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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把布什的外交政策與克林頓的外交政策進行好壞對比，美國的外交政策有相當的連續性和繼承性。今天布什的外交政策也是在克林頓的政策的基礎上演變過來的
布什不得不對外交政策作某些調整，但是這種調整隻是策略性的，而非根本性的政策改變，多數是手法上的變換，或在某些領域作了一定程度的微調
近來布什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的調整隻是表明它要繼續推行與中國接觸的一面，但並不說明它在強化遏制方面有任何改變或減弱。我們判斷美國的對華政策不僅要聽其言，更重要的是應觀其行
布什入主白宮已有6個多月了。最近，美國有的媒體說，布什總統的外交政策正在向克林頓時代的政策靠攏。我們國內也有一些學者跟着說：從6月份以來，布什的外交政策已經在向克林頓時的政策“迴歸了”。
提出上述看法的依據是，在建立導彈防禦系統方面，布什於6月中旬前往歐洲和各國磋商，改變了上臺之初那種獨斷專行的蠻橫態度；在環保問題上，他從斷然退出《京都議定書》轉到提出修改方案，似乎表明美國將繼續重視大氣環境保護；在與朝鮮關係方面，他從中止對話轉爲主動提出恢復談判；在中東問題上也改變了原先的超脫立場，在6月中、下旬先後派出中央情報局長特尼特和國務卿鮑威爾去中東斡旋，並提出瞭解決中東問題的“米切爾方案”；在對華關係上，布什總統不僅於6月1日寫信給國會要求批准繼續給予中國正常貿易關係地位，並在7月5日美國間諜飛機拆散運回美國的當天，主動打電話給江澤民主席，希望中美之間建立“建設性合作關係”。這些都是事實。然而，美國《商業週刊》在6月25日的文章中指出：“假如人們以爲這種比較溫和的新策略標誌着布什政策換上了一副中間派面孔，那恐怕就錯了。”
布什政策是克林頓的延續
首先，我們不應把布什的外交政策與克林頓的外交政策進行好壞對比，更不應把兩人的政策對立起來。美國曆任總統的外交政策在具體做法上都有所不同，各有其特點，但他們的政策制定不是出於個人的利益，更不是出於個人的興趣和好惡，而是基於美國的國家根本利益和在不同時期美國的全球戰略及其目標的需要。縱觀歷史，美國的外交政策有相當的連續性和繼承性。今天布什的外交政策也是在克林頓的政策的基礎上演變過來的。
克林頓上臺之初曾把經濟置於他的外交政策三大支柱之首，而把安全和推進美國的民主和價值觀分別放在第二、第三位。但是一年之後，即從1994年開始，在他簽署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就把安全問題、加強軍事實力放在第一位，而經濟退到了第二位，直到離任，他始終把安全問題置於優先地位。正因爲如此，在克林頓的第二任期內把從老布什後期開始削減了的國防預算又重新恢復到逐年大幅度增加的勢頭，從1996年開始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首先是加強美日軍事同盟。從2000年起，大力加強了在關島的軍事力量配備。克林頓政府還提出了新干涉主義，發動科索沃戰爭。1999年7月，克林頓簽署了《國家導彈防禦法案》，實質上就是恢復由共和黨的里根總統於1983年提出的“星球大戰”計劃。
今天布什政府採取的外交政策與克林頓政府時期，特別是他的後期的政策，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區別，只是表現爲更加傲慢強硬、單邊主義更加突出而已。布什上臺之初，在外交上擺出一副目空一切的“全球霸主”架勢，遭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使美國陷於十分孤立的境地，因而招致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批評和憂慮，布什的民意支持率也因此而不斷下降。正是在此背景下，布什不得不對外交政策作某些調整，某些方面變得較爲務實一些。但是，這種調整隻是策略性的，而非根本性的政策改變，多數是手法上的變換，或在某些領域作了一定程度的微調。
外交政策並無本質改變
在推行他的導彈防禦計劃方面，布什政府只是從獨斷專行變爲擺出似乎同各方磋商、聽取意見的謙遜姿態，同時採取逐個擊破的策略。布什總統親自到歐洲遊說，通過說服一些小國來削弱歐盟中一些大國的反對聲勢，並把重點放在做俄羅斯的工作上。因此，他在與普京總統會晤前夕和會晤時驟然改變了對俄羅斯的態度，稱俄羅斯是美國的“朋友”。然而，布什政府在建立導彈防禦系統上的立場絲毫也沒有改變。7月9日，美國進行了愛國者3型導彈試驗，7月14日進行了第四次攔截洲際導彈即國家導彈防禦系統的試驗。儘管布什與普京於7月22日在熱那亞8國首腦會議期間就進攻性和防禦性武器一起談判達成協議，第二天布什還是向普京發出警告說：不論莫斯科是否同意廢除或修改1972年《反彈道導彈條約》，美國將堅決推進它的國家導彈防禦系統計劃。與此同時，繼拒絕批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之後，布什政府於7月24日又宣佈拒絕接受《禁止生物武器公約》議定書，這將使已經有140多個國家批准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成爲一張廢紙。
