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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64週年紀念日。
20世紀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了空前浩劫，其中，醫學博士石井四郎等人組成的細菌部隊（1941年改稱“關東軍第731部隊”）殘害無辜生靈的滔天罪惡更是罄竹難書。21世紀的今天，日本軍國主義者進行的細菌戰已成爲歷史，但歷史的真相併未完全揭開，大量歷史證據塵封未啓，細菌武器的貽害仍威脅着亞洲國家和地區的生存環境。當年殘害人類和污染環境的劊子手不僅沒受到歷史的清算和審判，反而被供在日本的靖國神社裏，被不能正視歷史的人憑弔，軍國主義的遺老遺少們仍在篡改歷史，否認罪責。愛好和平，有正義感的人們不會容忍法西斯餘孽對罪惡的掩蓋！
2000年10月，美國人謝爾頓 H 哈里斯撰寫的《死亡工廠——美國掩蓋下的日本細菌戰犯罪》一書撕開了惡魔的面紗。哈里斯在《中文版謝辭》中特別感謝致力於徹底清算“731部隊”罪行的中國人王選女士：“特殊的謝辭應歸於王選女士。她是一名真正的愛國的中國人，她將用自己的全部爲日本佔領中國期間的暴行受害者的正義事業而戰鬥。王選在許多方面給予我支持。我和我妻子對她的才智、人道主義精神以及她爲中國人民做出的貢獻表示讚賞和尊敬。”
王選，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原告團團長、總代表。1995年始，她爲108名訴訟原告爭取人的權利和尊嚴，揭露細菌戰的罪惡，維護世界和平奔走6年。6年來，她肩挎裝載日軍罪行的黑布包，面容嚴肅，腳步匆匆往來於中日間。歷史責任感、時間緊迫感催促她誓將這場“戰爭”進行到底！因爲錢貴法、賴根水——細菌戰的中國受害者沒有等到開庭審判，已帶着仇恨和遺憾謝世。錢、賴之後，更多的七八十歲的受害證人正在面臨同樣的死不瞑目。
■我身上流的是義烏的血，
怎能不沸騰
1995年，在日本留學的王選計劃去美國深造。1995年8月3日，她在日本《時代》週刊上讀到一則消息：黑龍江省召開了首屆關於細菌戰的研討會，要求對細菌戰的危害進行賠償。要求賠償的三個村民來自王選的家鄉浙江義烏市。這天，王選明白自己該放棄什麼，選擇什麼。
兩個月後，王選遇到兩位爲調查日本細菌戰真相來到中國的日本人。王選從他們那裏瞭解到細菌戰真相。
六個中國人爲一組，被塞進一米見方的木籠子裏，每個人被注射了不同種類的細菌，然後被扒光衣服後丟進去——他們的身體用來培養細菌。食物從籠子下面的一個小孔塞入，糞便也從那裏排出。關了一個多月後，這些身體極度虛弱的中國人被拖出來，檢測身體，化驗細菌，直到沒有利用價值了，就被殘忍地殺死。這個殘忍的定義是：活生生地把皮管子接到大腿動脈上，再把富含細菌的血液排到木桶裏去，讓這個人失血而死。“要利用到最後一滴血”是當時日軍的政策。當時的命令——放血時，要有人不停地踩着屍體的胸口與心臟，直到榨乾最後一滴血。
70年前的歷史重創了王選。她決定爲一個事業奮鬥終生——將細菌戰的事實公諸天下，和所有細菌戰的受害者一同奮鬥，討回一個叫“公正”的東西。爲一代人的希望與生命，王選開始了尋找被稱爲“死亡工廠”的歷程。
義烏，王選故鄉。1942年，日軍細菌戰在王選故鄉崇山村進行。崇山村有396個村民死於鼠疫。王選家族中死了8個人，包括她13歲的叔叔。家族慘痛的歷史在王選的血液中匯聚起來，成爲她在1995年噴薄而出的力量。
當義烏鄉親對王選說他們想向日本提出訴訟，當時王選的想法和大多數人一樣，中國政府不是已經聲明放棄要求日本政府的賠償了嗎？怎麼還可以提訴訟？後來她瞭解到：政府對政府的賠償已經放棄，但民間仍然可以向日本政府提出訴訟。而且有不少在抗戰期間被日本人當做強制勞工的中國人上訴已經成功。王選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義烏人的歷史應該讓世界知道。”
但是世界並不知道，調查中她發現，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歷史上存在過細菌戰，包括很多中國人。
