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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不要介意，我們都有艾滋病。”
“我們不歡迎記者。”在文樓村——這座因爲數以百計的艾滋病人而聞名世界的豫南偏僻村落——記者被三四十個村民逼到牆根。“送錢來的吧？記者都是送錢來的。”也有人這樣嚷嚷。“我是送書來的。”記者想起揹包中還放有10本鄭州艾滋病專家高耀潔贈送的《艾滋病/性病的防治》。書立即被一搶而空。其餘的人繼續盯着記者的揹包不放。一個村民邀請記者到他家裏，但大部分人似乎並不願意記者這麼輕易走掉。
“你的記者證？”一個50多歲的村民突然走上來，他穿着一件灰褐色的中山裝，臉上佈滿在烈日和風沙中勞作積澱下的硬硬的皺紋，像警察審問罪犯式地衝記者吼道，“還有名片！”老漢盯着記者證和名片足足看了4、5分鐘。有些村民情緒激動起來:“都是你們記者，說我們文樓有多少多少艾滋病，結果從北京遣返回來好多打工的，我們種的菜都沒人買了。”但馬上有人反駁:“你不要聽鄉里胡說，沒有高醫生和記者把咱們的病反映出去，現在你能免費吃藥打針？”“高醫生也不咋的，他盡給病輕的人錢，不給我們病重的。”又有人說。更多的人圍過來，一層，兩層，三層，四層，用各種眼神但並不友好地盯着。“你的介紹信呢？”那老漢又蹦一句來，更威風地盯着記者。介紹信當然是沒有的。
右後方終於有一個聲音說:“中國公民到哪裏不行啊。何況他還啥也沒采訪。把記者證還給他吧。”“不行，鄉里說了，記者不能私自來採訪。”老漢並不準備讓步。“讓他走吧。”另外幾個人也幫着說話。老漢遲疑之間，右後方的一隻手把記者證奪過來，拉着記者往外就走。身後有人在罵罵咧咧。“請不要介意，我們都有艾滋病。”
這個名叫程建中的村民說，“我們也都是受害者。”程告訴記者，那老漢是文樓村“艾滋病協會”的會長。自從1999年7月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桂西恩教授在這裏發現了數以百計的艾滋病患者和攜帶者，死亡的陰影便籠罩着這個偏僻的中國村莊。
8月23日，國家衛生部在北京公佈了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的艾滋病疫情——確切地說，包括6個自然村、3170人口的文樓大隊，1995年之前有1310人常年賣血，按照1999年11月和2001年4月衛生部門的調查，43%左右的賣血者感染了艾滋病毒。從1995年至今，至少31人死於艾滋病，241名病毒感染者和38名艾滋病人正在等待死亡。具體到只有800人的文樓自然村，按照村民們自己的統計，90%的青壯年——至少300人以上——常年賣血，其中大概只有5個人得以倖免。“我們大部分都是桂教授查出來的，今年衛生部又來過兩次，4月份查的是尿，6月查的是血。”程建中說，“誰有病大家都知道，在這裏也沒什麼好保密的。”最初的恐懼和絕望之後，生活在這一世界上艾滋病發病率最高地區的村民決定打破沉默。儘管有人仍然爲自己得了“這個髒的病”而羞愧，中央電視臺播出了這樣的畫面:一個60多歲的老農感到“我們文樓人太丟人現眼了，在人前擡不起頭”，但大部分人已經不再自慚形穢。“我們沒有賣淫嫖娼，也沒有吸毒，我們只是到那些官辦的血站賣血，我們又沒有做錯事。”
程建中堅決地說，“必須有人爲我們的病負責。”另一位村民告訴記者，他們希望提出訴訟，但不知道該把誰推上被告席。8月4日，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率領的由官員和北京專家組成的中央工作組的到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緊張的空氣。“現在日子比以前好過了。”34歲的艾滋病人程勇力說。免費醫療對窮困的村民是雪中送炭，8月29日記者到文樓的那一天，X光機、B超、顯微鏡剛剛運到春節後修建的村衛生所，這是按照專家的意見進行抗病毒治療所必需的檢測設備。