在《京都議定書》問題上，鑑於西方盟國以及國內環保主義者和科學家們的強烈反對和尖銳批評，布什於6月11日拋出一個替代《京都議定書》的方案，7月13日又提出了一個被美國輿論貶之爲“空洞浮誇”的保護大氣的研究和行動計劃，但這兩項計劃中均未提及對《京都議定書》的態度。7月23日，在波恩召開的聯合國氣候會議上，依然只有美國一家頑固地拒絕接受修改後的《京都議定書》。
在朝鮮問題上，儘管布什政府已經同意恢復與朝鮮的對話，然而它提出的條件遠比克林頓政府苛刻得多。布什政府提出的所謂一攬子對話計劃不僅要求討論導彈問題，而且要求限制朝鮮的常規武器和撤走沿三八線以北的駐軍和大炮。可見，正如美國《商業週刊》的文章所說，布什政府恢復與平壤的接觸“遠不是希望緩和自己的強硬立場”。
對華政策實質仍然強硬
在中國人看來，布什政府對外政策中變化最爲明顯的恐怕要算是對華政策方面。除了前面提到布什總統親自採取的若干積極行動外，白宮和國務院的一些政要也都接連發表言論，重申“一箇中國”的政策未變，表達了改善中美關係的意願。國務卿鮑威爾在7月上、中旬兩次重申美國不把中國視爲敵人。緊接着，他在越南參加東盟地區論壇期間與中國外長唐家璇進行了會談，隨後又訪問了中國。他在與中國國家領導人會晤時，再次表示美國希望同中國建立建設性關係，重申布什政府奉行“一箇中國”的政策。6月初，兩國貿易部長還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多邊談判中的遺留問題達成了全面共識，爲後來世貿組織順利結束中國入世多邊談判創造了重要條件。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關係在布什入主白宮初期特別是4月初撞機事件造成的那種緊張狀態已經基本消失，開始回到正常的軌道，布什政府開始真正認識到了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中美關係有望在今後一段時間內得到發展。
但是，我們也必須同時認識到，如同以往歷屆美國政府一樣，布什政府的對華政策也具有鮮明的兩面性。近來布什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的調整隻是表明它要繼續推行與中國接觸的一面，但並不說明它在強化遏制方面有任何改變或減弱。我們判斷美國的對華政策不僅要聽其言，更重要的是應觀其行。且看以下事實：美國在亞太地區圍繞着遏制或者說防範中國的軍事部署和外交活動仍在加緊進行。7月24日，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接受《華盛頓時報》專訪時稱，美國應憑藉軍事實力與中國打交道，說什麼“美國需要在亞洲保留強大駐軍，以便威懾中國，防止它將來構成威脅。”布什政府正在大力說服中國周邊國家接受美國的國家和戰區導彈防禦計劃。外交上，布什改變對印度和俄羅斯的政策，主要是爲了誘使他們接受或不再反對美國建立導彈防禦系統，同時也有離間中印、中俄關系，孤立中國之意。對此，美國報紙輿論和國際問題專家們都直言不諱。
更突出的是，布什政府在臺灣問題上除了重申“一箇中國政策未變”外，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政策調整。布什政府一方面說，臺灣獨立不符合美國“一箇中國”的政策，另一方面，卻又明裏暗裏支持和幫助臺灣加入由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5月21日，陳水扁赴南美洲途中在紐約過境逗留三天，美方給以“元首級”高規格接待，這無疑是在提升臺灣的地位。同時，美臺間最近還進行了一系列軍事合作。7月24日，布什政府負責武器控制和國際安全的副國務卿約翰·博爾頓在記者吹風會上竟然說：“臺灣防禦很可能成爲(美國)導彈防禦系統的一部分。隨着我們的戰區範圍和其他導彈防禦系統的研究和開發工作的繼續，美國很可能與臺灣當局就此進行磋商。”上列這些事實表明，美臺正在朝着如臺灣報刊所說的“準軍事同盟”的方向發展。如果這種危險的勢頭不予扭轉，將徹底破壞中美建交公報中確立的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原則和基礎。
由此可見，美國對我國施壓和遏制的一面不但沒有放鬆，還呈加強的趨勢。現在看來，布什政府企圖把政治、安全與經貿適當分別對待，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加強施壓和遏制，在經貿方面保持更多接觸，外交則爲這兩手服務。當然，布什政府完整的對華政策尚未形成，還在探索和形成過程中，尚需繼續觀察。（錢文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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