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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畫家巴人在臺灣的地震棚裏作畫賑災 |
巴人是筆名。他叫許文紀，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深夜出生在寶坻縣王卜莊一戶貧苦農民的家裏，在弟兄中排行老六，家裏人都喊他“小六子”。他從記事起就對帶畫的東西着魔，常用鉛筆頭在廢紙上臨摹書中的插圖，一畫就是大半天。爲此，媽媽管他叫“六魔”。對於童年的巴人來說，畫畫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
Ａ：命運多舛，這個農民的孩子三次考學都遭遇阻礙，絕望之中依然不肯放棄畫畫。
曾經問過巴人先生最大的遺憾是什麼?他很傷感地回答：“當然是沒能進美院深造。”又問是否爭取過?他搖着頭略帶傷感地說：“爭取過不止一兩回，只是門難進啊！”於是，他講了一段塵封已久的故事。
“我初中畢業那年，寶坻縣還屬河北省唐山地區管轄，唐山陶瓷全國有名，我就報考了唐山陶瓷學校，尋思着自己的繪畫功底還不錯，錄取應該不成問題。沒承想，我的成績合格了，卻因爲父親參加過‘一貫道’，政審時被刷了下來。一氣之下我把所有的毛筆全部撅成兩截，扔進竈膛燒了。”
“回到村裏，隊長派我去餵豬。起初，覺得自己是中學生餵豬實在窩囊。可閒下來心裏又空落落地，就又拿起了畫筆，開始時給豬畫速寫，後來看到什麼就畫什麼，越畫越想畫。慢慢地又想考學了，這回想考河北省藝術師範學院，就是天津美術學院的前身。”
“爲了做好準備，我找出了中學的課本，天不亮就起牀複習，晚上一學就學到半夜。有時帶上自己的畫，騎上那輛破加重自行車，到天津去請教美院的孫其峯教授，趕上孫教授正上課，就站在教室外面一直等到下課。”
“我害怕再受父親的影響，就拼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把《老三篇》背得滾瓜爛熟。號召學習雷鋒，我就一口氣起８個豬圈，一宿裏拔了兩畝地的青麻，隊長要補給工分我說啥也不要，大家就評我爲‘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五好社員’、‘五好民兵’。”
“我到底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報考上河北省藝術師範學院。考試時自我感覺良好，孫其峯教授也說我考得不錯，錄取不應該有問題。回到家，我就天天到村口等郵遞員來送通知書，吃不下飯，睡不着覺，幹什麼也沒心思。好不容易盼來了通知書，我激動得手直抖，怎麼也拆不開信封，等打開一看可就傻眼嘍，通知書上說：根據國務院的指示精神，大專院校一律停止招生，提前招生的藝術院校一律作廢。氣得我一屁股坐在地上老半天起不來，你說我這求學的路咋就這麼難！”他說完一聲長嘆，彷彿又回到了當年。
隨着夢的破滅，“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厄運又降臨到許文紀的頭上，因父親問題的牽連，他被劃入“黑五類”的圈子。每天不是掃大街、罰跪，就是遊街挨批判，２９歲的他連老婆也找不上，情緒一下子跌進萬丈深淵，常常一個人坐着發呆，別人以爲他受刺激變傻了。
終於有一天，許文紀似乎真的想明白了，他又一次地拿起了畫筆。默默地發了個誓：“要爭口氣，進不了美院的門也要當一名好畫家。”在那些苦難的日子裏，他希望沒有白天，沒有太陽，這樣就可以不用去掃大街挨批鬥。只有到了晚上，回到那簡易的土坯房，他才能找回自己做人的尊嚴。儘管需要把門窗捂得嚴嚴實實，儘管油燈的光線很是昏暗，但畢竟那是他的一方自由天地，他可以伏在土炕上平心靜氣的臨摹作畫，苦練基本功。