據介紹，爲救助文樓村民，有關部門和當地政府已經花費了500萬人民幣，包括電網改造、小學修繕和40萬元的藥費。但村民們還是不滿意。一個普遍的抱怨是縣裏一共發放了三次救濟，但很多人只拿到一次:50元錢，一個毛毯和一雙鞋，甚至有老實的病人一次都沒得到。儘管政府保證病人的孩子可以免交學費，但這個新學期在文樓的小學校裏並沒有執行。從縣直和各鄉醫院調來的醫生護士幾乎一天一換，對病人病情的瞭解只能通過病歷記錄。連對疫情的調查都被指責動了手腳以壓縮比例，有些父母患病的兒童被鎖在學校的教室裏不準外出，直至憤怒的家長上告，方由衛生部官員責令當地補查。“這是形式主義，上面對我們很關心，但一到下面就變味了。”一位村民說。文樓村民對艾滋病的恐懼已經演化成外界對文樓的恐懼。賣油條的、賣豬頭肉的、賣種子的、收西瓜的，現在都不再光臨了，村民們告訴記者，在中央工作組之前，沒有看到有當地政府官員前來慰問或調查。關心和迴避的並存使艾滋病人憤懣的情緒變得奇怪起來。
來自北京的官員曾請幾位病人代表到上蔡賓館，有病人便要求住帶空調的房間，第二天又要求給自己家裏也裝一個。“我瞭解他們的情緒，但我覺得他們應該找到更合情合法的途徑要求賠償。”告訴記者此事的一位官員說。
戰爭開始了
“戰爭開始了。”高耀潔有些蹣跚地邁上河南省圖書館高高的臺階。這個76歲的老太太用半年前世界衛生組織頒發給她的“喬納森·曼恩世界健康與人權獎”的2萬美元獎金和福特基金會1萬美元贈款，印刷了12萬冊《艾滋病/性病的防治》。“我要把這些書全部發給最需要的人。”高耀潔教授說，“我害怕這場戰爭的災難比二戰還要大。”
8月23日下午，高耀潔和記者押送着第一批14400冊書開始了她後來稱之爲“磕頭”的送書之路。省教育廳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3150本，宋慶齡基金會525本，省圖書館5075本——只有在省圖書館，纔有一位副館長和館長助理出來接待，幫着張羅卸書。“我知道你們有134個市縣圖書館和800個服務站，所以我還準備給你們2萬本。”高耀潔對館長囑咐道，“但你們得把這些書發下去，我是要看回執的。”“我需要保證這些書能讓需要的人免費看到，而不是被堆在倉庫裏或被賣掉。”
高耀潔告訴記者，開封有一個23歲的女護士，給艾滋病人打針時不幸感染，她把傷口包紮上了。而實際上只需要按住動脈往外擠，用水衝，再放入酒精中20分鐘就行了，“她在電話裏哭着對我說，自己也到圖書館查過，但根本就沒有這方面的書。”高耀潔已經自費把他的書寄給了700多索求者。她還希望能給省衛生防疫站2萬本，但有人不願意接受，理由是不能讓病人知道那麼多知識。最後是主管的副站長王哲出來說話，收下了2萬1千本。“這是很殘酷的，應該讓他們知道，他們知道的越清楚越好。”高耀潔說，她去過很多艾滋病高發鄉村，“那裏連一張掛圖都沒有，只是在上蔡那邊的小學教室裏掛了一個電影明星(濮存淅)。”
高耀潔曾經一度很擔心有人阻止這本書的出版，因爲她在書中提到了自己的發現:駐馬店的上蔡、西平、周口的項城、沈丘和許昌的鄢陵等縣的很多病例證明，夫妻中有一方得了艾滋病，另一方可能過好幾年也沒有發現感染病毒。她提出這一“值得關注的問題”的用意，一是提醒學界對中國人體質與HIV性行爲感染的親和力進行研究，更關鍵的是佐證自己的一個重要觀點:在中國，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傳播途徑，絕大部分的艾滋病患者都是採血問題的受害者。
