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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發言人倪可波和美國《外交》雜誌執行編輯詹姆斯·吉布尼，不久前就中美關係問題與中國有關官員、學者及媒體記者進行了坦誠的專題討論。他們認爲，中美關係會朝積極方向發展。
與會中方代表共同關注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威脅論”是否在美國很有市場。有一位中方代表剛剛從美國回來，他說，他從美國媒體有關中國的報道中感覺，美國人不希望世界上有一個能夠和美國平等對話的國家崛起，而且美國官方往往相當受公衆輿論的影響。
詹姆斯·吉布尼曾經在美國政府部門供過職，並作過總統撰稿人。他首先表示，他非常高興在此次討論會上無須代表美國政府發言。
詹姆斯·吉布尼從兩個角度回答了這個問題。第一，他認爲布什政府的對華政策的確在某一些方面反映了某一些美國人士的看法，但是，如果就憑這一點說布什的對華政策是受到公衆輿論的左右，是過於簡單化了。“布什總統之所以會當選，就因爲他提出的外交政策是新的務實主義。傳統上，務實主義受到地緣政治的影響，而不是國內政治的影響。”第二，詹姆斯·吉布尼指出，美國媒體並不代表美國政府的官方立場。
詹姆斯·吉布尼介紹，美國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可以分成地緣政治、經濟、國內政治、企業等四大類。總的來說，這四類媒體的口氣都是比較消極的。最顯著的是地緣政治類媒體，他們認爲未來會與中國發生衝突，認爲中國國內在自由方面受到壓迫。但是，經濟類的媒體評論大部分都是積極的。他認爲，社會的改革和變化對中國政府和中國人都是非常大的挑戰。“八、九年前我還在美國國務院工作的時候，我們的工作重點就是向上級報告中國面臨的巨大挑戰。但是，國有企業改革、人口從鄉鎮流入城市等問題給中國人帶來的這種挑戰，是美國人很難想象的。美國需要更多的有關中國方面的報道。如果有更多這方面的報道，美國人對中國正在進行的變革知道得越多，就越能理解中國在國際上的一些行動的動機，能夠明白中國人的目的不是爲了擴張，而是爲了克服面臨的挑戰。”
“另外，由於因特網的出現，傳統媒體的廣告發行等各種成本隨之加高，媒體的收入相對減少。所以，爲了削減支出，他們關閉了很多駐外地的辦公室。這樣，美國民衆對外部、包括對中國的直接瞭解相對也減少了。”
中方代表認爲，美國媒體應該多登載一些有關中國國內發生的變化和改革的進展。“媒體應該考慮如何改變這種缺乏瞭解的局面，應該從中作一些相互溝通的工作。”詹姆斯·吉布尼表示，“我們希望得到中國作者的投稿，得到第一手資料是很重要的。”他認爲，美國人應該多到中國訪問，中國人也應該多到美國去親眼看看實況。
倪可波站在美國政府的立場也談了美國對中國崛起的看法。倪可波說，“我可以代表美國政府說，我們覺得中國的崛起是必然的，而且是對美國對全世界都是有利的。所以，美國不想也不能阻止中國的崛起。但與此同時，我們覺得中國應該多參與國際社會，這一點也是對大家都有利的。中國多參與國際社會並遵守國際規則，對中國來說，可以多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過程。”
倪可波把美國社會非主流的聲音稱之爲“噪音”。他說，“美國是一個多元社會，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人人都要充分發表意見，有些人的聲音會高過領導人，而且他們會自作主張地把他們的看法納入政策的範疇。”
與會中方代表提出，布什政府集中所有的力量把戰略重心轉移到亞洲，並增加對臺軍售，其實是針對中國而來。這與里根政府對前蘇聯的政策十分相似，有新冷戰開始的感覺。中方代表希望知道，在布什政府的對外政策分類中，對華政策到底排在什麼地方。
