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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一族”對城市戶口愛恨交加
戶口，一直是打工在大城市人羣心中的痛。現在某雜誌社供職的張小姐說起戶口這個話題，連聲說“難”。她說她真正意識到戶口的重要是在大學畢業那一年。因爲在廣州讀的大學，所以想留在廣州。可是奔波了好久卻一點消息沒有，因爲她沒有廣州戶口。眼看着派遣的最後日期一點一點臨近，她一咬牙，開始放棄尋找專業對口單位的想法，開始找能解決戶口的單位，幹什麼都行。最終一家報社接收了她。
然而，雖然有了戶口，但在一片廣東話中，外地人的感覺還是那麼強烈。她想不明白，戶口這東西爲什麼竟讓她犧牲了自己的專業和愛好。
去年，她又來到北京，到了這裏才發現，這個地方比廣州更讓人有自卑的感覺，因爲沒有北京戶口。
剛飄到北京的時候，在一家報社打工，每天冒着烈日和寒風在這個陌生的城市奔波，沒有基本工資，只按80元/千字拿稿費。看看身邊的正式員工，也就是有戶口的那些人，挺輕鬆的，每隔一段時間還發勞保用品。想想自己乾的活不算少，可是戶口剝奪了自己平等享受收入的權利，心有些疼。
“這樣的想法一天天在積累，終於壓得自己喘不過氣來。在明白了自己無論如何努力、無論自己如何出色，只要沒有戶口那個東西我就無法進入這個報社的大門之後，我走了。”
後來她又去了一個網站，“由於這裏多數都是外來人，大家之間的關係很融洽，沒有那種嚴格的等級，沒有身份的差異，但大家都似乎在迴避談論北京市戶口，就像在迴避每次辦暫住證時那種波動的心情一般。其實大家也明白，這種暫時的迴避也僅僅是自欺欺人罷了，因爲無論你想與不想，這根敏感的心絃或許哪天就會被別人撥動，然後咚的一聲就斷了。”
爲了戶口，已經畢業2年的她又捧起了書本，準備考研，“這似乎是唯一的出路了。”張小姐這樣計劃着她的未來。
在外企做首代的方先生告訴記者，自己的房是用親戚的身份證買的，然後再過戶到自己名下。他不明白，自己現在所做的工作，是在引進別國的先進技術，是在爲一個城市做貢獻，自己每月交的個人所得稅也遠遠超過了普通的北京市民，現在又有了房產，爲什麼還是不能得到平等的對待。
小到手機入網，出國護照，大到孩子教育、買房、買車、辦公司，“飄一族”無一處不因爲自己是外來人而感到困難重重。
-戶口簿的“潛臺詞”是人口多、資源少
石家莊市公安局戶政處處長錢愛梅，做了30年戶籍工作。她回憶說，相當長一段時間，石家莊市市區戶口始終處於控制發展中，直到70年代末期，才按照國家規定，正式人口千分之二的農轉非指標辦理部分人的城市戶口。“以致當時有人戲言，跑下一個進市指標難過娶媳婦。”
實際上，1954年，我國第一部《憲法》第90條曾明文規定，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權利。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頒佈，正式確立了戶口遷移審批制度和憑證落戶制度。1975年，修正的《憲法》頒佈，取消了關於公民遷移自由的條文。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李強解釋說，我國的戶籍管理制度在計劃經濟時期做這樣的控制，是因爲如果人人都能隨意佔有資源的話，社會就沒有秩序了。我國人口多，資源有限，只好對資源分配做一種易操作的規定。比如教育，如果資源多，大家都有大學上，就無所謂了，問題是資源有限滿足不了所有人上學的需求，所以就要用戶籍制度控制高考制度。而戶籍是維持社會秩序的一種手段。
市場經濟條件下，雖然城市戶口的許多功能逐漸弱化，但附在其背後的利益對外來人口仍有很強的誘惑力。如公務員招考、事業單位招聘、國營企業招工等，都要求有本地戶口；社會保障制度中如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此外，外來人口子女入學還要交納各種寄讀費、暫住費等等。這些限制條件，使外來人口無形中增加了生活成本。因此，這些外來人依然千方百計地爭取戶口。
對於有些人來說，戶口其實是一點也不重要了。李強教授認爲，以前獲得資源的手段只有戶口，現在通過社會規範獲得資源的手段、途徑開始增多了。
-經濟槓桿能否調控人的遷徙？
石家莊市區生活的30萬外來人口，從上個月起，已有資格陸續成爲該市6個市區的人了。
8月1日，石家莊戶籍改革正式實施，公佈了7條戶口全面放開准入標準，在直系親屬投靠、外來投資、大中專畢業生分配、外來務工人羣戶籍管理等方面實現重大突破。石家莊市的這次戶改被稱爲“開省會城市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先河”。
“截至8月14日，已經有4000餘人辦理了進市的手續。”8月16日，石家莊市公安局戶政處錢愛梅處長在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介紹說。
石家莊市市長臧勝業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石家莊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不完全取決於戶籍制度，而是取決於有沒有經濟利益，說白了就是有沒有事幹，有沒有錢賺，有沒有飯吃。”
