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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今年各地高考錄取分數線的公佈，關於現行高等教育機會分配格局是否公平的爭論再度熱鬧起來。質疑和辯護的雙方，言詞都很激烈，特別是在因特網上，雙方的表達更是情緒化得厲害。
究竟應該怎樣看待這個每年必須面對一次的老問題呢？
一
首先，可以認定，現行的高等教育機會分配格局（外在表現爲分數線的巨大差異）確實是不公平的，北京某些媒體和師生爲其辯護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
其一，很多北京人強調，他們的“素質”足以彌補“分數”的差異。但在關於“素質”高低的辯論中，有一個明顯的邏輯漏洞：正反雙方都把它當成了一個“城鄉差別”的問題。這是不符合事實的。這不是“城鄉問題”，而是“朝野問題”。別忘了，北京也有農村，外地也有城市。即便我們承認大城市的學生的確素質比農村孩子高，也不能由此推導出北京孩子比外地孩子素質高，進而錄取率應該比外地高的結論。我們憑什麼說北京的孩子一定比南京、武漢的孩子素質高呢？
若論人口整體素質，中國目前素質最高的城市是深圳，而不是北京和上海。
其二，不考慮分數的合理性，就說日後成才的比例，那最高的也絕不是北京。浙江有一個縣級市鎮海出過28個院士。這算是一個人家不是“高分低能”的權威證明吧？湖北大別山區也有一個“教授縣”蘄春。高校在錄取的時候，是不是也該向這兩個地方的考生傾斜呢？
和很多激烈的論者不一樣，我並不認爲北京人比外地人素質還低。這點必須公道。準確的說法或許應是：單單拿城市比鄉村，北京的大部分人口在城裏，外地的大部分人口在鄉村，總的來說，某些方面的素質，大部分北京人比大部分外地人要高；另外某些方面的素質，大部分北京人比大部分外地人要低。
但僅就中小學教育水平來講，我們並不能把“北京教育水平比外地高”當作一個毋需論證的公理。對於實際的教育水平，北京人不要太自信。事實上，由於北京的招生分數線長期偏低，致使大量平均分數只有四五十分（按百分制計算）的不及格考生進了師範，進而大大影響了北京中小學教師隊伍的整體水平。事實上，外地的高中名校與北京市的名校相比，各方面都不差。那些學校的學生學習負擔一點也不重，業餘興趣愛好的發展不怎麼受影響，體育課、音樂課等等副課一直開到最後一個學期結束。若就大中城市的一般中學而言，外地學生的學習壓力肯定比北京同類學校大得多，但教師水平及敬業精神總體上也確實比北京高。至少，外地大中城市是不可能讓一個數學高考不及格的人當上數學老師的。近些年，北京、上海的重點中學大批引進外地（主要是中小城市）教師，就是這個緣故。
其三，說北京、上海人口多，就業困難，所以必須多招收這兩地的學生，這也是瞎說。目前中國還有比北京、上海就業機會更多的大城市嗎？
其四，所謂“高校分佈決定論”也不成立。目前中國高校最密集的城市，確實是北京和上海。其下是武漢和西安。而我們知道，湖北長期以來曾一直是高考分數線全國最高的省份。
有人指出，駐各省的部屬高校都對當地考生傾斜，有的要求本地生源達到總招生數的一半甚至更多，遠遠超過了駐京部屬高校的本地招生比例。這沒錯，但是在北京共有多少所部屬高校呀！根據去年的不完全統計，北京面向全國招生的部屬高校約有50所之多。即便每所的本地生源比例僅有10％，那也是50個10％！而在全國第一人口大省河南，連一所部屬重點高校都沒有。
北京比外省高校多，在北京的錄取比例比外地略高一些是合理的。但問題是，現在它高得太多了，已經遠離合理的底線了。
至於某些省也制定了向省會傾斜的低分數線，這並不能成爲上邊賜予北京低分數線的理由。恰恰相反，前者是後者的結果，地方是跟北京學的，我們不能倒果爲因。拿今年高分第一大省山東來說，其省會濟南比起青島，不論規模還是發達程度，都有極大差距，說青島孩子比濟南孩子素質低是沒人相信的，但青島的本科控制線就硬是比濟南高出二三十分。這合理嗎？不合理。但由於上邊照顧北京在先，所以他們也張不開嘴對山東的做法進行指責。
其五，說北京搞的是素質教育，外地搞的是應試教育，這純屬信口開河。大家都一樣，搞的全都是應試教育。況且，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從邏輯上說根本就不是一對矛盾，二者也不是此消彼長的關係。
二
提起公平問題，容易被指責爲“不夠理性”。那麼，按照理性的標準研究社會現象，最基本的尺度是什麼呢？是“利益”。如果引入了“利益”這個尺度，關於高考分數線的問題是非常容易說清楚的。並且，也只有用這一尺度才能說得清楚。
舉例來說。原國家教委、教育部在1996年和1998年，曾兩次對保送生制度的存廢進行過研究。但是廢除保送生制度的提議遭到了其他一些中央部委的教育司長們的堅決反對。當時，這些部委都有自己直屬的大學。他們反對的理由很清楚：這樣一來，他們自己幹部的孩子就撈不着保送進自己的大學了。直到高校管理體制發生重大變革，這些部委的學校都交出去了，教育部大幅度壓縮保送生規模的方案才得以順利出臺。利益的作用就是如此剛性。
但必須說明的是，目前的高校錄取比例分配反映出來的問題，與保送生制度出現的問題有本質不同。保送生制度雖然在實踐中變了味，爲特權、腐敗所玷污，但它的設計初衷絕對是好的。而高校錄取比例的分配，其設計動機則大有問題。
