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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國乘客向日航索賠事件，有法律專家認爲，從訴訟角度來看，中國乘客以權利被侵害爲由，提起侵權賠償比之於直接起訴“歧視華人”更爲合適。
連日來，“日航歧視中國乘客，中國乘客向日航提出歧視賠償”一事被衆多國內媒體爆炒，但有部分法律界人士對此發表了看法：“以受歧視爲由要求日航賠償”的提法不妥。中國消費者協會祕書長楊豎昆也強調：在取得充分證據之前，不要輕易地把此事同“民族歧視”聯繫在一起。
楊豎昆說，東芝、三菱、日航這三起事件應該分開來看。這幾起事件肯定傷害了中國消費者的民族感情，但如果沒有充分證據，就不能輕易地把它們和民族歧視聯繫在一起。當然客觀上講，日航事件不排除有歧視的內容在裏面，但究竟是公司還是公司的個別職員造成的，還需進一步調查取證，我們保留調查的權利。
法學博士江曉陽認爲，這件事首先要看適用哪個國家的法律來解決。中消協只是一個調解機構，要進入訴訟程序還是要看適用哪國的法律。他指出，如果是依據中國法律的話，那麼乘客以所謂“民族歧視”提出精神賠償是根本不可能進入司法程序的。因爲在國內法律中，還沒有“歧視賠償”一說，精神損害只有傷害到名譽了，導致社會公衆對其評價的普遍降低，造成了名譽侵權才能提起賠償。“日航事件”是不是歧視，歧視是不是傷害到了中國乘客名譽，需要進一步舉證。
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王紅律師認爲，目前我們國家的法律對精神損害賠償的規定不夠明確，對精神損害賠償僅限於名譽權、榮譽權、姓名權等的賠償，而且規定的賠償數額也有限。具體到日航這個事件，其實可以適用運輸合同的有關規定，乘客購買了你日本航空公司的票，航空公司就有責任把乘客安全、準確地送達目的地，如果其間出現誤機等情況，也要按照航空公司通行的做法接待、安排好乘客。受到不合理對待的中國乘客完全可以以日航公司違反運輸合同來對日航提起訴訟，要求賠償所受損失，包括其中所受到的精神損害。王紅強調，但這種精神損害賠償並不是針對歧視提起賠償之訴。
江曉陽解釋說，所謂“歧視”是一種主觀感受，如果說一個人被別人看不起，你在精神上可能受到了損害，但這並不等於他就違反了法律，並給你造成實際利益的損害。我作爲你日航的乘客，你有義務讓我得到很好的服務，你有能力按照對美國、日本乘客那樣爲我們解決問題，而你沒有做，說明你的服務質量沒有達到合同的標準，可對日航的服務質量、合同違約行爲提起訴訟，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在這個事件上，中國乘客的情感無疑是受到了傷害，因而有了被歧視的感覺，但是這一點還無法納入到法律的層面。這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法律專業人士言辭激烈。他認爲媒介帶有炒作傾向的報道，把本來純粹的法律問題搞得似是而非。日航問題，單從法律角度來看，決不是針對歧視而提出賠償，這種提法本身是對法律無知的表現。這起事件的實質是因爲日航服務不周到，讓中國旅客滯留了20多個小時，損害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因爲乘客獲得航空公司優質、安全服務是一種合同約定，應對此提起侵權賠償之訴，這是完全有法律根據的。至於導致侵權的深層次原因，可能有歧視華人的因素，但對這樣的原因是無法提起訴訟的，只能通過外交途徑解決。
他說，法律對此類問題的處理是着眼於對被損害的權利予以救濟，具有“恢復、補償”的意味，除非法律有特別規定的免責事由出現，否則，不論行爲人出於什麼動機或理念，均應對損害負責。日航事件就是這樣的情形。如果是出於“歧視華人”的動機，導致對華人旅客的權利受到損害，從訴訟角度來看，也只能以權利被侵害爲由，提起侵權賠償之訴，而不是直接起訴“歧視華人”。（申音/崔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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