全與經濟的利益網絡。體制核心群體的政治地位與現實利益緊密綁定，使任何觸及根本的改革，都面臨很大阻力。

相比之下，總統和議會等選舉機構，更多起到“緩衝層”的作用。候選人需要經過嚴格篩選，真正具有系統性挑戰能力的力量很難進入制度軌道。因此，社會不滿往往集中在經濟和民生問題上，而不容易直接演變為對整體政權的衝擊。

這也讓伊朗呈現出一種比較特殊的狀態：對外部衝擊有很強的承受力，但內部調整空間相對有限。換句話說，這套體制本身就是為“長期承壓”而設計的，“扛得住”就是它的重要特征。

從抵抗到合法性之爭

在制度結構之外，伊朗的強硬姿態還來自其長期塑造的一套政治敘事。

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抵抗外部壓迫”被不斷強化，逐漸演變為政權合法性的關鍵依據。對內，這種敘事把國家命運與“反抗”綁定；對外，則塑造出一種“弱者對抗強權”的形象。在這種邏輯下，讓步往往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政策調整，而更容易被視為“背離革命原則”。

現實層面，美國與以色列的行動也加劇了這種敘事空間。在美伊談判仍在推進之際，美以突然發動對伊軍事打擊，這種“邊談邊打”的做法迅速引發爭議——既沒有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也缺乏充分的多邊協調。

這種爭議很快從輿論層面延伸到政策層面：法國拒絕相關軍事運輸航班飛越其領空，並對美方使用軍事基地設置更嚴格條件；德國公開表示“這不是歐洲的戰爭”；西班牙限制美軍航班使用其空域；意大利也一度收緊對西西裡島基地的使用。

這些分歧客觀上削弱了行動的整體一致性，也給了伊朗更多操作空間。在德黑蘭的敘事中，對抗的不只是軍事壓力，更是一個被認為“缺乏正當性”的行動體系，“不屈服”也因此更容易被塑造為一種“有理有據”的堅持。

卡住全球能源“咽喉”

除制度和敘事之外，伊朗最直接、也最現實的戰略資源，是它的地理位置。

伊朗扼守霍爾木茲海峽這一全球能源運輸要道。每天大約有2000萬桶原油從這裡通過，佔全球海運石油貿易的約四分之一；全球近20%的液化天然氣運輸也依賴這條通道，尤其是卡塔爾面向亞洲的出口，幾乎無法繞開。

一旦海峽局勢緊張，最先受到衝擊的是油價，但影響遠不止能源市場。比如卡塔爾出口的工業氦氣，同樣高度依賴這條航道，這部分供應約佔全球五分之一。而氦氣又是芯片制造中不可替代的關鍵材料，一旦運輸受阻，壓力很快就會傳導到半導體和高端制造業。

這一路徑的關鍵並不在於“完全封鎖”，而在於持續制造風險。通過無人機、小型快艇、水雷和岸基導彈，伊朗可以用相對較低的成本不斷推高航運風險和保險費用，進而放大市場的不確定性。

相比之下，外部力量若要維持航道安全，則需要長期投入高強度的海空力量，成本要高得多。這種不對稱，使得“制造擾動”的能力本身，就成為一種重要的戰略杠杆。

“馬賽克防御”把衝突拖進消耗戰

如果說霍爾木茲海峽是地緣上的籌碼，那麼“馬賽克防御”就是伊朗在軍事上的一張關鍵底牌。

伊朗很清楚，面對美國和以色列在空襲、情報和精確打擊方面的優勢，傳統那種高度集中的指揮體系其實非常脆弱，一旦核心中樞被摧毀，整個系統很可能迅速癱瘓。正因為如此，伊朗主動把原本集中的作戰體系拆分開來，變成一個個分散、相對獨立的作戰單元，並把指揮權下放到各省和地方單位。這樣一來，即便高層遭到打擊，各地仍然可以繼續作戰，不至於出現“全線失靈”的情況。整個體系就像一幅拼圖：即使部分“碎片”被打掉，整體依然還能運轉。

更重要的是，這種模式並不局限於伊朗本土。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民兵、也門胡塞武裝等力量，也被逐步納入這一分散網絡之中。結果就是，戰場不再局限於單一地區，而是被不斷拉長和擴散，讓對手很難實現“速戰速決”。

在具體作戰方式上，伊朗強調的是“低成本消耗”。簡單來說，就是用數量多、成本低的無人機、導彈和小型艦艇，持續去消耗對手昂貴的防御體系。

這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沙赫德”系列無人機。一架這樣的無人機，成本大約只有2萬到5萬美元。但要攔截它，防御一方往往需要動用像“愛國者”這樣的防空導彈，單發成本高達300萬到400萬美元；如果使用“薩德”系統，單次攔截甚至可能超過1000萬美元。相較之下，成本差距可達1:100甚至更高。

這就像用高價武器去“打蚊子”——能打下來，但代價極高，而且很難長期維持。一旦這種模式持續下去，消耗的不只是攔截彈庫存，還包括雷達負荷和作戰節奏。時間一長，這種“以小搏大”的方式，就會逐漸把衝突拖入一場拼資源、拼耐力的消耗戰。

為什麼不再相信“讓步換安全”

2015年達成的伊核協議，一度被視為緩和伊朗與西方關系的轉折點。但2018年5月，美國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單方面退出協議，並重啟、加碼對伊制裁，重點指向能源和金融領域。

這一變化讓伊朗逐漸形成一個清晰判斷：外部承諾並不穩定，隨時可能被推翻。有了這樣的前車之鑒，“以讓步換安全”的思路開始受到根本質疑。對伊朗而言，過早妥協未必帶來安全，反而可能削弱自身籌碼。

與此同時，這種判斷也被歷史經驗不斷強化。作為一個擁有悠久文明傳統的國家，伊朗長期強調獨立與尊嚴。從歷史記憶到近代多次外部乾預的經歷，使其對外部壓力始終保持高度敏感。

在此背景下，“抵抗”不僅是現實層面的選擇，也帶有某種象征性意涵。外部壓力一旦被視為乾涉，不僅難以削弱伊朗，反而更易激發其內部的凝聚力。

當“堅持”本身成為一種策略

綜合來看，伊朗的“不屈服”並非單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制度結構、敘事邏輯、地緣條件和軍事策略等共同作用的結果。

對美國來說，優勢依然存在，但如何把這些優勢轉化為穩定、可持續的成果，並不容易；而對伊朗而言，在高壓環境下維持承受力、保持“橕住”的狀態，本身就已經成為一種策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