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歲的內蒙古小伙趙景武

把自己的左腎

給了大他七歲的妻子杜玲玲

從老家到天津

一千多公裡，他們是來求醫的

也是來賭一個活下去的機會

　　血型不匹配，醫生有辦法；人生地不熟，這座城市的陌生人一個接一個地接住了他們。一顆腎髒的轉移，牽出一段生死托付，也牽出了這座城市最朴素的善意。

　　凌晨急診：

　　“下了飛機，媳婦有救了”

　　7月18日凌晨0:35，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急診室燈火通明。記者第一次見到趙景武夫婦。

　　39歲的杜玲玲側躺在輸液床上，發著高燒，嘴裡念叨著“肚子疼”。趙景武坐在床邊，一只手握著她的手，另一只手每隔一會兒探一下她的額頭。他身子微弓，左手總是不自覺地捂在腹部——一個多月前，他剛把自己的左腎捐給了妻子，那道取腎的刀口還沒有完全長好。

　　“到這裡你就放心吧。”他低頭對妻子說，“下了飛機，我就知道媳婦有救了。”

　　這是他們腎移植手術後第一次返回天津。原計劃過幾天來復查，沒想到前一天一早，玲玲突然高燒39度，腹腔劇痛難忍。老家紮賚特旗沒有機場，趙景武帶著她先趕到齊齊哈爾，再轉飛天津，落地時已是晚上九點多。一路上，他一手推著輪椅，一手捂著肚子，不敢彎腰。此刻，他已連軸轉了十幾個小時，體力明顯透支。

　　記者跟著他穿梭在急診室、檢查室、取藥室之間。走快了，傷口裡外都疼，腰也直不起來，他時不時停下來，摁一下腹部，喘口氣，繼續走。凌晨1點45分，玲玲輸著液終於睡著了。他又伸手摸了摸妻子的額頭，趴在輸液床邊合上了眼睛。

　　轉天一早，玲玲住院治療。趙景武終於能回到他們在天津的出租屋裡歇一口氣。就是在那間小屋裡，他向記者講起了來天津之前的日子。

　　出租屋裡：

　　“做人得憑良心”

　　房子是手術前租的，就在醫院附近，不大，但收拾得乾淨。玲玲住院期間，趙景武除了探視時間，大多待在這裡。

　　趙景武32歲，比妻子小七歲，兩人都是內蒙古人，經朋友介紹認識。“那會兒我是一窮二白，小業務員，什麼都沒有。媳婦比我條件好，工作也穩定。”在一起五年後結婚，今年是第三個年頭。去年11月，玲玲開始四肢無力，走路腿軟，吃飯時大汗淋漓。去醫院一查，肌酐三百多。從齊齊哈爾轉到哈爾濱，指標一路漲到六百。尿毒癥，腎衰五期。

　　透析是唯一能延緩病情的辦法，但夫妻倆從心底抗拒。“一周三次綁在醫院，班也上不了，想吃的東西全得忌口，那還叫過日子嗎？”在哈爾濱，腎內科主任給了他們一個方向：“去天津一中心吧，那做腎移植全國都有名。”

　　“親屬腎移植。”趙景武聽到這幾個字，一秒鍾都沒猶豫。“我當時就決定了，我捐。”

　　玲玲堅決不同意。“你這麼年輕，比我小七歲。離開我，你找什麼樣的找不著？非得跟著我受苦，還得沒個腎？”

　　“做人得憑良心。”趙景武說，“我窮得叮當響的時候，你沒嫌棄我。你有病了，我要是嫌棄你，那還是人嗎？我跟她說，我現在就剩你了，你再離開我，我也沒法活了。”

　　趙景武說，他從小跟奶奶長大，16歲那年奶奶去世後，他就一個人漂泊。“以前我最害怕的就是過年。我沒地方去，也沒人管我。和媳婦結婚後，我纔有了正常人的生活，終於有人關心我了。”對他而言，妻子是這世上除了奶奶外唯一給過他“家”的人。幾天工夫，玲玲含著淚點了頭，兩人一分鍾都沒耽擱，直奔天津。

　　來到天津，第一道坎就是血型。趙景武AB型，玲玲O型。按過去的說法，O型血只能接受O型供腎。夫妻倆心裡特別忐忑：血型不一樣，能捐嗎？天津一中心給出的答復讓他們看到了光。腎移植科主任醫師莫春柏說：“這些年我們通過技術，把紅細胞抗體進行清除，做一些預處理。雖然過程有點復雜，但現在已經是一個常規手術了，和血型相符的效果基本一樣。血型不符的親屬也可以捐獻，等於增加了一部分供體來源。”

