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檢發布保護公民個人信息案例，揭示犯罪套路——
個人信息是怎麼“失竊”的
境外“社工庫”倒賣公民個人隱私，濫用GPS定位技術非法獲取個人信息，竊取個人信息10億餘條並進行網絡“開盒”……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實施5年之際，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一批依法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典型案例，聚焦當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新特點、新趨勢，揭示犯罪套路和危害後果並進行警示提醒。
警惕“境內找買家—境外拿數據—境內加價倒賣”犯罪鏈條
2024年6月，王某、許某玲發現可以從境外網絡“社工庫”批量購買我國公民個人信息，便租賃場地、招募業務員、組建“工作室”。王某對接上游賣家，許某玲負責資金結算，業務員通過電話和網絡尋找下游買家，形成“境內找買家—境外拿數據—境內加價倒賣”的犯罪鏈條，倒賣戶籍、財產狀況、行蹤軌跡等信息，涉案198萬餘元。為逃避查處，團伙統一配工作手機和社交賬號，用網絡支付收款，再以虛擬貨幣向境外上游付款。
浙江省金華市婺城區人民檢察院對電子數據作實質化審查，把信息源頭、流轉路徑、資金結算一節節查明，依法認定犯罪事實和數額；引導偵查、監督立案，把上游供料人員、下游二次倒賣者一並抓獲，實現全鏈條懲治。
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日益呈現組織化、鏈條化、跨境化等特征，類似犯罪鏈條也藏在“公開信息”的二次加工裡。劉某專門設立房產中介公司，招募人員從各類平臺抓取“一手女房東”發布的房屋租售內容，再篩選出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女性，把房產信息、聯系方式等打包整理，向境外人員出售，共非法獲取、出售信息2.4萬餘條，獲利19萬餘元。
江蘇省無錫市濱湖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認為，已公開信息不是可任意倒賣的“公共資源”——劉某未經權利人同意，擅自改變信息公開目的與用途，定向加工後跨境提供，明顯超出合理使用限度。檢察機關以“情節特別嚴重”提起公訴，向行業主管部門制發檢察建議進行風險提示，推動房源信息發布審核與中介行業源頭治理。
犯罪手法從人工偷向技術竊轉變，隱蔽性強、危害性大
2020年起，陳某丞、陸某鵬、馬某力為博取網絡影響力，使用腳本代碼侵入某省事務平臺系統，非法獲取公民身份號碼、電話號碼等1600萬餘條；又編寫程序竊取多個網絡貼吧、雲空間用戶賬號信息10億餘條。依托精准竊取的個人信息，犯罪分子對47名網友實施“開盒”、網暴、線下滋擾，致5名被害人因精神抑郁就醫，多名未成年人、在校大學生產生厭學情緒。
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組織網絡信息專家研判：陸某鵬侵入國家事務計算機信息系統並提供技術支持，構成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與尋釁滋事罪，數罪並罰；陳某丞、馬某力侵入系統獲取信息，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論處，另因網暴行為構成尋釁滋事罪，數罪並罰。
在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中，犯罪手法正越來越多地從傳統的“人工偷”向“技術竊”轉變。
2022年4月至2024年2月，王某某、林某某在互聯網上運用“爬蟲”程序，非法入侵某三甲腫瘤專科醫院服務器，竊取患者個人信息、門診醫囑數據、住院醫囑數據等共計385萬餘條，遷移至境外服務器存儲達半年之久，並將部分醫療數據出售牟利。辦案中，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檢察院破解醫療健康信息“可識別性”“關聯性”認定難題，確認處方數據能精准追溯至特定患者，屬於法律明確保護的醫療健康類敏感個人信息。刑事判決生效後，檢察機關另行提起民事公益訴訟：雖然可查證獲利僅1.08萬元，但數據敏感度高、波及面廣、修復成本大，且出境存儲衝擊公共衛生安全，據此酌定公益損害賠償金150萬元。
對老年人、名人等特定人群定制套路精准圍獵
在一起典型案例中，潘某、范某發現，不少農村老人有激活醫保電子憑證的實際需求，但手機操作不熟、防范意識不強。二人組建“村推”團伙，借“幫忙辦業務”之名，在河南等6省500餘個村莊挨家挨戶“服務”，騙取2萬餘名老人的姓名、身份號碼、人臉信息，批量實名認證支付寶賬戶後倒賣，非法獲利180餘萬元。
河南省孟州市人民檢察院精細審查電子數據，准確認定信息數量，對組織指揮者從嚴懲處；針對老人不知如何處置風險賬號的難題，聯合公安、基層組織入戶排查，幫助注銷本地涉案賬號，同步開展普法宣傳。
犯罪分子對特定人群量身定制套路，進行精准圍獵。
航空公司外包客服舒某屏熱衷追星，利用系統權限查詢明星待出行航班，100餘架次航班信息經網絡群組外流，引發跟拍、陪飛、“刷關”，不僅侵害個人隱私，更擾亂機場秩序、埋下公共安全隱患。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認定：待出行航班能鎖定特定自然人未來時段所處位置，屬行蹤軌跡信息。檢察機關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提起公訴，同步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
檢察機關提醒：任何組織、個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傳輸他人個人信息，不得非法買賣、提供或者公開他人信息；廣大群眾要提高防范意識，刷臉授權前先問清用途，不購買來路不明的“定位查詢”“背景調查”等服務，發現信息被泄露及時報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