炎熱的夏天，密不透風的陋室令他汗流浹背，喘不過氣來，他索性只穿條短褲，把溼毛巾搭在背上，不時地擦着冒着熱氣的汗水，大滴的汗珠落到紙上；寒冷的冬天，屋子裏沒有爐火，風像鋼針似地射進來，連墨汁和洗臉盆裏的水都結了冰，他硬是把墨汁瓶抱在懷裏，焐開後接着畫，有時睏倦極了，就敲碎臉盆上的薄冰，將帶冰碴兒的冷水撩在腦門上，清醒一下又接着畫下去。
就是在這個時候，他給自己的陋室起了個齋號：“破風齋”。這不僅是因爲房子實在是破得四處漏風，主要還是想破除古人舊習，開創自己的畫風。他爲自己取號“巴人”，是要牢記自己是尋常百姓，要踏踏實實畫老百姓們喜愛的作品。
１９７７年恢復高考制度，有關文件規定農民報考年齡可放寬到３０歲。這無疑對已是３６歲、爲人夫、爲人父的巴人來說又是一次誘惑，他忘記了以往的傷心，求學的心絃再一次被撥動了，他調皮地說：“我厚着臉皮硬是瞞了６歲，報考了天津美術學院，沒想到給露餡了，叫人家給查出來啦！沒考成。咳，從那兒以後纔算是死了心。”
Ｂ：癡心辦畫展，山窮水盡不回頭。苦累何足論，相遇知音又一村。
巴人在年輕時就喜歡看畫展，而且最喜歡到北京中國美術館去看，他認爲在那裏可以看到高水平的作品，對提高自己的繪畫水平很有幫助。但苦於經濟拮据，乘不起火車、汽車，他就常常帶上紙、筆、水和乾糧，騎上那輛舊自行車，趕往１００多公里外的北京去看展覽。他說：“每回都是凌晨４點鐘出發，上午１１點多才能到。去一回不容易，我就看得很仔細，一幅也不落，碰上好畫就站着臨摹，每次都看到關門才走。騎車到家時就是轉天的早上四點多鐘了，擦把臉，啃口乾糧喝口水，就又下地幹活了。”
別人的畫展看多了，他想爲自己辦畫展的慾望也就越來越強烈。他說：“我就是想讓人知道我這個農民土畫家，照樣能登上藝術的大雅之堂。”他更加刻苦勤奮了，白日耕作，夜間作畫，常常一畫就畫到公雞打鳴天大亮。
終於在１９９２年８月中旬，通過中國公共關係協會藝術委員會牽線搭橋，首次在北京首都博物館舉辦了個人畫展，展出他精心創作的３０多幅水墨畫作品，在北京美術界引起不小的轟動。人們驚喜地發現，這位來自天津寶坻大窪地裏的農民畫家巴人確實不簡單，他的畫構思新穎，筆墨灑脫，生活氣息濃厚，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聞訊前來觀展的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主任姚冶華教授，觀展後給予巴人高度評價，揮筆題詞：“非下里巴人，實錦上添花。”
首次畫展的成功，給巴人極大的鼓舞，他對自己走向成功更有信心了。可畫展的費用全是向朋友們借的，交過展費所剩無幾，展出共７天，到第５天就分文沒有了，吃住成了問題。怎麼辦?巴人在心裏安慰自己：“別慌，沉住氣，我就不信老天爺能餓死瞎眼的家雀兒?”真的是天道酬誠，就在當天下午，一位老教授在畫展上看中了巴人《生命的延伸》這幅作品，痛快地掏出４００元錢買下。巴人激動得不知如何是好，這真是雪中送炭啊。
１９９３年８月巴人再度進京，直入國內最高藝術展覽殿堂———中國美術館，舉辦了爲期一週的“巴人水墨畫展”，共展出１２０幅山水、人物、花鳥畫，又一次獲得了成功。首都和天津美術界、評論界、新聞界對巴人進行了採訪報道。許多著名書畫家對巴人的畫給予了高度評價，文化名人方紀讚譽巴人的畫：“鄉土氣息，灑脫超然。”
然而，這次畫展的費用仍是借來的，並且到畫展開始時還未交足，說好撤展時交齊。此時的巴人真是喜憂參半，喜的是多年的心血沒有白費，自己的畫終於被社會承認了；憂的是眼看着畫展要結束了，欠下的展費還沒湊上。這一回，又是一個奇遇，畫展結束的當天，來了一位香港商人，一下子選中了巴人７幅作品，問總共多少價?巴人心裏說：“夠交展費就行”。他計算了一下欠款，有些惶恐地回答：“每幅１５００元。”港商二話沒說，掏錢付款抱起畫興沖沖地走了。這一天巴人異常興奮，晚飯破例喝了二兩酒，興奮得一宿沒合上眼，他想了很多很多，想自己這些年所走過的路，越發堅定了踏向成功之路的信心。
