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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被費孝通譽爲“五千年來第一展”的全國第一家中國古代性文化博物館，由於參觀者寥寥，入不敷出，從熱鬧繁華的南京路悄然撤退。創辦人中國性學家劉達臨自己出資，繼續在上海市武定路擇址艱難維持。
他給自己半年的時間，如果到時實在維持不下去，就再走各地巡迴展出的老路。
五千年來第一展
上海的武定路並不是很熱鬧。在近延平路沿街一幢高層的門面，黑底暗金的幾個字———“中國古代性文化展覽”顯得含蓄，毫不張揚。當記者走向博物館時，旁邊走過的兩人投來了奇怪的眼光。
記者被一副費孝通先生題的“五千年來第一展”的大字和一塊“參觀請上二樓”的牌子領上了樓。一到二樓，工作人員見有人來了，明顯地露出收拾起精神的樣子，立刻迎上來。得知記者不是來買票參觀時，又露出明顯的失望，期待觀衆的迫切之情可見一斑。
古色古香的展櫥錯落有致地擺着一件件珍貴的性文物，裝潢簡單質樸。記者粗略地逛了一圈，只看見一位參觀者，而且他儘量低下頭，本專注看文物的眼神也四下回避着記者，記者試圖靠近他採訪，他立刻轉身走得遠遠的。
記者只好徑直來到中國古代性文化博物館創始人、董事長劉達臨教授的辦公室。劉達臨一頭花白的頭髮，學者味特別濃，談話中清晰的思路和對事業的熱情，讓人根本看不出他已年屆古稀。聊起這個博物館，劉達臨的話匣子就打開了。
1995年至1999年期間，劉達臨舉辦的中國古代性文化展覽，可以說是這所中國古代性文化博物館的前身，“我當時在上海、無錫、瀋陽、廣州、大連、合肥6個城市公開展出的時候，反響空前強烈。最早在上海的第一次展覽，短短一個半月中，參觀者達到了10萬人次，由於人太多，過於擁擠，不得不停止售票。”劉達臨回憶起以前的盛況，掩飾不住的高興。
劉達臨帶着展覽走出了國門，日本、澳大利亞、德國、荷蘭等都領略到了劉達臨帶去的中國古代性文化。
在柏林，德國國家圖書館館長亞歷山大說：“我們這裏從來沒有這麼多觀衆。”德國報紙評論說：“柏林掀起了一股中國古代性文化熱，中國古代性文化以其巨大的魅力征服了德國人。”
許多國外性學家這樣評價：“中國古代性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樣悠久、豐富，她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墨爾本，澳大利亞華人把劉達臨的展覽看成一件大事，他們說：“外國人都認爲中國人很保守，很落後，特別在性領域，而這個展覽證明他們是錯的，中國的老祖宗在性方面是科學、開明的。”
早在1995年，劉達臨在青浦徐涇鎮買了一幢小樓，上下有7間並不算大的房間，劉達臨將蒐集到的性文物陳列出來，經常帶朋友們來參觀參觀。雖然是非公開性的，但也比一般民間博物館的規模要大一些，而且漸漸知道的人多了，輾轉相托要求參觀的也多了。
於是，1999年9月2日，劉達臨和上海新世界百貨有限公司簽約的“中國古代性文化博物館”，正式在南京路舉行開幕儀式。博物館在原先施大樓的8樓，展館有1000平方米，“新世界”前期投資了五六十萬元，一時間參觀者絡繹不絕，其中中外遊客各佔一半。這則中國第一家性文化博物館開幕的熱點新聞，曾被國內外媒體廣爲報道。
做得但說不得
可惜好景不長，媒體炒作的熱乎勁過去以後，“中國古代性文化博物館”便開始被人冷落。但冷落她的並不是廣大市民，而是由於一塊小小的指示牌。
劉達臨的博物館說起來在繁華熱鬧的南京路，但由於沿南京路門面被營業的大商店佔去，其真正入口被安排在離南京路10米的一條小弄堂內，雖離得不遠，但不知道的人就是找不着。