即使到目前爲止，官方的說法還是艾滋病的傳播途徑以靜脈吸毒傳播爲主，在估計的60萬HIV病毒感染者中，吸毒者佔總數的69.8%，經性接觸傳播的佔6.9%，從1998年到2001年6月，經採供血傳播的佔同期感染總數的6%。“我以前也這麼認爲，《艾滋病/性病的防治》這本書1996年第一版時也是這麼寫的。但從1999年開始，我發現情況不是這樣的了。”高耀潔說，“我們是經血傳播爲主。”
今年年初，高耀潔和桂西恩這兩位在河南農村有很高知名度的醫生，受邀參加了在清華大學開的一個研討會。會上北京一位姓湯的教授提出新觀點，中國的艾滋病感染70%—90%是通過色情業傳播。“我像蒼蠅一樣跟着這湯教授，問他說的是真的嗎。我以我的人格擔保，通過色情業傳播的連7%—9%都不到。後來這湯教授說，他是查了好多文件和資料得出的結論。雲南和四川的代表說他們那裏以吸毒傳播爲主，結果仔細一問，他們也是連一個艾滋病人都沒見過。”高耀潔在記者面前挺起胸膛，“我見過的艾滋病人不下一千，我收到的數千封信來自全國各地，99%都是血液傳播。”
記者只去過河南調查艾滋病，所以對全國的狀況沒有發言權。但在豫東的開封，當地最大的一家醫院的主任醫師告訴記者，這幾年他們檢測出的艾滋病人和攜帶者上千例，全部是獻血和被動輸血者，開封尚沒有發現一例因性傳播和吸毒致病者。當記者再次向他確認每年經他們醫院發現的艾滋病人和攜帶者是否有1000人的時候，他猶豫很久，纔回答說:“今年也就幾十例吧。”發佈像艾滋病這樣的傳染病疫情，是隻有國家纔有能力和權力做的事情。
事實上，沒有人知道真實的數量有多少。這位醫生只能告訴記者，90年代初開封的尉氏、杞縣等地血站和賣血的普及氾濫程度一點不比上蔡差，衛生部和桂西恩對賣血者的艾滋病感染比率的檢驗結果分別是40%多和60%。即使按照這個比率，也是十分恐怖的數字。記者在開封尉氏縣屈樓村看到，這個700人的小村莊去年死亡4人，今年又死了4個，還有5個人已經明顯表現出與死者共同的症狀:持續發燒38度以上，持續腹瀉，體重幾十斤地下降，長瘡流濃，臉色嚇人的發黑。
記者把所見所聞告知河南省衛生防疫站副站長王哲，王哲回答說:“這些情況我們都掌握。”但屈樓村民告訴記者，自從1999年那裏開始出現疫情後，沒有任何一位來自北京、鄭州、開封或者尉氏縣、鄉里的官員或衛生防疫人員去過。8月27日下午，在鄭州緯五路河南省衛生廳的門口，一箇中年農婦蹲在地上痛苦地嘔吐着綠色的東西。100米外的省衛生防疫站門診部，是河南省惟一的艾滋病確診醫院，三樓的確診室門口，從4點到4點10分，等待在那裏的一男一女分別被告知染上了絕症。醫生問了一句“廢話”:“以前賣過血吧？”然後一人發了一張4開小報，告訴他們回去注意家人預防，就不再多說一句。男人很快地離去，那個來自豫北焦作溫縣的農婦和她的丈夫茫然地等待着什麼，但終於也慢慢地下樓，出門，然後一前一後，消失在人羣中。他們的臉上，什麼表情也分辨不出。“沒有多少安全的地方了。”記者身旁的一個男醫生說了一句。不僅僅是一個上蔡，甚至上蔡可能還不是最嚴重的，因爲有比上蔡更窮、賣血更多的地方;也不僅僅是河南，在陝西商洛地區，在河北、安徽、山西，都發生過甚至還正在發生着這樣的慘劇。
“中國已經進入艾滋病流行的快速增長期，一旦進入增長期，就會呈現感染加速增長的趨勢，如果在這個階段防治措施不力，就會迅速進入氾濫期。假如不迅速採取有效措施，中國將成爲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將成爲國家性災難。”去年6月28日，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專家曾毅教授在中科院院士大會上發出了這樣的警告。如果真的是採血——至少在像河南這樣的區域——是採血把數以千百計老實本分的農民製造成艾滋病患者，那麼，人類歷史上這一罕見的公共衛生事故，該到了揭開蓋子追問責任的時候了。