　　5月25日，住院通知來了。走進醫院那一刻，趙景武說自己的心情不是恐懼，而是激動。“甭提多高興了。我總跟媳婦說，把這顆腎給你，我這輩子的使命就完成了。”

　　病房內外：

　　“我就說她看見我就哭吧”

　　玲玲高燒住院期間，記者跟著趙景武一起進病房探視。

　　走廊裡，他走得不快，左手下意識捂著傷口。“是挺疼的，應該是那天從老家來天津時累著了，到現在都沒緩過來。”可一推開病房門，那只手就放了下來。走到玲玲床邊那幾步，他挺直了腰，步子也大了，說話聲音都比走廊裡高了幾度。

　　玲玲躺在床上，精神比急診那晚好了不少。看到記者，她笑了笑，眼圈卻跟著紅了。“我覺得我挺自私的。當時求生欲望太強了，什麼都沒想。現在回過頭來，覺得挺對不起他的。”話沒說完，眼淚就下來了。趙景武沒說話，伸手給她擦了擦，擦完，手沒拿開，在她臉上輕輕停了一下。“我就說她看見我就哭吧。”

　　坐在病房裡，他講起了手術前後的日子。

　　手術定在6月12日。前一晚，趙景武沒怎麼睡。他說，自己其實膽子很小，“怕疼，怕開刀，怕打針”，沒敢去和妻子見面，怕繃不住，只說了句“你好好休息”就回了自己病房。“那一晚上稀裡糊涂的。第二天手術什麼樣？疼不疼？媳婦換完腎是不是就好了？想了一夜。”

　　麻醉醒來時，人已經在ICU。護士過來拔管，他終於喘順了氣，心裡想：還活著。過了一會兒，護士走過來，對他說：“你沒事了，你媳婦手術非常成功，也推進來了。”“那一刻我腦子是空白的，然後就是特別特別放松，感覺身上的包袱一下子卸掉了。我媳婦有救了，她不用再遭那個罪了。”說到這兒，他眼圈紅了。沒過多久，護士又來告訴他：“你媳婦排尿了，很正常，新腎髒已經開始工作了。”

　　術後第三天，他橕著刀口撕肉般的劇痛，第一次下地去看妻子。幾步路，疼出一身汗。推開門，玲玲看見他，沒力氣說話，只給了一個眼神：我沒事。第二次去，玲玲一見他就哭了：“老公，對不起你。早知道這麼疼，不讓你給我捐了。”趙景武跟她開玩笑：“媳婦你想想，哪天我出個車禍人沒了，腎也沒給你捐成，你也沒救成，那纔叫可惜。現在咱倆都好好的，不就行了？”

　　莫春柏醫生告訴記者，在親屬捐獻中，絕大多數是父母捐給孩子，“像他們這樣丈夫給妻子捐贈的比較少見。”

　　留在天津：

　　“這地方到處都是親人”

　　8月4日，玲玲終於出院，回到了天津那間租住的小屋。趙景武心裡盤算著，等老了就在天津買個房子，不走了。

　　讓他下定決心的，是這座城市從他們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起，就源源不斷給予的暖意。

　　頭一回來天津，在醫院裡找不著路。一個腿腳不好的老太太，走路一瘸一拐，硬是把他從大門口一直領到了二樓門診，邊走邊說：“孩子，在天津你走不丟。”做完手術打車回住處，司機從後視鏡裡看見他捂著肚子，問了一句“不舒服？”聽趙景武簡單說了緣由，之後每過一個減速帶，車速就慢得幾乎停下來。到了地方，司機下來幫他開門，扶他下車，關好車門纔離開。

　　租住地附近有家小診所，趙景武定期去換藥。女醫生知道了他捐腎救妻的事，每次換藥只收個成本價，“她說能力有限，算一點心意。”發抖音感謝天津那天，評論區湧進來成百上千條留言。有人邀請他去自家開的面館，“出院了過來，想吃啥吃啥”；有人發來燒烤店地址，說“好了來，我請你”；一個素不相識的阿姨，提著一籃水果和熱乎茶葉蛋，一路打聽找到病房，放下就走了，連名字都沒留。

　　采訪結束，趙景武跟記者說起一個心願：等玲玲養好了，第一件事就是去拍一張全家福。他說這輩子收過最好的兩個東西，一個是妻子在他窮的時候給他的家，另一個是天津這座城在難的時候給他的暖。

　　采寫 攝影：記者 信華 崔楠 張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