王選要說話，義烏要說話，中國要說話：我們要讓全世界瞭解真相，譴責日本曾經違反國際法，使用慘無人道的細菌戰。那個部隊的名字就是731部隊。被他們荼毒的土地上，有那麼多的受害者，而兇手卻逍遙法外。
■“多一個人知道細菌戰的
罪行，就是我們向
勝利又邁進了一步”
1995年，王選參加了關於細菌戰的調查，村民們陸續告訴了她發生在1942年噩夢般的事實。1977年，在“侵華日軍細菌戰歷史事實澄清會”上，一位原1644部隊的士兵講述了當時在南京細菌戰基地親眼目睹的情景——
被霍亂菌污染過的食物，有的是直接發到居民手中，也有的是盛在蔬菜籃裏，放在路邊的樹下或者農家的門口。僅江山市就至少有80人因此而喪命。我的一個外甥和兩個外甥女都死於細菌戰引起的霍亂。（浙江省江山市薛培澤）
1941年11月4日，731部隊從飛機上向常德市中心關廟街、雞鵝巷一帶投入了鼠疫菌。11月12日起，常德市內出現了鼠疫患者。全城大街小巷天天死很多人，許多家庭全家死光。我哥哥也被鼠疫菌奪去了生命，死時年僅8歲。 （湖南省常德市 方運勝）
1940年10月4日，731部隊對衢州發動了使用鼠疫菌的細菌戰。很快，衢州地面上發現了大量和穀物混在一起的跳蚤。10月下旬，衢州街頭又發現了大量死老鼠。1941年3月，我父親楊惠鳳染上鼠疫死了。祖母因悲傷過度，很快也去世了。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被日本軍隊的細菌戰害得家破人亡，骨肉分離。（浙江省衢州市 楊大方）
1941年9月，衢州流行的鼠疫傳播到義烏縣城。當時，鼠疫流行的地區都被封鎖起來。我祖母染上鼠疫時，誰也不敢聲張，偷偷地請醫生，醫生也不敢來。祖母連續高燒，腋下淋巴腫脹，她在牀上不斷地折騰、抓發、捶胸，直到死去。祖母剛死，母親又染上鼠疫，她臨死時對着我們兄弟姐妹叫喊：“逃！逃！逃！”
當我們含悲忍淚草草埋葬了母親的時候，我8歲的妹妹因爲和母親同睡在一張牀上，也被感染了鼠疫。
妹妹無法忍受高燒的痛苦，把自己的衣服都撕破了。臨死前，妹妹陣陣痙攣，發出了淒厲的喊聲。我的妹妹還是一個小孩子，她的死是最可憐的。 （浙江省義烏市 金祖池）
事實上，日本在其所佔領的地區幾乎都建立了細菌部隊：北京、上海、廣州、香港、海拉爾、海南、雲南、山東……
從1939年開始，日軍細菌部隊開始進行“實地試驗”（Field test)。在東北及浙江省的寧波、衢州、義烏以及湖南省的常德等地，日軍用飛機撒下大量混有鼠疫菌的穀物，或用其他投放方式，在這些地區引發了大規模的鼠疫或霍亂。
王選所在的調查隊又去了其他幾個日軍曾投放細菌的地點：常德、寧波、衢州、江山、金華等城市，收集資料、原告證詞、受害人照片。
他們在原告陳述中這樣描述細菌戰：50多年前，日軍作爲國家政策實行的細菌戰，在當時即爲國際法上所禁止的戰爭犯罪。戰爭失敗之前不久，日本政府又隱蔽了這一戰爭犯罪事實。
《死亡工廠》一書作者哈里斯教授認爲，由於日本投降時將很多細菌戰記錄銷燬，所以很難統計究竟有多少人死於細菌戰。據他估計，死於細菌戰活體實驗、活體解剖及“實地實驗”的中國軍民至少有1.2萬人。
王選爲了取得更多更有說服力的證詞，踏破鐵鞋找到了當時在731部隊服役的士兵，取得了第一手證詞。
日本人筱家良夫在上司的命令下生產、培養過細菌，後來進了解剖室，當他活活解剖了三個中國人之後，他的班長對他說：“你終於成爲了一個有用的人。”731部隊進行活體解剖是爲了更真實地研究人的反應。他們不把中國人當人，叫“木頭”。戰爭結束後，筱家良夫被捕，拘禁在撫順戰犯管理所。中國人本着“憎恨罪行但不憎恨人”的原則，給了戰犯人道主義的待遇，1956年把他送回日本，筱家良夫認爲自己有責任向世界揭露731部隊罪行。
爲了向世人揭露731部隊的罪行，王選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哈爾濱、江西、北京、浙江、長春、上海、義烏、南京……她舉辦展覽、作演講、參加討論會，贏得各方支持。
當記者問她怎麼有勇氣拋下一切而做這件工作時，王選激動地說：工作？這不是工作，這是事業！
1996年，她在多倫多演講。1998年，她在美國和加拿大辦展覽，在美國曆史頻道講演40分鐘，從舊金山到紐約，從華盛頓到洛杉磯，王選讓更多的人關注細菌戰犯下的罪行，喚起更多人的良知甦醒，讓歷史真相大白於天下。