代表美國官方說話的倪可波，矢口否認美國新政府對華政策與里根政府的前蘇聯政策有任何相似之處。“根本不能把美國與前蘇聯的關係與現在的中美關係相比較。有些中國的學者認爲，美國對付中國的辦法和對付前蘇聯一樣。這是沒有什麼根據的。以前，蘇聯確實是美國的敵人，這是公開的事實。而且，我們的行爲也表示，我們把他們看做我們的敵人。很具體的例子是，美國當時根本不允許學生進行交流。但是，現在有5萬中國學生在美國。另外，最惠國待遇必須經過國會批准的制度，是專門針對蘇聯而制定的政策，目的就是根本不給蘇聯最惠國待遇。最近幾年，雖然有很多國會議員反對給中國最惠國待遇，他們也做了很多努力不要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但事實證明這種聲音並不是美國的主流。還有很多其他的方面，如科技方面的交流，以及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合作等等，都是中美關係友好的具體例證。”倪可波說，分析美國對華政策的時候，應該注意到一些比較實際的東西，而不把重點放在說法上。“現在我們與中國的共同點和分歧的地方，與一二年以前是一模一樣，沒有變化的。以前我們說是戰略伙伴，現在說，在某些方面是夥伴，在某些方面是競爭者。只是一個說法上的不同，影響不到政治的內容。所以，我談到中美關係，就會把重點放在如何處理我們分歧的地方。可以採取積極的建設性的態度去對待，也可以採取消極的態度去對待。很顯然，積極比消極要好得多。”
“美國政策制定的過程有很高的透明度。”倪可波說，“這一點非常明顯。因爲，我們受到國會監督。分析美國的政策，需要特別注意美國高級官員到國會所做的講座，或是與國會議員交換的意見，他們在國會說話時會特別直率，基本上沒有幕後話。一般來說，很多人認爲，政治人物在臺前說完以後，還有幕後的話。但是，現在美國政治人物已經不可能像60－70年代那樣了，因爲受到了監督。”
中方代表認爲，在未來的10－20年中，中國的變化可能比美國大得多。美國如何預期中國的未來變化？這種預期將如何體現在今後的外交政策中？”
詹姆斯·吉布尼非常欣賞這種預測。“這一點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一個細節。”
詹姆斯·吉布尼認爲，美國人對中國並沒有敵意，而且很友好。“我在東京呆過8年，一些到過中國的日本人認爲，美國人喜歡中國人多過日本人，我記得我當時相當的驚訝。”
他列舉了中美貿易問題證明自己的判斷。“雖然美國與中國之間現在有着最大貿易逆差，但是，兩國之間的貿易關係仍然在繼續發展。相比之下，當美國與日本之間有貿易逆差的時候，民衆的情緒激動得可以危及到美日兩國的關係。反而，中美之間出現貿易逆差的時候卻相當平靜。即便就是在中美兩國發生撞擊事件的時候，兩國之間的貿易也在正常進行。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如果從積極的一方面來看，中美兩國過去的交往歷史儘管時好時壞，上下波動很大，但這種好壞很快便可以改變。而且，這種改變非常明顯。”詹姆斯·吉布尼說，“幾年前，我還是總統撰稿人的時候，當時我爲了要寫一篇演講稿，特別看了里根總統84年在復旦大學所做的演講稿，我想，同樣的演講稿如果今天由布什總統來講的話，肯定會認爲他精神有問題，要彈劾他了。但是，當時中國剛剛開放，美國的決策者一方面希望打中國牌，一方面對中國決心改革是由衷讚賞的。”
“在過去的30年中，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也有很大的改變。60－70年代期間，美國對中國的看法是比較消極的，認爲中美在意識形態方面分歧太大，但是，隨着兩國關係的逐漸改善，這種看法逐漸有所改變。1989年2月，我們有一個民意調查，有72％的美國人對中國有非常積極的看法。後來，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逐漸傾向消極。2001年2月份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只有27％的美國人對中國有比較好的印象，這是因爲在海南島發生了撞擊事件。這個百分比的確太低了。但我相信，這個局面也會很快扭轉過來。”
詹姆斯·吉布尼說，“我可以作一個預測，一二年以後再來看布什政府的對華政策不會有很大的差別，如果有的話大約是20％左右，主要將是TMD上。在布什政府方面，其實也有兩個派別。一個是理想主義，一個是現實主義。我不清楚將會是哪一個派別會佔上風，但是我非常同情美國的官員。以往美國對俄羅斯有一些看法，但是布什總統與普京一見面就陶醉了。鮑威爾國務卿，你聽他所說的一些話，其實與克林頓並沒有什麼不同。今年秋天，布什總統將到上海來參加APEC會議。我相信，這是中美關係的一個新轉機。 (茹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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