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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來，被媒體披露的湖南嘉禾、廣東電白、江西宜春、山東曹縣等地區的高考考場舞弊事件都曾經轟動一時，在這一連串舞弊事件中，參與者涉及面之廣、舞弊手段之大膽、事前謀劃之周詳、與現代通訊技術結合之緊密，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幸的是，黨和政府對這些舞弊行爲採取了雷厲風行的查處措施，一批責任人被嚴厲懲處，考生和家長對此拍手稱快。
然而8月17日，上海交大“招生黑幕”又浮出水面。所謂的“招生黑幕”，其實是一份從上海交大局域網裏泄露出來的2001年高考《機動指標使用材料》，引人注目的是這篇材料共輯錄考生131人，而他們的“委託人”則是大大小小各有來頭的“人物”。儘管這份材料已經被上海交大解釋爲學校接受普通諮詢的“工作名單”，但其中“委託人”沒有一名平頭百姓的情況，還是引起了廣泛的猜測。
事實上，無論是考場上的公然作弊，還是在招生錄取上的暗箱操作，兩者本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都是試圖改變高考“遊戲規則”使自己獲利的一種努力。但後者顯然更“高明”一些，不僅手法隱蔽，而且依託權勢，既保證了成功率更降低了行事風險，最重要的是還看上去合情合理，家長託門路爲孩子做“諮詢”不是很正常嗎？在我們這個重視人際關係的社會裏，這種做法確實已經司空見慣了，不要說高考，就是中考、小升初，又哪個不是家長髮動自己所有的社會關係而“條子”滿天飛？關鍵是高考招生留下了可能會造成不公和腐敗的後門：以不公開的方式決定“機動指標”的做法雖然符合政策，但也難避“黑幕”之嫌；還有大學“特招”制度，也具有不公開和分數線無效的性質，當人們在大運會上看到一個個熟悉的運動員披金斬銀時，才知道他們還具有名牌大學生的身份，這對於沒有捷徑可走、亦步亦趨走上高考道路的普通考生來講難言公平。
我們每個人雖然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但問題是我們的國家還很窮，人很多，高等學院太少，就業壓力太大。我們知道，中國只有12％的成人能夠進入大學校門接受高等教育，遠遠低於大多數西方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在受高等教育不再是每個公民應得權利的情況下，誰有權得到有限的教育資源？只有通過公正公平的考試。於是，高考變成了一個機械、殘酷的分選機器。而作爲應試的一方，考生爲了爲自己贏得受高等教育的權利，文牘主義氾濫成災，所有的思想火花和創造力都淹沒在高考厚厚試卷裏。一篇《赤兔之死》儘管把“誠信”跑題成了“忠誠”，但僅僅是文體上的新穎已經讓大多數人感到驚喜。
儘管現行高考制度被認爲存在諸多弊端，但在其被取代之前仍必須保證公平。如果不改變可能影響公正的高考招生方式，如果缺乏有力的社會監督，作爲衡量學生智力水平和學習能力標尺的高考，很可能會演變爲衡量考生家長社交能力、衡量官員活動能量的一把尺子，更可能成爲某些人攫取私利的工具。那樣的話，高考將跌入悖論，失去它應有的公信力，變成一個空談“誠信”而詭行“舞弊”的笑話。王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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