“有一位美國客人，第一次、第二次來上海都沒找到，第三次來還是兜了好大一個圈子，纔打聽到我們的電話號碼。還有幾個日本客人曾沿着南京東路從外灘一直找到南京西路，兩三個小時都找不到。不好找，客源就少；客源少，經濟收入就少。當時博物館的門票收入只能勉強支付員工工資及水電等雜費，連房租、裝修費用都償還不上，更別談什麼賺錢。我們想在交叉路口立一塊指示牌，但有關管理部門就是堅決不同意。他們說，‘性’這個字是絕對不能出現在南京路上的。”劉達臨今天談及此，言語中仍有隱隱的不平。“我想，‘性’字不用，那‘生殖文化’看上去不會是那樣刺眼了吧。沒料想，‘生殖文化’的牌子剛一掛上，就被管理部門強令翻轉了過去，他們聲稱，‘生殖’兩個字也不能用。”
困惑的劉達臨問訊有關管理部門，得到的回答是這樣的：據國家工商局1996年一個通知，“性產品不得做廣告”。更加困惑的劉達臨據理力爭：性文物又不是性產品，它們是祖先留下的文化遺產。
就這樣，劉達臨的中國古代性文化博物館，在一塊小小的指示牌前敗下陣來，參觀者越來越少，展廳越來越冷清。
在開館之初，劉達臨還是有思想準備的，爲避免熱愛的事業半途夭折，謹慎地採取了一些措施：第一，用費孝通、吳階平的題詞壓陣；第二，把近年來自己在國內外巡迴展轟動效應的照片，及出版的有影響的中英日等文字著作陳列在博物館的第一展廳，想借此來表明其學術性和國際性；第三，在展品下都放上幾句話的說明與思考題，便於參觀及正面引導；第四，將一些比較暴露的春宮畫轉移到一個單獨隔離的房間，門上掛一塊“本室僅供專業工作者參觀”的小牌；第五，嚴格執行“未成年人謝絕參觀”的規定。可到頭來，似乎這些措施都白費心機。
一塊小小的指示牌代表的其實是陳舊的傳統觀念，做得但說不得似乎是國人在性問題上的矜持態度。《金瓶梅》可以看，而且喜愛看，但一定要偷偷摸摸地看，看完還要收藏好，放在客人家人看不見的地方。“幾千年陳舊的傳統觀念比起幾千年優秀的性文化，力量太強大了，力量太強大了。”劉達臨說，有時他有種疲倦的感覺，一再地抗爭，一再地遭到壓制，有心無力的絕望會偷偷襲來。終於，中國古代性文化博物館在步履維艱地支撐了20個月後，悄悄撤離了南京路。2001年4月26日是博物館對外開放的最後一天。“離開南京路，就像離婚一樣。我沒離過婚，我想離婚的感受大概不過如此吧。”劉達臨的酸楚難受今天依然揮之不去。
爲“性”癡狂
劉達臨雖自嘲撤離南京路只是戰略轉移，但言下那種鍥而不捨的執著精神流露無疑，這種精神正是他最有力的靠山。有位外國記者曾問他：“你成功的祕訣是什麼？”他說：“我不是最聰明的人，但是我善於從別人那裏汲取智慧；同時說幹就幹，要幹就咬着牙幹到底。有沒有菩薩我不知道，但我心裏卻是有一尊‘菩薩’的，這就是不要枉度此生，而要給後代留下一些東西的獻身精神。在我的青年時代，受保爾·柯察金的一句名言影響極深，那就是：當你回顧往事的時候，不因碌碌無爲而羞恥，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而可以自豪地說，我已經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壯麗的人類解放事業。”海外報刊報道曾認爲劉達臨是個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出身書香門第，受過良好的教育，是新中國第一批大學生；又當過兵，曾投筆從戎20年，轉業後當工人，接着又當大學教授。他的性格是一個混合體：他拿筆桿子，可他又是個運動員、優秀的射手；他文質彬彬，可做事十分果敢；他嚴肅，但又溫情脈脈；他能團結人但也沒少得罪人。他的生活適應能力很強，在部隊，他編寫條令、教材；在工廠，他一個人寫自動化儀表教材；進入大學工作後，他又陸續出版了45本著作。他經常一天寫八千字、一萬字，而且從來不打草稿。