血漿經濟
1995年，是世界流行病防治的奠基級人物巴斯德逝世100週年，這一年2月26日到3月1日，在河內舉辦了一次紀念巴斯德逝世的國際流行病研討會。會議行將結束時，與會的原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院長曾毅突然接到國內電話，河南河北地區發生艾滋病大規模疫情，催促曾毅儘快回國。究竟是發現了什麼跡象和事實使得衛生部如此緊張，我們不得而知，被採訪的一些衛生官員也說法不一，但從現在回想起來，一些先兆早已有之。
1991年初，當時還是河南省人大代表的高耀潔從參加人大會的農村婦女代表那裏得知，一些農村因爲賣血導致肝炎等傳染病流行，她當即提案，要求嚴格買賣血衛生管理。也就在那前後，省衛生防疫站的一位老專家百思不得其解地發現，被消滅已久的瘧原蟲又在豫南一帶流行，直到一位從駐馬店出來的省領導質問他，駐馬店防疫部門的血站抽農民的血，一天賣幾次，這麼抽老農民的血不抽垮了？
1992年七、八月間，河南省各地普查丙肝，結果嚇人一跳，這個剛剛分離出來的肝炎種類在河南的發病率居然直追老牌傳染病乙肝，比國外的發病率高出四五十倍。尤其是在賣血人羣中，感染丙肝的人數一般都在一半以上。然而，瘧原蟲也好，丙肝也好，畢竟不是什麼要命的傳染病，當時所採取的措施是不再允許他們的血用於醫療輸血。沒有人想到，更多的人因此而被推入更爲殘酷的深淵。不能用於醫療輸血並不代表不能賣血，當時剛剛興起的一種單採血漿的賣血方式就並不拒絕丙肝患者，這種方式只需要檢測乙肝兩對半。所謂單採血漿，就是把採到的血用離心機分層，只要血漿，把紅細胞回輸賣血者，採到的血漿賣給生物製藥公司，可以提煉製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干擾素、血小板因子等昂貴藥劑。據一位醫生出身的衛生局長介紹，白蛋白在臨牀上廣泛應用於治療休克、燒傷、外科手術、癌症放療化療、生產失血太多後等引起的血容量銳減，以及慢性腎炎、肝炎、糖尿病，到目前爲止，白蛋白的生產還主要靠從人血漿或人胎盤中提取。
90年代之前，中國醫院所使用的白蛋白基本從德國和澳大利亞等國進口。但按照衛生部、外經貿部、海關總署1984年和1988年兩次聯合通知的說法，“鑑於資本主義國家中同性戀和靜脈注射毒品已成爲一種嚴重的社會問題，艾滋病又常見於男性同性戀者，而國外用於製造血液製品(如白蛋白、丙種球蛋白等)的血漿供應者中同性戀者又佔很大比例”，爲防止艾滋病傳入我國，血漿、人血白蛋白、球蛋白等血液製品被禁止或限制進口。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國內開始大規模引進國外資金、技術和設備，興建血液製品生產企業。即使在今天看來，這也是一樁一本萬利的好買賣。血液製品在全世界範圍內都屬於稀缺商品，中國直到80年代末白蛋白的產量也不過十多噸，根本供不應求，由於進口受限，價格高企。而中國是人口大國，像河南這樣9000萬的人口大省，80%是低收入的農民，哪怕這7000萬人有百分之一二願意賣血，哪怕每年只賣一兩次，也能創造上億的價值。與此同時，可以帶動大批採血人員就業——於國、於民、於商都是隻賺不賠的好事。偏遠貧困的內地農村因此成爲便宜而乾淨的血漿的理想採集地。這其中關鍵的中間環節是主要由衛生醫療部門開設的血站。事實上，這些被賣血者稱爲官辦的血站始終是“血漿經濟”最積極的開拓者、鼓吹者和組織者。“在醫院門口的廣告欄裏，貼着獻血光榮，救死扶傷。”