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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處閩西革命老區的長汀縣城裏，有一條西外大街，街北邊的16號2排4棟，住着一戶姓“陸範”的人家。“陸範”，百家姓中沒有，全中國也只此一家。戶主陸範家定，今年67歲了。
近日在長汀，我約好了陸範家定老人，聽他講關於“陸範”的故事。晨曦中，老人便領着我踏着晶亮的露珠，來到了離他家不遠的羅漢嶺的半山腰，他在一座墳塋前停下了，指着墓碑說：“這是我的母親。”那碑上鐫刻着“唐義貞烈士之墓”。陸範家定操着帶有濃郁鄉土氣息的客家普通話接着說：“我的籍貫應該在你們江蘇，因爲我的生父陸定一是無錫人。”唐義貞烈士便是革命前輩陸定一同志的髮妻。
那麼，“陸範”的姓氏又從何而來呢？陸範家定老人順手從身邊一棵香樟樹上擼下了幾片葉子，一邊搓揉一邊緩緩道來。
“父親和母親是1929年在蘇聯莫斯科結婚。後來回國，於1931年來到贛南閩西蘇區。這年年底，他們有了第一個孩子、我的姐姐陸葉坪。1934年10月20日，父親隨主力紅軍去長征，母親因爲懷孕臨產留在了蘇區堅持遊擊鬥爭。整整一個月後，隨紅軍游擊隊轉戰到長汀四都山區的母親在圭田鄉蘇維埃幹部範其標的家中生下了我，並取名叫小定。沒到10天，反動派的搜剿使得形勢迅速惡化，母親把我託養給了範家，找隊伍去了。這一走，母親再也沒能回來看過我，一個多月之後，她被捕被敵人剖腹殺害了，那年她剛剛25歲。
“我的母親當時化名唐一真，養父範其標只知道她是紅軍的幹部，並不知道她的丈夫究竟是誰。老實本分的養父、養母自家沒能有孩子。母親犧牲後，養育我就好像成了他們夫婦二人的責任，他們對我如同對待親生兒子一樣，還照着範家的宗譜，根據母親留下的願望給我起了個名字，叫範家定。
那年頭，家裏窮啊！但他們東省西省硬是撐着送我上了私塾。按照當地的習俗，在我6歲的時候，養父母幫我娶了個8歲的老婆，也就是我現在的老伴。我16歲上，老婆生下了女兒，我當了爸爸，後來共有了3男2女5個孩子。
“在我長大成人後的一天，養父把我非常鄭重地叫到身邊，他端詳着我的臉，一五一十地把我的身世說給了我。那一夜，我失眠了，往後的幾日，我怎麼也無法入睡，想啊想啊，誰是我的親生父親呢？
“我想方設法四處打聽，只要是有曾經在蘇區戰鬥過的前輩回來故地重遊，不管多遠的路，我都會跑過去問：‘您認識一個叫唐義貞的嗎？您知道她的丈夫是誰嗎？’1963年的一天，縣委派人找到我，問我有沒有母親留下的東西。我拿出了一直珍藏着的母親用過的銅盆，一牀毛毯，一塊父親給母親寄包裹用的籃花包布。當時我想，這一定是父親想看看母親的遺物。後來不知因爲什麼給耽擱了，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什麼都無從談起了。”說到這裏，陸範家定用手撫着唐義貞烈士的墓碑，老淚縱橫了。
其實，陸定一同志又何嘗不在牽掛他早年失散在蘇區的兒女呢！他1981年所寫的《關於唐義貞烈士的回憶》中，第四部分就是“關於兩個孩子”：“唐義貞烈士，所生兩個孩子。第一個是女孩，名葉坪。1931年12月30日生。長征時寄養在雩都。對這個孩子，我盡了力，從1937年找起，到現在沒有找到，看來已經無望。第二個孩子是男孩。他生的時候，我在長征途中，沒有看見過他，對他一無所知。孩子長大後，輾轉找尋，才找到我。我請中央和福建省的組織部門和公安部門覈實，確是我同唐義貞烈士的第二個孩子。1980年9月，我請他們全家到福州團聚。”
陸範家定說起了他們父子終於相見時的情形。
“那一年，我還在四都山裏的伐木廠工作。快過中秋節了，一天，縣委辦公室來電話，說父親要在福州見我，並囑咐家裏人能來多少來多少。46年了，我第一次見到我的親生父親，當時，我真想能飛。我和養父養母領着孩子來到了福州的西湖賓館，父親後我們到達，原本安排他休息，第二天再見面的，誰知他提出馬上就見。會客室的門打開了，父親走了進來，他一面看着我，一面緊緊握住了養父的手連聲說謝。這時養父開口了：‘唐義貞同志犧牲後，我不知道家定的爸爸是誰，所以就讓孩子姓範了，現在你找到了兒子，還是讓他改過來姓陸吧。’父親沉思着，最後說：‘你養了他46年，這是不能忘記的。你們範家沒有兒女，年老應當照顧。所以我建議孩子的名字範家定不改爲陸姓，而改成陸範家定。陸範這個新姓，我想是很好的，這是工農團結的姓，雙方有利的
姓，也是可以紀念唐義貞烈士的一個新姓。希望今後許多代，代代傳下去。’”就這樣，在得到了有關部門認可後，一個意味深長的中國人的新的姓氏誕生了。如今，在長汀，連陸範家定在內，已經有祖孫三代12個姓“陸範”的了。
1987年，陸範家定在江西找到了姐姐陸葉坪，陸定一同志又趕到南昌見到了失散的女兒，了卻了一生另一個願望。後來，陸範家定從縣民政局副局長的位置上退休，他像對待親生父母那樣給範其標夫婦養老送了終。1996年5月，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曾經擔任過國務院副總理的陸定一同志逝世，享年90歲。根據他的遺願，陸範家定從北京接回了父親的部分骨灰，撒在了母親唐義貞烈士的墳塋上。（張繼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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