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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優秀警官,腎病已進入尿毒症階段,因沒錢換腎在家保守治療;他熱愛寫作,即使病痛折磨得他痛苦不堪,仍視寫作爲來日不多的第二生命。
一等功臣病倒了
年過半百的餘發海,1950年5月出生於長江北岸洪湖邊一個家境貧寒的農民家庭。1980年被抽調到蒲圻縣公安局,先後擔任過治安民警、科長、派出所所長、“110”指揮中心副主任等職。1989年,突患急性腎炎,因只顧工作,延誤了治療的最佳時機,最後導致慢性腎衰竭,後來又發現高血壓和心臟病。醫生告訴他,要想活下去,必須做腎移植手術。
可換腎需要8萬元,餘發海的家庭能拿出這筆錢嗎?當時,餘發海每月的工資只有200多元,而他的妻子只是一名清潔工,每月的工資更少。夫妻倆靠幾百元的工資維持生活,還要負擔3個孩子上學讀書,連平時的生活都捉襟見肘。而在這之前,爲治病,他們已經花去2萬多,此時,他們又能到哪裏去弄這近乎天文數字的換腎費用呢?
也許有人會說,餘發海是一名警察,他不是可以享受公費醫療嗎?的確,餘發海不僅是一名警察,還是一名非常出色的警察:自從1979年成爲一名警察以來,他多次立功受獎,在他33年的工作生涯中,26次被評爲先進工作者和勞動模範,曾獲地區嘉獎3次,被省委授予“全省黨風建設先進個人”的榮譽稱號。1983年,他因成功偵破了一起涉及4省,團伙成員達40餘人的非法買賣戶口案件而被公安部記個人一等功。
這樣優秀的警察,當然可以享受公費醫療。但是餘發海享受的公費醫療只能報銷一部分,而且每次的費用都有明確的限制。爲照顧這位模範警察,局裏已經破例爲他報了1萬5千元。而此時的公安局,財政也很緊張:幹警們工資受到拖欠不能按月發下,局機關電話費欠款6萬餘元,而且經常因欠費停水停電。
一天,當餘發海從一篇報道中得知一個腎炎病人可以拖垮一個企業時,他的心情開始變得沉重,如果再向組織伸手,豈不成了拖垮公安局的罪魁禍首?想起自己“當警察不難,難的是當個好警察”的誓言,餘發海實在不想再給單位和家庭增添負擔,他決定不做手術,回家用偏方或中草藥治療,實行“自救”。
如何自救?餘發海有自己的主張:其一自然是放棄換腎的念頭,採取保守治療;其二是開源節流,讓孩子退學,儘早到社會上闖蕩。
我們不能沒有父親
正在武漢讀書的餘綠林接到父親餘發海的信時,猶如聽到晴天霹靂,一下子懵了。怎麼?父親叫我退學?我好不容易纔考上湖北經濟管理大學,才當一個月的大學生,父親怎麼這麼狠心?作爲一向慈愛可親的父親,他這是怎麼呢?
其實,餘發海給兒子發完信後,他的熱淚也止不住奪眶而出,他的心在泣血,這也是迫不得已啊!
一方面多麼希望繼續在大學深造,一方面又不能沒有父親。餘綠林的內心非常矛盾,但他相信,父親讓他退學,一定有他的道理。當他含淚遞交退學申請書時,班主任老師真誠地挽留他,可餘綠林說:“我的人生路還長,但我不能沒有父親,我不在乎幾年的蹉跎。”
餘綠林離開他心愛的學校回到家裏,在公安局辦的機動車駕駛員培訓學校當門衛,一個月的工資只有40元。當他捧着第一個月的40元工資交給父親時,餘發海這位鐵打的漢子流淚了,他緊緊地握着兒子的手,百感交集。
餘發海還有兩個女兒,大女兒餘茂娟,二女兒餘三潤。餘茂娟見哥哥退學打工掙錢給父親治病,正在蒲圻讀中專的她也打起鋪蓋卷,含淚告別了快讀了一年的學校。接着,不滿14歲的餘三潤也要求退學,爲家裏分擔憂愁。餘發海實在不忍心讓3個孩子都爲自己退學,三潤在班上一直是優秀生,她應該很有前途的,對三潤的請求,餘發海堅決不同意。然而,餘三潤卻說:“爸,我不想再花家裏的一分錢了,我要打工接濟家裏,我要掙錢爲你看病。”
多麼懂事的孩子!餘發海泣不成聲地問道:“孩子啊,爸這樣做是不是太自私了?”三潤善解人意地安慰父親說:“爸,你不要太自責,沒有你,別人也許不會感到缺少什麼,但我們絕對不能沒有父親啊!”最後,餘發海拗不過小女兒,只好同意她退學。退學後,餘茂娟在一家個體電腦店當打字員,她用每月微薄的薪水到醫院給父親買藥,並偷偷學習扎針,她先在自己身上試扎,雖然痛得雙淚長流,仍咬着牙一聲不吭。第一次爲父親扎針成功後,他就興奮地告訴父親以後用不着天天去醫院了。餘三潤因爲年齡小,只有在餐館裏端盤子,爲了多掙幾個錢,她還去學理髮,將掙來的每一分錢都交到親手裏。