研究性學是劉達臨年近半百時的又一筆傳奇色彩。八十年代初，在上海大學文學院社會學系工作過程中，他越來越覺得性問題在社會學中的重要地位，而中國還沒有人研究，挑戰新領域是他對自己的要求，於是劉達臨開始主攻性學，並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在第五屆柏林國際性學大會上獲得的“赫希菲爾德國際性學大獎”令劉達臨在國內外一舉成名。隨着研究的深入，劉達臨注意到性文物在我國保存得實在太少了。人們有的不知其重要性，有的認爲是污穢之物，有的不好意思怕被人指點，種種原因使性文物遭到災難性的毀壞。搶救，是劉達臨蒐集性文物的初衷之一。有次劉達臨在北京古玩市場發現一件珍貴精巧的性文物，但卻遺憾地無法承擔一萬多元的價錢。他就求賣主能爲他保留，他可以先付一些押金，由於是熟客，賣主也同意了。回到上海劉達臨便一直不放心，於是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他又先後去了3次北京，到北京僅僅是爲了看這件文物一眼，毫不誇張地講，真是隻有一眼，只爲看看還在不在。後來等手頭有錢了，劉達臨立刻把它買了回來。中國古代性文物博物館就是這樣由劉達臨一點一滴的心血構建成的。劉達臨常常覺得博物館就像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
讓更多的人“沒白活”
劉達臨和助手胡宏霞共同投資了新開張的中國古代性文化博物館，40多萬元，他們已經傾囊。博物館租用了一幢高層底樓的兩層，一樓閒置，二樓展覽，陳列了劉達臨近年來耗資10萬元四處蒐集的1000多件性文物，還有700多件文物不得不塵封在庫房裏。巨大的經濟壓力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博物館30元一張門票，每天至少要有100個參觀者纔可能不賠錢，但現在每天多時也只有四五十人。“我的博物館不以賺錢爲目的，但是又不能不賺錢，不賺錢就不能發展。我劉達臨不是富翁，只是個窮文人，我賠不起，錢賠光了，我還拿什麼辦博物館？”真正支撐着劉達臨信念和中國古代性文化博物館的是熱忱的觀衆，是他們的支持給了他不能放棄的理由。多數參觀者是懷着崇敬的心情來的，經常有人在看完展覽後，激動地握住劉達臨的手，盛讚不絕。一位年過半百的老者參觀完展覽後，拉住劉達臨的手感嘆說他以前半輩子都白活了。老人的話雖然誇張了一點，但劉達臨從中看到了一個社會學家肩上的責任———普及科學、傳授常識、造福人類。有一位70多歲的老人蔘觀了幾個小時後，第二天在小輩的陪同下，帶了兩大袋性學方面的各種書籍，因爲他看後頗爲感動，一定要將平時的收藏捐贈給博物館。
又有一回，一位河南人來信說，參觀後很有感觸，自己收藏了五六百件高古玉器，不知其中有沒有性文物，希望劉達臨能來看看。結果劉達臨從中發現了近30件性文物，其中還有幾件屬於國寶級的，但這位收藏者無條件贈送，只因爲他認爲劉達臨是在做一件有意義的偉大事業。所以，在巨大的困難面前，劉達臨不願退縮。劉達臨給自己半年的時間，單純靠門票的收入是根本養不活博物館的，年事已高的他對要在市場上獲得生存，多多少少有點信心不足。
劉達臨的願望是有個基金會接管他的博物館，或者能有個企業在背後支撐。如今半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一半，博物館仍無起色，記者不禁也爲劉達臨和他的博物館擔憂。可劉達臨早有準備：如果半年過後仍無轉機，那麼劉達臨和胡宏霞就打算再次走上開銷小但吃力的老路———開巡迴展，“反正我們又不是爲了賺錢，存在半年就是爲了讓更多的人能正眼看性，糾正錯誤的觀念，就是對社會半年的貢獻。”（殷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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