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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她的日語老師，筆者與玫佳的再次見面是在“梅林酒店”開張大吉的慶典儀式上。從她去日本以後，除了年節偶爾接到她從日本打來的幾次越洋電話外，對她的瞭解多是在與她昔日的幾個朋友的小聚中得知的。聽說她在與婚外戀的丈夫離婚後，境況一直不是很好，心情鬱鬱寡歡，後來嫁給一個大15歲的其貌不揚的日本人。
“梅林酒店”的開業儀式在衆多朋友的捧場下，隆重而又不失典雅，氣派地拉開了帷幕。在隨後的宴席上，玫佳步履輕盈，顧盼有神，周到細緻地穿梭在各張桌子之間，以酒店董事長的身份向各界朋友致意周旋。由於是本地爲數不多的日本料理專門店，規模又是數一數二的，新聞界不少朋友前來採訪，玫佳泰然自若，談笑風生。
在大多數的客人走後，已經頗有醉意的玫佳換上圓領對襟的女式套裝，開始與剩下的幾個好友暢飲起來，隨着幾瓶酒下肚，玫佳講話也開始變得語無倫次和亢奮起來。
“你們以爲我這幾年在那邊好混嗎？我告訴你們，我什麼苦都吃啦！在日本掙錢是要付出代價的。剛去的時候，我也滿心歡喜地想和比我大的日本丈夫好好過日子，忘掉國內的不愉快，開始我的第二次人生，但是在那種荒涼的小地方，語言上的障礙，生活習慣上的衝突，無朋無友的孤獨，日本商品社會沒有錢的那種尷尬，被人瞧不上眼的可憐滋味，婆婆一年365天不換樣的永遠的鹹菜就米飯，失業的丈夫借錢買酒澆愁一蹶不振的無奈神情，別人是不會理解的。
“沒有辦法，我與日本丈夫協商，我要掙錢，我要到東京去！剛開始，丈夫死活不同意，說乾脆離婚，否則讓鄰居知道會被笑話死的。離婚對我當然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但最大的問題是我一旦與丈夫離婚，我今後在日本居留資格怎麼辦？沒有了合法的滯留理由，我去投奔誰呢？經過軟磨硬泡，丈夫還真的同意我去東京，但條件是對老婆婆和鄰居說回國治病，而且每月要寄3萬日元給他買酒，與他保持聯絡，他去東京找我我仍然是他的太太，我的居留手續則由他負責延期。
“由於語言差，在東京找別的工作很難，我先是給一些夜總會、酒吧之類的店鋪發宣傳單，一般是站在人流較爲集中的電車、地鐵、繁華街道商店的出入口等地方，向過往的行人手裏塞。這種單調乏味的打工由於臺灣人李姐的出現而發生了轉變。李姐是20年前由臺灣嫁到日本的，現在在東京已經擁有三家酒吧。
“剛開始在李姐的店裏打工時，我先是負責給客人配刨冰，開酒、倒酒、傳遞果盤什麼的，時間長了，我發現最容易掙錢的是陪着客人喝酒、唱歌。每月除固定工資外，在客人的酒單中還可以提成。當然，天下沒有白吃的晚餐，讓客人掏腰包多喝酒，就要多‘獻身’：讓客人摟，讓客人抱。自從做陪酒員那一天開始，我變了，頭髮染得黃黃的，裙子短短的，妝濃濃的，快30歲的人啦，在夜總會的燈光下，還要故弄姿態，擠眉弄眼。爲了挑逗客人，有的陪酒員故意將乳罩弄得鬆鬆垮垮的，讓酒醉的客人往裏面塞錢。
“日本丈夫來看過我一次，也許看我是個藉口吧，晚上他迫不及待的舉止讓我多少感到他的可憐。丈夫的來臨也或多或少彌補了我對他的歉疚心情，丈夫沒有講他家裏的事情，也許他知道我再也不會回到那個家的緣故吧！在日本我已經沒有家，有的只是一種金錢、肉體、慾望、良心被扭曲攪拌在一起的交易關係。丈夫走之前擱下一句話，該辦簽證延期的時候早點和他聯繫。”
“你們看我現在是酒店董事長，很風光是吧？但我實際上是什麼呢？我自己有時都不知道。”玫佳的女友中，有一些已經坐不住凳子啦，她們知道今天的玫佳是在借酒傾訴在日本那幾年的辛酸體驗，也許讓她一個人痛痛快快地去大哭一場，她纔會將那不光彩的一幕慢慢忘掉。
“我在日本做了幾年吧女，但我一次也沒有賣過身，這一條我也是在激烈的思想鬥爭中挺過來的。我做了幾年吧女，但我決不是妓女，今後永遠也不會賣身！”玫佳近乎歇斯底里的發作，隨着她的醉成一團而結束。
作爲玫佳的日語老師，曾經去過日本多次的筆者，那晚走出梅林酒店的時候，沒有感覺到閃爍的霓虹燈的耀眼，我在心裏期盼玫佳的第三次人生，這次能有一個好的開端和美好的未來。 （笪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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