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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8月3日，雲南省昆明市五華區人民法院以刑訊逼供罪，一審分別判處昆明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原政委秦伯聯、隊長寧興華有期徒刑1年緩刑1年、1年零6個月緩刑2年。這對於一只腳已經邁進『鬼門關』、肉體和精神受到極度摧殘的杜培武來說，是一個勝利，但僅是一個令人辛酸的勝利。
這是一雙讓你不敢直視的眼睛————長久缺乏睡眠而變得有點紅，有無數道逼人的光，從這雙眼睛很深很深的地方直射過來。
讓他平靜下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談及自己九死一生的故事時，他悄無聲息地翻出了厚厚的一沓『遺書』————那是一個無辜生命在走向刑場之前的哀鳴……
血案
[現在已經是3月底了，……我心裡雖然清楚自己是清白的、無辜的，卻只能眼睜睜地等著被冤死，而無法改變一審法庭主觀枉斷的結果……1999·3·26]
1998年4月22日上午，在昆明市圓通北路40號，警方發現了一輛被丟棄的警用昌河牌微型面包車，車內有一男一女兩具屍體，昆明市公安局刑偵支隊現場勘查後證實，男性死者系昆明市所轄的路南縣(現為石林縣)公安局副局長王俊波，另一人是昆明市公安局女民警王曉湘，兩人身著便服，被人近距離開槍打死。
警方認定，殺人的凶器便是王俊波隨身佩帶的『七七』式手槍。槍支去向不明。
[今天是我被判死刑的第36天……死神即將來臨，生命就要逝去……全家人在為我的冤案四處奔波……可想困難是如何之大，希望是如何之渺茫。1999·４·５]
1998年4月22日14時許，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正在焦急地尋找失蹤的妻子王曉湘，卻被抓到昆明市公安局。直到此時，他纔知道妻子王曉湘被殺害，而自己成了殺人嫌疑犯。
在專案組，杜培武經歷了連續10天10夜的審訊，審訊的主要手段是疲勞戰：不准睡覺。
審訊一無所獲。5月2日，杜培武被送往他自己的單位戒毒所，由專人看管起來。
[今天是4月6日，省高級人民法院來對我進行了復核，時間很短，我知道，我這個冤案再也沒有機會講話了，從今天開始，我隨時都可能離開人世。……
這到底是為什麼？為什麼？！我做鬼也不會放過那些制造冤假錯案的人，我到了陰間一定要找王曉湘問一問，到底是誰殺了他們？為什麼要我來背這個黑鍋？……1999·4·6]
6月30日上午，杜培武被押到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進行測謊。他坦然坐在那裡，看著他們把一條條導線連接在他的身體各處。
提問：『你殺人了嗎？』
『沒有！』
結論卻是『說謊』。
一男一女對杜培武不厭其煩地測了一整天，最後的綜合結論是杜培武在說謊————換句話說，杜培武將被當作殺害『二王』的重大嫌疑犯。
案件的審理由此轉入殘酷的第二階段。
尊嚴被剝奪之後……
[現在，……我最放心不下的還是叡叡，這麼小就成了孤兒，他太可憐了，而且，我的冤案不知會對他的成長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死後，請父母把我的骨灰帶回山東老家，葬在爺爺奶奶的墳旁……1999·4·12]
從測謊的當天晚上開始，辦案人員給杜培武戴上了腳鐐，喝令他交待殺害『二王』的犯罪過程。他們用手銬將杜的雙手呈『大』字形懸空吊在鐵門上，吊一段時間後，在腳下塞進一個凳子，以換取杜的『老實交待』。杜不斷地聲稱冤枉，這又被認為是『負隅頑抗』，審訊人員便又猛地抽掉凳子，讓杜突然懸空，如此反復……
這仍然不能令杜培武屈服。審訊人員又用高壓電警棍逐一電擊他的腳趾和手指。
那些審訊人員有的跟杜培武熟悉，他們在用刑的時候，冷冷地對杜培武說：『對不起了！』
這一幕並非發生在某個秘密場所，而是在公安局的大院裡上演，杜培武早已變了調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慘叫聲，使得許多正直的警察不寒而栗，他們中的有些人後來挺身而出，作為指控秦伯聯等人刑訊逼供的證人。