兄妹三人用他們稚嫩的雙手和母親夏穎蘭一起承擔起養家餬口的重擔。他們根據民間祕方,經常起早貪黑到很遠的地頭、田間、山裏去採草藥。有時候腿摔腫了,手刺破了,也默默地忍受着。草藥採回家後,夏穎蘭就將它們洗得乾乾淨淨,半夜3點鐘上班以前將藥煎好,爲的是讓丈夫早晨起牀後能喝上藥。 餘綠林平時喜歡看書報,只要一看到有關治腎病的藥方,他都要剪下來,供父親參考。幾年下來,他剪下來的各種資料有五六百種,貼了滿滿一大本。作爲家裏的長子,餘綠林自覺承擔起陪父親上醫院的使命,他還經常陪父親聊天、談心,從心理上關心父親。他和父親之間,並沒有一般人所說的代溝存在。這使餘發海感受到除醫藥治療之外的另一種更有效的精神治療。
今天,讓餘發海感到欣慰的是,三個孩子不僅以柔弱的肩膀和母親一道擔起了家庭的重擔,而且還利用業餘時間自修學習。大兒子拿到了本科畢業證書,現在在父親的單位當刑警,並且入了黨;大女兒自修讀完了電大課程,現在在一家企業打工;小女兒有幸得到市委領導的親筆批示,進環衛局當了一名工人。
“病榻文學”的誕生
親人的悉心照料,社會各界的由衷關懷,讓老躺在病牀上的餘發海心裏頗不平靜,他想做點什麼,爲社會,也爲家人。這時的餘發海已經完全從住院時遺留下來的失望、焦慮、彷徨中擺脫出來了,他說:“我的人病了,而且治不好,可我的腦沒鏽,心沒死,老躺在病榻上靠人伺候料理,往後該怎麼辦呢?我清晰的思維告訴我應該在病榻上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混着纔好。”
平日,餘法海只能半躺式坐着,如果直身硬坐,就會腰痠背脹,血壓升高,雙腿浮腫,若低頭往前摻着寫字,不到一小時就會呼吸困難。站立行走不到一小時就會心悸、頭暈、兩眼模糊、兩腿沒勁,雙手摻着腰也支持不住。唯有靠在病榻上,半躺着活動、看書,少許與人談話,才覺舒適。
這種情形下,餘發海到底能做什麼呢?聯想到自己長期在基層治安管理和偵查破案中親歷的一個個故事,餘發海萌生了以案說法的念頭。第一年,他寫了約15萬字的回憶錄;第二年,他寫了約15萬字的政法論文、雜文、散文;第三年,他開始轉軌寫偵探小說、寫大案要案紀實性的報告文學,以及家庭婚姻方面的法制文學故事;第四年,他開始寫影視劇本。到目前爲止,餘發海已經寫有近百萬字的作品,其中大部分已在全國40多家報刊雜誌上發表,並且屢屢獲獎。劇本《苦囚良緣》已被排成電視連續劇。法制紀實文學集《一個永恆的話題——關於愛的故事》和報告文學小說集《江南警探》也分別被珠海出版社和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以文會友,餘發海因此受邀免費參加了港澳筆會、俄羅斯筆會,有幸結識了一些著名作家。通過病榻小天地,餘發海與廣闊的社會連在了一起。
追求文學的人,有的把寫作當成對事物不同看法的發泄;有的把寫作當成奮鬥的事業,當成生活費的來源;有的把寫作當成休閒,當成副業,當成擴展生活空間和作爲聯誼活動,建立新型人際關係的一種享樂……
餘發海則不然,他每天有四分之三的時間要躺着,他的牀榻下面長期放着一個玻璃容器,是用來爲他計算24小時尿液排泄量的;還有一個馬桶是他妻子早晚爲他做完結腸透析後,便於體內及腎臟毒液通過腸道從大便裏排出用的;他的枕頭兩旁各放着一部電話機和一部手持式無線電對講機,是對內方便工作,對外方便社會聯繫用的;牀上堆放着詞典、工作筆記、舊資料和手稿,還有血壓器、聽診器,以及袖珍收音機登;牀頭邊有一張和病榻一樣高的小平板桌,是他放墨水、放茶杯、放飯菜及寫作用的。餘發海就這樣半躺着寫作,等待他的不是事業、不是成名、不是稿酬,而是死神的降臨。所以,他的文學是“病榻文學”。他讓我們想起《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想起張海迪,想起身殘志堅……
最後,有必要給“病榻文學”下一個定義。什麼是病榻文學呢?病榻文學並不是說病寫病的文學,而是指一些重病患者或者身殘志不殘的事業者們,在與死神作鬥爭的漫長歲月裏,他們爲戰勝和緩解病魔綿纏的痛苦生活空間,萎縮在小小的病榻天地,用常人難以想象的毅力,支撐着日漸消受的身軀,有氣無力地握着筆,寫寫停停、想想歇歇、思思寫寫地進行着日不足千字,月不過萬字的艱難的“爬格”。(戴勁鬆、李增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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