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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和媒體“妖魔化”中國的宣傳並不成功。特別是知識界人士，他們對中國一般都有獨立而客觀的認識。七一前夕，記者結識了兩位朋友，他們在言談中頗有真知灼見。
夏亨利先生是一位退休律師，他父子兩代人都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亨利的父親夏老先生1923年就來到中國，後來在燕京大學教書，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纔回到美國。在中國，可謂桃李滿天下；在美國，可謂老一輩的“中國通”。
言談之中，夏先生爲父親在中國的經歷頗爲驕傲：夏老先生是斯諾的老朋友，1934年，斯諾在北京採訪時，就曾住在夏老先生的家裏。抗日戰爭期間，夏老先生支持中國，保護愛國學生。1942年，夏老先生在山東省曾被日本侵略軍逮捕並被關進集中營長達一年多時間。夏先生笑着說：“有人把我父親稱爲‘洋八路’”。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開國大典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夏老先生就在天安門廣場和中國人民一道分享勝利的喜悅。夏老先生直到朝鮮戰爭爆發纔回美國。前國務院副總理黃華是夏老先生的學生。1973年，黃華邀請夏老先生夫婦前往中國訪問了5 個星期。
夏亨利先生1929年出生在北京，一直到1941年美國對日宣戰後，纔回到美國。1948年，他在美國讀了兩年大學後，重返中國，在燕京大學繼續讀書。北京和平解放時，他曾和中國同學騎着自行車，一道去郊區迎接解放軍。
夏亨利一家回到美國後，仍念念不忘中國。他們父子都積極參與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工作，夏亨利還曾擔任該會理事會副主席。從上世紀60年代起，他們就爲發展美中關係和爲中國重返聯合國而努力。夏亨利回憶說，70年代中國乒乓球隊訪美時，全家人非常高興地參加了接待工作。1982年鄧小平訪問美國在白宮發表講話時，他就站在離鄧小平不到兩米的地方。1973年以後，夏亨利本人訪問中國少說也在10次以上。
夏亨利一家是貧窮落後的舊中國成爲繁榮昌盛的新中國的見證人。夏先生說：“儘管毛主席晚年犯了錯誤，中國人民至今還懷念他，就是因爲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使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至於中國的發展和變化，夏先生說，1973年他重訪中國時，感覺到沒有多大的變化。但改革開放後的變化，那是非常巨大的，全世界都能看到。夏亨利對鄧小平評價很高。他認爲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才使中國擺脫了貧窮落後。
談起不久前發生的中美撞機事件，夏先生說，這是一起不幸的事件，使美中關係受到影響。他說，美國政府的態度大家是知道的。就是有些美國民衆也對中國政府未能很快釋放機組人員有看法。“我是這樣給人們解釋的。如果是中國的飛機飛到美國的西北部的海岸而發生了同樣的事故，我們該如何解決呢？這些人就無話可說了。”
夏先生最後說，美國和中國的社會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也不同。兩國政府和人民要多交流，多溝通，才能互相理解，發展友好關係。
丹尼爾先生是一位文化人，電影藝術家，是電影《庭院裏的女人》的美方主要合作者。這位先生混身藝術家氣質，一頭長髮，聲稱從來不打領帶。日前與記者在中國駐美大使館見面時，他的衣服領子上別了一枚圖案是中國國徽的小徽章。
丹尼爾談鋒甚健。他說：“我對中國非常感興趣，爲了對中國作進一步的瞭解，兩年來，我讀了140多本關於中國的書。”“我對中國古老而悠久的文化充滿敬意，也爲中國在近代受到的侵略和蹂躪感到難過。”
丹尼爾還是一位宗教工作者。他說，西方人爲什麼信仰耶酥，就是因爲他們認爲耶酥是救苦救難者。“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進行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救苦救難行動。使十多億中國人有飯吃，有衣穿。”“中國人民信仰共產黨，信仰毛主席，我想這是最主要的原因。毛主席的‘老三篇’是中國人民的‘聖經’。”
談起中國的改革開放，丹尼爾說，鄧小平是了不起的歷史人物。他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貢獻超過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對美國經濟所起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世界公認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經濟能持續穩定地發展，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丹尼爾先生熱心於宗教事業，他不承認“法輪功”是宗教。他說，宗教是救苦救難的，是寬容的。而“法輪功”排斥一切，反對一切，絕對不是宗教。
丹尼爾最後透露說，他閱讀了那麼多有關中國的書，不僅僅是對中國感興趣，而是要紮紮實實做一些事情。他正在寫一部關於朝鮮戰爭的電影劇本。有關這一段歷史，美國電影界還沒有人碰過。他說，這場戰爭主要是美國和中國打的。他知道拍攝關於朝鮮戰爭電影的難度。他一定盡最大的努力，寫好劇本，拍好片子，爲美國和中國的文化交流作貢獻。 （任毓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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