Ｃ：說無情，家不顧妻不顧小兒險喪命；道有情，費盡心思苦作畫全爲兒幸福。
巴人的妻子叫王秀英，２５歲時嫁給了比他大４歲並且正處在人生低谷的巴人。問起他倆的結合，這位淳樸的農村女子爽朗地笑着說：“與他結婚也算是個緣分，我拖到２５歲沒嫁人，好像就是爲了等他似的。”看得出，她對巴人的感情很深。
一旁的巴人卻是滿臉愧色，不好意思地說：“至今我還欠着她三身衣服呢！”原來，按當時的習俗，結婚時男方至少給女方１００元錢，六身衣服。要說這並不算多，可巴人窮啊，只給了１００元錢，三身衣服，說好等王秀英過了門再補給她三身。可如今他們結婚已經三十多年了，兒女雙全還添了孫子，這個“諾言”始終沒有兌現。
王秀英自打過了門，沒過上一天寬裕的日子，她看着巴人嗔怪地說：“我跟着他三十多年了，一直過着借債還錢的日子，搞一次畫展借一回錢，舊賬剛還上新賬又來了，這不欠賬的日子還從來沒有過。哎，只要他能把畫畫好，大夥看着高興，我苦點累點也沒啥。”
巴人擡頭看了一眼妻子，目光中充滿愧疚也充滿感激。
有件事確實是讓王秀英一想起來就傷心，她說：“那還是１９７１年９月我懷大小子七個多月的時候，縣裏組織去海南島學習育種技術，一個鄉只派一名育種員去，巴人當時正好是育種員，聽說後趕緊着跑到鄉里要求去，他惦記着去那裏寫生。我不想讓他去，一去就得４個月，可孩子還有兩個月就要生了，又是頭胎，我心裏頭不塌實。可巴人主意拿定說啥也沒有用，到底還是去了。孩子生下時，我手裏一分錢也沒有，要啥沒啥，只好用個破棉襖把孩子裹上，用２０公斤黃豆換了十幾塊錢，託人叫來妹妹伺候了月子。”
王秀英一說起巴人來話就止不住，她抽泣着埋怨說：“巴人向來是把他的畫看作第一位，我們娘幾個是第二位，還有件事想起來就後怕。那年夏天兒子纔剛８個月，老婆婆癱瘓在炕上，該做晌午飯了，我讓巴人看着婆婆和兒子，我去做飯。巴人正在畫畫，嘴裏頭答應着接過兒子，心思還在他的畫上，我前腳出屋，他轉身就將孩子撂在了地上，又接着畫畫。等我做熟飯進屋就嚇了一跳，看見孩子口吐白沫，翻着眼球倒在地上抽風，身邊扔着裝敵敵畏的小白塑料瓶，那本來是在衣櫃底下撂着的，不用說孩子喝敵敵畏中毒了，我急的大聲喊起來。巴人扭頭一看也傻眼了，我倆趕緊抱着孩子上了縣醫院，又打針又輸液，住了兩天院纔算把孩子搶救過來。”
聽着妻子的嘮叨，一向開朗的巴人誠懇而又幽默地說：“她說的都是真的，我是對不住他們。這些年因缺錢，爲難的事太多了，但哪一次也沒難倒，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要說最難的一回是兒子結婚，我借了一萬塊錢，沒想到置辦完傢俱和衣裳被褥就花光了，辦酒席的錢就沒了。孩子媽直髮愁，我勸她也沒用，關鍵是得有錢呀！辦喜事的頭一天，我胳臂肘下夾了一張畫到了天津，在古文化街上來來回回的轉悠，琢磨着有什麼辦法。直到天黑，有家畫店老闆把我截住了，問：‘看你轉悠一天了，是賣畫嗎?’我說：‘是。’他把我拽進店，打開畫一看，連聲說好。還要跟我長期合作。我說：‘可是有個條件，你得先借給我５０００塊錢。’這老闆還挺痛快，馬上取出５０００塊錢給了我，我說等兒子婚事一過，就過來畫一個月。”孩子婚事過後，巴人如約前往，憑着多年練就的功底，從早到晚一刻不停地現畫現賣。由於他的畫雅俗共賞，老百姓都很喜歡，生意不錯，有時從開門一直畫到關門，人流始終不斷。一個月下來，他終於還清了兒子結婚的欠款。當時，同行裏許多人不理解巴人的舉動，認爲他的畫有自己的風格，筆墨也很老到，把畫賣得那麼便宜純粹是砸自己的牌子。巴人卻說：“爲了兒子顧不了那麼多了。”你能說他不是一位最懂親情的父親嗎?