同樣屬於文樓艾滋病人一員的程建中告訴記者，“血站總是宣傳採血的好處，單採比全採好處多，說血跟井水一樣，抽幾桶還是那麼多，經常把老水抽出來換新水，去舊血，換新血，有利於新陳代謝。對身體有益無害。你不去賣血，說明你身體不健康，有病。”每次單採都需要先從賣血者抽出800cc滿滿兩大袋的“全血”，經過離心機和淨化室分離後，再將下層的400cc紅細胞回輸，賣血者得到40元到50元，根據地點和時間的不同略有差別。這種方法的一個妙處是由於負責運輸氧氣和養料的紅細胞並不減少，所以賣血者抽掉400cc不會覺得明顯的虛弱和精神不振。但災難就在這不知不覺的回輸和皆大歡喜的賺錢中降臨了。至少有三個環節被認爲存在着致命的漏洞。
首先是抽完血後剪斷輸血管的消毒剪和掐血袋口的消毒鉗，這兩個器械都與抽出來的全血接觸，但原上蔡縣人民醫院血站的一位護士承認，這些總是沾滿鮮血的剪子和鉗子都只是在晚上泡一夜，白天肯定是剛沾過這個人的血又去碰另一個人的。然後是離心機，境外有報道稱是將幾個同一血型人的全血混在一起離心，然後再把已經充分混合的紅細胞回輸。但記者在河南採訪時，沒有聽到有哪個血站是這麼操作的。
事實上，普遍採用的離心機裏面被分成12個小鍋，每個小鍋裏放兩袋血。但即使是這樣分隔離心，也非常容易出現血袋被甩破的情況，離心機裏鮮血淋漓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血站分離員一般只是把破損嚴重的血袋扔掉，如果血細胞流失不太嚴重則照常操作——這種情況下，同樣會有沾有別人血液的紅細胞被回輸。由於回輸這種特殊的操作過程，無論是消毒剪、消毒鉗還是離心機，尤其是前兩種器械，爲病毒的可能傳播大開其門。不知什麼原因，單採漿中存在的這麼普遍的大漏洞，一直沒有得到機構龐大的醫院、防疫等衛生系統的察覺和關注。
農民在拼命地賣，血站在拼命地採，而衛生主管部門，則在拼命地辦血站和發採血許可證。1993年到1994年，血漿經濟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由於國家“適時”開放血液製品出口，更大調動了採血收漿的積極性。不僅是防疫站、衛生局和醫院，鄉鎮企業局、公安局、人武部、物資局，各種相干不相干的部門、單位都紛紛上馬血站。而給血站發許可證也被認爲是有利可圖的權力，由於採血許可證需要省級衛生廳發放，在全國範圍內，幾乎都出現了衛生部門中醫政、疾病控制和愛衛會三家爭管的局面——最終醫政奪走了這塊肥肉。幾乎可想而知，爭奪意味着權力尋租在血站批建中發生的可能性。由於時過境遷，尋找到某種確鑿的證據是困難的。但河南省的一位前防疫官員一針見血:“我1993年曾經到下面幾個血站看過，一看就害怕，離心機一離血袋就破，還有消毒鉗，血站工作人員有很多連融血反應這樣的基本知識都不懂。
現在衛生廳的官員都至少是醫科院校大學畢業，他們不會連這些都看不出來吧——要麼是裝作沒看見，要麼就根本沒看。這不僅僅是官僚主義，這根本就是腐敗。”但發財心切的人們已經顧不得許多了。最顛峯的時期，整個河南省血站超過230家，僅駐馬店就有39家——這些都是由政府部門主辦，經過省衛生廳批准的。“我們這裏很多人都是上午到縣城賣血，一扭臉又跑到開封賣去了。”開封尉氏縣屈樓村的丁軍對記者說。血站的遍地開花固然爲農民獻血提供了方便，但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艾滋病的交叉感染和異地傳播。