[今天有又一批人『上路』了。從1998年7月19日我被送進來至今，已見到5批人『上路』了……面對這樣的情況，請家人把我最後穿的衣服准備好，送來給我……1999·4·19]
酷刑下，杜培武被迫低下了不屈的頭顱，他開始『供述殺人的罪行』。
『為了不挨打，我不僅要按照審訊者的要求說，而且盡可能地揣摩他們的意圖。』杜培武說。
編好了『殺人現場』，『殺人槍支』的下落卻苦了杜培武。他『交代』了一個地方，刑警們馬上就押著他去找，找不到就吊起來一頓毒打。杜培武絞盡腦汁想了一招————『槍被拆散，沿途扔了，扔到滇池裡去了……』
[我常在夢裡與家人相見，可家人的容貌越來越模糊，特別是叡叡，樣子就更模糊。爸、媽，是否能把家裡人的近照帶來讓我看看，我想，在我走之時，總要讓我清清楚楚地記得家裡人的容貌吧。1999·4·28]
1998年7月19日，杜培武被送回看守所。專案組的其中一個小頭目警告說：『如果翻供小心收拾你！』
從6月30日到7月19日整整20天，杜培武基本沒有睡過覺，『跪在地上回答問題就是最好的休息，也只有這個時候我纔能緩一緩，補充一下體力。』
其間，杜培武於1998年7月2日被刑事拘留。他認為，從4月22日至7月2日一共70天被限制人身自由屬於非法拘禁。
這個時候，身為警察的杜培武已經不像樣子了：目光呆滯，步履蹣跚，兩個手腕和雙腳踝均被手銬、腳鐐吊爛、化膿，手背烏黑，腫得像戴著拳擊手套似的。
幾天後，杜培武慢慢緩了過來，他寫好了《刑訊逼供控告書》，交給駐所檢察官范顯忠，這位檢察官當著上百名在押疑犯和管教乾部的面，為杜拍下4張傷情照片。這4張照片以後起了很大的作用。
11名刑偵技術人員出庭作證
[對於我的冤情，難道這個世上沒有一個人能夠辨別是非嗎？古時有個包青天，能斷天下冤案，今天的世上就沒有一個像包青天一樣的法官嗎？……1999·5·13]
1998年12月17日，昆明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杜培武故意殺人案。律師為杜培武作了無罪辯護。
公訴機關指控杜培武的殺人動機是：『因懷疑其妻王曉湘與王俊波有不正當兩性關系，而對二人懷恨在心。』
令人關注的是，公訴方同時提供了偵查機關利用『高科技』手段獲得的證據：包括警犬氣味鑒別、泥土化學成分分析、『拉曼測試』(射擊火藥殘留物測試)等。稱其檢測物來源為昌河面包車離合器踏板、油門踏板、剎車踏板上的泥土，與杜培武所穿鞋襪的氣味相一致；與其襯衣及衣袋上粘附的泥土痕跡、衣袋內一張100元人民幣上的泥土痕跡等為同一類泥土；在其所穿襯衣右袖口處檢出軍用槍支射擊後附著的火藥殘留物。
據此，偵查和公訴機關認定杜曾駕駛過這輛微型面包車並且開過槍。
或許是要借以展示超強的刑偵技術力量，控方指派11名工程師級的刑偵技術人員出庭作證。
但是，兩位辯護律師卻發現了破綻————在警方的《現場勘查筆錄》上，僅僅記載了離合器踏板上附著有足跡遺留的泥土，並沒包括『剎車踏板』和『油門踏板』。那麼，這兩處的泥土從哪裡來的呢？
杜培武當庭展示了他身上清晰可見的傷情，並強烈要求公訴人出示駐所檢察官拍攝的照片，以證明刑訊逼供事實的存在。但公訴人說，當時沒有拍過照片。
面對眼前的窘境，審判長宣布休庭。
[這個世界上可能有很多人會認為，被冤枉的人一定會不停地大聲喊冤，可是，當蒙冤者看到自己喊冤無人聽，也不起作用時，他還能做什麼？他只能默默地在心裡承受冤案帶來的一切沈重的精神負擔。1999·５·２3]
1999年1月15日，昆明中院第二次開庭。
經過一個月的准備，公訴機關弄來了一份《補充現場勘驗筆錄》，『補足』了原來沒有的『剎車踏板』和『油門踏板』的泥土記錄。
辯護人對此嗤之以鼻，認為這種嚴重違反程序、恣意『創造證據』的行為，恰恰說明本案根本就沒有證據！
杜培武再次要求公訴人出示照片，這一次，公訴人說，照片找不到了。
見此情景，杜培武轉而對審判長說：『我還有他們刑訊逼供的證據！』只見他解開風衣，從褲子裡扯出了一套血跡斑斑的衣服，『這是我當時穿在身上被他們打爛的衣服！』審判長讓法警收起血衣，『不要再糾纏這些問題了。』
在強烈的求生欲望驅使下，杜培武不顧一切地高聲申辯：『我沒有殺人！我受到了嚴刑逼供！……』審判長火了：『你說沒有殺人，你拿出證據來！』