今年3月，浙江湖州市便率先打開了戶籍“變法”的大門。
隨後，4月初，廣西以身份證制度代替戶籍管理制度，逐步取消農村人口到城鎮落戶“農轉非”計劃指標限制。
5月，上海由於人戶分離情況的增多，改“戶籍制”爲“居住地制”。
7月中下旬，浙江省寧波市徹底拆除城鄉之間的戶口門檻，農民進城獲得非農戶口將成爲現實。
其實，對戶籍制度的改革早在1992年就已經開始了。當年年底，國務院戶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組成立。1993年9月30日，國務委員召開會議研究戶籍制度改革問題，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從此起步。1997年，國務院批轉公安部《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試點方案》，開始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試點。今年3月30日，國務院又批轉公安部《關於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對辦理小城鎮常住戶口的人員，不再實行計劃指標管理。
-專家指出：戶籍制度遊離於《憲法》之外
遷徙自由本身是憲法人身自由的一個延伸，不管憲法有無明文規定，這種自由都隨憲法存在的。幾十年來的戶籍制度實際上是遊離於《憲法》之外的。”這一觀點來自北京大學行政法學教授陳丹洪。
陳教授還指出：其次，戶籍制度違背了平等的原則。將出生地作爲人生的一個限制，使各地區的人缺少了平等分配國家資源、平等交流的機會。
第三，戶籍制度越來越不利於中國社會現代化的發展。現代化常被簡單化地理解爲技術、生產力的現代化，其實現代化更是一個精神變化、社會關係變革的過程，是從身份制度到契約制度的革命。
第四，戶籍制度妨礙生產力的發展。它是與計劃經濟相配合的一種“管人”的模式。幾十年的實踐證明，這是一種非常低效率的模式，妨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有專家指出，隨着我國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城鄉差距的不斷縮小，人們的遷移、移居自由將會由更市場化的城市管理制度所代替，人爲的、行政的“審報”功能將逐漸消失。但“戶口”登記制度作爲一項最基本的社會管理制度會與世界各國一樣仍然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存在。
-戶口完全放開
會產生兩大社會問題
“戶籍制度雖然有弊端，但是它存在了這麼長時間，本身是一種社會控制手段，一下子廢除掉，會產生很多的後遺症，是不是要廢除？如何廢除？如何彌補其缺陷？這些問題都應該慎重對待，慢慢摸索。”陳丹洪教授指出了現有戶籍制度帶來的四方面弊端的同時，也談到了完全廢除的問題。
首先中國農村人口多，地區發展極不平衡，取消戶籍制度，可能造成人口的盲目流動、城市的混亂以及犯罪率的上升破案率的下降。農村還可能出現土地棄耕、農業資源沒有人開發的現象。
第二，城市資源本身有限，讓外地人分享，現有城市人口的心理失衡，這種失衡不可小看，可能導致地區居民之間爭奪生存空間和手段的衝突。原有的人均資源會下降，短期內可能造成困難甚至災難，給交通、醫療、教育、衛生、社會救濟等帶來不堪承受的重負。
還有專家認爲，一些國家的公民享有自由遷移和移居的權利，是因爲人口密度小，機會多，城鄉差距不大，社會收入富裕程度均衡所致。而我國由於地區間經濟差距較大(特別是內陸與沿海)等多種因素，“事後遷移”不會在短期內就能實現。
-戶籍改革：不可操之過急
幾百萬人口的吃飯、用水、住房，會給一個城市帶來巨大的難題和考驗。但更多的外來人口已經有吃有喝地住了下來，而且有相當一部分已經開始在大城市安家、創業、紮根，成爲“外來”的“常住人口”。
然而，這一部分人員中很多人依然只能以“外來人口”的羣體身份在大城市生活，但他們顯然已經越來越深入地逐步融入城市和城市人的生活，離開他們，城市人的日常生活已經變得難以想象。同樣，城市的各項政治、經濟、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安排，已經不能不將這一部分人員的存在作爲重要的依據。
陳丹洪對於戶籍制度的改革的觀點是“不可操之過急”，需要有一個過渡期，採取一些過渡措施，比方加一些諸如居住的期限、有無固定住所、有無穩定的職業和收入等限制條件，使城市在吸收有用的人才的同時不致留下社會問題的隱患。從全國的意義上講，可以在部分地區實行試點，而像北京這樣的城市，可以緩行一步。
“戶籍制度與修改憲法無關，因爲公民有遷徙自由這一點在憲法中是很明確的。但與此同時，也沒有必要出臺一個專門的全國統一的法律，這太不切合實際。”文/劉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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