Ｄ：赴臺遇上大地震，爲救同胞現場作畫義賣。雖畫過千山萬水，卻沒有自己的一房一瓦。
巴人雖說不是共產黨員，但他懂得國家的利益、人民的需要高於一切。爲此，他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無私的奉獻。先後爲申辦奧運會、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世界婦女代表大會、香港迴歸等等無償捐贈了多幅國畫作品。
１９９９年９月，中國農民書畫家研究會組織北京、天津、陝西、河南等１３位畫家到臺灣進行“’９９兩岸書畫界交流”活動，其中就有巴人。巴人深感榮幸，可來往機票需要個人負擔，家中拮据怎麼辦呢?巴人認爲這次活動非同尋常，是兩岸藝術家增進感情、加強了解的好機會，就是賣房子賣地也要去！他毅然決定把僅有的一所宅院賣掉。與妻子商量時，王秀英看着丈夫頭上的絲絲白髮，回想着許多年所經歷的艱辛，默默地答應了。
當巴人一行在９月１８日這天，興沖沖地跨過深圳羅湖口岸，從香港飛往臺北，開始“’９９兩岸書畫界交流”活動的行程時，他們中誰也沒有料到，這將是一次伴隨生死的難忘之旅。
按計劃他們２０日晚上應趕到南投天盧賓館下榻，但天氣突然陰沉，下起瓢潑大雨，並且越下越大，只好留住苗栗，主人熱情地安排他們住在了度假村日本式的小木屋裏。次日凌晨１點４６分，伴隨着一聲巨響，發生了大地震，強烈的震顫把他們從熟睡中驚醒，小木屋搖搖欲倒，電訊全部中斷，到處漆黑一片。他們雖受些驚嚇，好在並無傷亡。突發的地震，情況不明，又遠在異鄉，該怎麼辦呢?大家商量後認爲，既然都安然無恙，還是按計劃趕往南投竹山鎮。沿途越走災情越重，道路扭曲，房屋倒塌，火光四起，到處是驚慌失措的人們。回憶這段往事時，王秀英仍心有餘悸地說：“當時聽說臺灣大地震了，腦子一下子全空了，全家人都惦記着巴人，生怕他有個好歹。”
危難之際，巴人和畫家們一致認爲，臺灣是我們國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胞就是親弟兄，留下賑災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他們留了下來，交流改爲義賣，要爲受災臺胞盡一份心意。從９月２１日到１０月４日，巴人他們冒着餘震先後在彰化、嘉義、臺南等地，舉辦了７場現場作畫賑災拍賣會，在臺灣影響很大，臺灣各家報紙幾乎都刊登了頭條新聞。義賣現場氣氛活躍，有的市長親自舉槌拍賣。畫家們畫好一幅，就有人買一幅。巴人的畫尤其受青睞，他想到賣畫的錢會用來救助危難中的同胞，就越畫越起勁，即便是腳下餘震不停，他也一刻沒有放下手中的畫筆。有一位肖先生非常喜愛巴人樸實自然、純真動人的作品，索性等在畫案前來了個“大包乾”。在臺期間，他們總共義賣捐款達一百多萬新臺幣。
從臺灣歸來，巴人仍是一貧如洗。王秀英說：“原指望他回來有些錢能把房子買回來，沒承想趕上大地震，活着回來就是萬幸了。”巴人滿不在乎地樂呵呵說：“彆着急，房子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袁志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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