一位歷史學家說，如果將來寫《訴訟賠償史》的話，他要用整整一章來寫王選，很多人由衷地認爲，中國能有王選這樣的熱血女子，真是難得。
義烏人是王選最堅強的後盾。王選說，困難很多：經費問題，時間問題，法律技巧，學術與技術處理上的種種難題，還有精神上的壓力，有些人不關心，有些人不理解以至於冷言冷語……但王選從未退縮，她清楚自己肩上的使命。
法律究竟如何宣判，需要長時間的等待，但是，“多一個人知道細菌戰的罪行，就是我們向勝利又邁進了一步！”這就是王選始終堅持下去的信念。
王選在義烏集資了15萬元，造了一座紀念陵，她與她的鄉親們準備再成立紀念館，讓後世永遠銘記這段歷史。
■時間是最大的敵人
從1998年2月16日第一次開庭到2001年1月24日，迄今共開庭23次。
王選坦白地說，到現在爲止，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日本政府不肯道歉，也不肯賠款，甚至否認有過細菌戰。雖然有證人、有證據，但時間就這樣被拖了下去。這就成了日本政府與一羣民間原告之間的拉鋸戰，看誰的精力、時間、經濟撐得更久。
好幾個受害者，沒能等到這場開庭就已去世了。重要證人井本熊男曾在作戰日記中記錄過細菌戰作戰計劃、準備、實行以及戰果等全部過程，但在1999年拒絕向法庭提交日記，而此人在2000年2月去世，他的日記再也無法取得。
時間是最大的敵人，也是日本政府的武器。
“其實，在中國證據仍是有的。”王選舉起一本書說，浙江省現在還需要每年抓一千隻老鼠，抽血驗血，以防鼠疫。甚至在1996年的《防病手冊》中，仍有“鼠疫”一項，因爲仍有老鼠測出來是抗體陽性。細菌戰，對環境造成了永久性的破壞，是潛伏着的殺手，無論是身體還是心靈的創傷至今未愈。
“所以，我們要將細菌戰的罪行揭露於世。”王選說訴訟的意義在於“只要世界上多一個通過訴訟瞭解到細菌戰受害的歷史事實，就是我們的勝利”。
從二戰結束直至今天，日本國內對細菌戰始終存在兩種聲音。一種聲音是：應當坦率地承認細菌戰史實，勇於承擔戰爭責任，進行深刻反省；另一種聲音則是百般抵賴與開脫。
1983年，家永三郎在高等學校教科書《新日本史》中記述了731部隊其事，日本文部省審定這本教材時，責令作者刪除該項內容，並稱：學術界正處於收集史料階段，尚未能發表專門的學術研究成果，“寫入教科書爲時尚早”。
聯繫到某些公職人員參拜靖國神社、篡改教科書、否認南京大屠殺、東史郎敗訴等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對細菌戰採取的態度絕非偶然。這與德國在戰後進行的真誠悔過與深刻反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歷史學家指出：德國在紐倫堡審判後，繼續實行審判追究，開展徹底清除納粹的工作，並對受害者實行國家賠償和個人賠償，在世界人民面前樹立了一個良好的形象。而在亞洲，由於美國的有意包庇，不僅審判戰犯不夠徹底，日本也沒有真正履行賠償，致使現在戰爭遺留問題很多，軍國主義殘餘勢力活動猖獗。
我國在1972年與日本恢復關係正常化之時，出於“中日兩國人民友好”、“不加重日本人民負擔”的考慮，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此後，中國政府又多次重申這一立場不會改變，但同時表示“一部分中國受害者與日本的當事者接觸，我們不干涉”。民間索賠已成爲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潮流和趨勢。王選認爲：“我們應該像猶太民族索要賠償的鬥爭精神學習。再沉默拖延下去就是對死難者的最大不敬。”
同時，王選並不認爲索取賠償是訴訟的全部目的。1998年第一次開庭中，王選說：“日本和中國人民基於歷史事實的對於戰爭正確的共同認識，是日本和中國相互理解以及真正友好關係的前提。”她希望人們不要只對官司的輸贏感興趣，重要的是促進公衆對歷史事實的瞭解、對戰爭的正確認知，從而防止歷史悲劇的再次發生。(沈奇嵐 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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