法治時代，強調“程序正義”———即便影響“實體正義”的實現，我們也要維護“程序正義”。高考的“實體正義”，表現爲它能不能讓每個真正優秀的學生獲得受教育機會，而目前的“法定程序”則是關門考試、按分錄取。因此“程序正義”的含義就是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或者說，在升學機會面前人人平等。爲了尊重程序，肯定會把某些實際上很優秀、但不擅長考試（現在的考試確實問題太多了！）的學生擋在大學門外。但既然這程序是一個現實的程序，我們當然還應該承認它的合法性，並且要求不論哪個地方的人都在程序面前人人平等。
三
我們可以證明現行的高等教育機會分配格局確實蘊含着極大的不公平，但卻不可以期望很快消除這種不公平。既定的計劃分配方案，反映着既定的、長期累積形成的利益格局，要改變這種格局是極其困難的。上大學容易，已經是北京人習以爲常的一項社會福利，要想取消這一福利，就跟一家國有企業試圖降低工資補貼標準一樣難。短期內可以期待的，或許還不是“存量改革”，而是“增量改革”：把今後高校擴招的名額多向那些高考大省投放，從而逐漸使總的比例趨向合理。
目前這種“有計劃的優惠”，是整個計劃經濟體制“地區優先發展”思路在教育領域的體現。就像國家在深圳“計劃”了一個證交所，雖然理論上說它是面向全國的，但對深圳本地它就是有許多“傾斜”、“優惠”。爲什麼連深圳下面寶安縣屬的一個小養雞廠也能獲得上市資格？這公平嗎？不公平，可也只好這樣了。這和北京一個平均分不及格的孩子也能獲得讀本科的機會，道理是一樣的。但相比之下，在高考中，被“計劃”着的是人，而不是錢。這就使“計劃”的不義性顯得極爲刺目，如是而已。
我們不能因爲深圳過去從國家獲得過“有計劃優惠”的好處，就要求它今天把這些好處都吐出來。同樣，我們也不能因爲北京學生過去獲得過類似的不公平利益，就要求“撥亂反正”，從此大家“分數面前人人平等”。
何況，不論是“計劃”的“先發”、“後發”，還是“市場”的“先發”、“後發”，既已經“發”了，就沒有再退回來的道理，都只能繼續往前走。或許，由於“不公平”的存在，北京將率先使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轉變爲大衆教育。或快或慢，全國各地都將實現這種轉變。從這一趨勢看，把北京往回拽，也說不通。
最終解決問題，要靠整個高考制度和戶籍制度的根本改革。
如果取消政府對招生名額的計劃管制，高校擁有充分的、不受社會其他利益集團左右的辦學和招生自主權，甚至可以自主命題或自主選擇命題，不但分數線地區差異公平不公平的問題將不再存在，更重要的是，目前由“高考指揮棒”引致的壓抑學生個性、創造力，“死讀書”、“讀死書”的頑症也會得到根治。
如果高校真正實行“寬進嚴出”，就算有些學生憑着種種“優惠”進了大學，假定他們入學後表現不佳，也會被淘汰出來，誰也不必再抱怨公平不公平了。
如果民辦教育不再受到政策性歧視，不論什麼性質的大學的畢業證書都平等地在人才市場上接受檢驗；如果高等教育不再具有“農轉非”等等與教育本身無關的“社會身份躍遷”的橋樑職能，大家也就不必死咬着“分數線”這一根筋，去計較它到底公平不公平了。
如果有一天，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確立的公民自由遷徙權利能夠重新獲得肯定，所謂“公正不公正”問題的前提也將自動消失。
但是，當根本改革高考制度和戶籍制度的時候，或許會發現，我們面對的是與改變高校招生比例同樣的障礙。取消了計劃攤派，重點高校實行自主招生，如果他們不再願意招收這麼多北京學生，怎麼辦？破除城鄉壁壘，允許人口自由流動，北京人更不可能全體贊成。目前，僅在中關村，就有近萬名外地大學生在那裏工作，落不了戶口。
在這些根本的改革措施出臺之前，我們不能要求哪一部分人主動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要求那些從不公正的現狀獲益的人們，不要得了便宜還賣乖，還要強辯這些利益都是自己該得的。我們可以要求他們對社會懷有幾分感恩，並且對於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人羣多一點敬意和同情。
近日，一位北京人在網上講了一個令人心酸落淚的故事：在某省一座大城市，有一對大學生夫婦，四處託人，要把他們8歲的兒子送養給北京人。爲了孩子將來能夠更容易地考上一所好大學，他們寧願捨棄骨肉！
這位網友痛切地說：“作爲一個北京小學生的母親，我想，我兒子將來是否可以進北大清華不是最重要的，最關鍵的是我希望將來他能夠生活在一個進步平等的環境裏。”“在一個不平等的環境裏，做個一類大學的學生也沒有什麼可驕傲的。儘管在教育這一方面他佔到了一點小便宜，但他有可能受到其他的不公正待遇。……公平的社會是所有中國人的未來，那裏也將有我兒子的未來”。
這是我在近期七嘴八舌的“分數線”討論中所聽到的最理性、也最感人的聲音。中國改革的前景，在某種程度上，就取決於這種聲音的音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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