『死亡倒計時』
[在我被冤死之前，我想把自己的腎髒賣掉，把錢留給叡叡，……本來，我想把眼角膜也賣掉，但我又想要留著眼睛，在陰間我要睜著眼睛看到我的冤案澄清。特別是看到那些制造冤案的人遭到報應，受到懲罰。我始終堅信，是冤案總會查清的，只要天地還有公理，即使活著看不到冤案昭雪，死後天地也會還我一個公道。1999·6·8]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級法院以故意殺人罪，一審判處杜培武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3月1日，審判長到看守所向杜培武宣判時說：『你現在把槍交出來，我改判你死緩。』
杜培武接過判決書，淚水模糊了雙眼。他都不相信事情真的會變成這樣。在無邊的絕望之中，杜培武仿佛聽到了『死亡倒計時』的鍾聲。他開始不停地寫遺書，期待有朝一日，世人能知道他被冤死的悲慘經歷。
他說，死亡的陰影緊緊地抓住他。極度的恐懼使他經常從惡夢中突然驚醒。只要一聽到鐵門的響聲，他就會渾身發抖，以為要送他去刑場……
1999年10月20日，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刀下留人』，以『根據本案的具體情節和辯護人所提其他辯護意見有可采納之處』為由，終審改判杜培武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杜培武隨後被投入雲南省第一監獄服刑。
[我一個無辜的家庭，一半毀在罪犯的手裡，一半毀在司法腐敗的手裡。蒙冤之後，卻要把洗脫罪名的希望寄托在真凶的身上，這是多麼的可悲！1999·8·6]
2000年6月17日，昆明市公安機關破獲以鐵路警察楊天勇為首的特大殺人團伙案(楊等7人已被處決)。當楊天勇的保險櫃被打開後，此前辦理杜培武案件的有關人員頓時驚得目瞪口呆———致『二王』死命的那把『七七』式手槍，赫然躺在保險櫃裡！
據楊天勇等人供述，1998年4月20日晚上8時，他與滕典東、楊明纔三人身著警服，駕車來到昆明市郊區的海埂，見一輛昌河牌微型面包車停在那裡，便自稱緝毒警察上前敲門，車內的王曉湘說：『我們也是公安局的。』楊天勇用一只『五四』手槍指著，要銬他們，王曉湘不讓，要打電話給局長。楊明纔一把奪過手機，將王曉湘、王俊波銬在車上，楊天勇搶了王俊波的『七七』式手槍，用該槍將『二王』打死……
2000年7月11日，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下達再審判決，宣告杜培武無罪。
宣判那天，辯護律師楊松被請到監獄做杜培武的工作。『也沒有什麼反常的情緒，只是默默地流淚。實在太冤了！』楊松說。
[爸爸曾在法庭上告訴我，要相信法律。事實上，我自始至終對法律都是相信的。但是，對於執行法律的某些腐敗分子(也就是那些用暴力制造冤案的人)……1999·9·10]
2001年8月3日，昆明市五華區人民法院以刑訊逼供罪，一審分別判處昆明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原政委秦伯聯、隊長寧興華有期徒刑1年緩刑1年、1年零6個月緩刑2年。
據法醫鑒定，杜培武身上留下多處因吊打而形成的傷痕以及外傷導致的腦萎縮，構成輕傷。
賠償也是艱難的，按照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的國家賠償標准，杜只能獲得不足3萬元的賠償。
這位34歲的山東漢子，8歲時隨父母來到春城，1995年考入雲南省公安學校，與王俊波同在一個學員隊，王曉湘則比他低了一級。案發時，兒子叡叡還不到3歲。對於妻子與王俊波的婚外情，杜培武渾然不覺。
『恨她嗎？』『恨不起來。』杜培武拿出王曉湘的照片說，有時候，他會獨自到曉湘的墓前坐上一會兒，給她說說孩子的事情，告訴她凶手已經抓到了。『我想，她能聽到的……』（郭國松 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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