按照採血手冊的規定，單採血漿者每次至少要間隔半個月，但事實是這個規定如同廢紙。“我一年最低300次，平均是一天一次，實際上一天抽兩三針是常有的事。”文樓村民程彥軍說。那位血站護士告訴記者，由於賣血農民太多，他們當時五六點鐘上班採小血(指化驗)，正式採血常常從早上七八點鐘持續到晚上七八點鐘。程彥軍也證實，他們村的賣血者總是凌晨三點鐘就起來，“去晚了還掛不上號，去的早可以趕上掛兩個號，上午一針下午一針。要麼就是前院抽完趕緊往後院跑再抽一針，或者各抽兩針。”他們習慣於把縣衛生局的血站稱爲前院，把人民醫院稱爲後院，程彥軍也抽過4針的，但抽完之後當場暈倒抽筋，習以爲常的護士只是過來給他掛一瓶葡萄糖。“他們從來不阻止我們一天賣幾次，有針眼捂住就給你扎，也不管你的血質量不質量。”
程勇力說，每天在着兩個血站賣血的總有500人以上，每天抽1000針，牀位不夠就一頭躺一個。後來在鄰近的遂平縣一個血站打過工的程勇力知道這其中的暴利:“除去給賣血者的40多塊錢外，血站還能淨賺至少70塊錢。”付出了沉重代價的農民獻血者不是沒有責任。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在駐馬店、開封、周口、商丘的一些鄉村，賣血成了一種生存狀態。“公路上站滿了搭車去城裏賣血的村民，像趕集一樣成家成戶地去。走在路上還說着，這個胳膊是化肥(指尿素)，這個胳膊是磷肥。”丁軍曾經開過一輛“奔馬”跑菜，很快他和其他幾輛車成了接送賣血者的班車，丁軍也就是在拉人過去的過程中順便賣了不到10次，這是致命的10次。對生財無門的農民來說，賣血是個不錯的職業，依靠賣血蓋房娶媳婦都不是新鮮事。程勇力90年的時候曾到廣東打過工，一個月也有600多塊錢，但幹了一個月就覺得還不如賣幾針血。“覺得又不幹活又不累，往那一住，沒錢了抽幾針，還可以帶些錢回去。抽得猛了，休息一個月也就養過來了。”
程勇力很是後悔，“當時真沒人告訴我這麼危險，如果知道傳染這種病，別說四五十，給四五百都不幹。”誰也不會拿自己生命開玩笑。1993年後，程勇力真的沒有再去賣血。他最後一次在縣人民醫院血站剛抽完，就渾身發冷，持續高燒，打了20多天針不見好，後來懷疑是發瘧子，打了一針奎寧好了。“當時我懷疑是冬天輸的鹽水太冷，血管受不了了。”
程勇力說，“我從此再也不敢賣血了，後來跑到海南的一個度假村當保安。”現在看來，那更像剛剛感染艾滋病後出現的症狀。1995年3月，就在曾毅回國前後，河南省衛生廳和公安廳突然發佈通知，開始大規模取締已經氾濫成災的血站。這次行動是強有力的，到1996年初，幾乎所有的縣級血站都被關閉。這之後雖然有一些血站經營者——比如承包上蔡人民醫院的姓尼的醫生——繼續私下采血，但在半年之內，這些地下非法血頭即遭到嚴厲打擊而銷聲匿跡。然而，悲劇已經釀就。把責任推給那些非法血站也是不負責任的，它們存留的時間太短。在1995年之前，地下血站更少之又少，原因很簡單，就像菸廠和電信公司一樣，根本輪不到他們吃那塊肥肉。
蓋子
公允地講，在最初，沒有人能想到艾滋病的乘虛而入。“我一直以爲艾滋病在中國不可能大規模流行。”一位市衛生局長向記者坦言。他的理由是，中國家庭還是比較穩固，即使到今天，婚外性關係也不多，而且讓人看不起。同時中國對毒品打擊力度很大，吸毒傳播也不可能擴張。“一直到1995年，全國一年報道的感染者才一兩千，70%多因爲吸毒，20%多通過性傳播。傳播範圍都非常有限。”不知爲何，中國的艾滋病防治專家、官員和各種文件書籍，可以談中國的吸毒問題，可以談中國的地下性產業問題，惟獨對輸血供血傳播不以爲然，常常語焉不詳，一筆帶過，統計數字中相應的感染比率也少得可憐。這種疏忽帶來的惡果到今天已經顯露無遺。
事實上，全世界通過輸血和使用血液製品而感染艾滋病毒的報道已有多起，最著名的是法國輸血案，由於當時剛剛發現HIV，法國上尉實行獻血者HIV抗體檢測，結果導致數千名輸血者感染HIV，以至死亡。這一事件引起全世界的震驚，導致法國衛生部長辭職和有關人員坐牢。
記者在採訪中得知，至少在1994年，河南的衛生部門已經獲知賣血者中有艾滋病患者或攜帶者。當時一批由蘭州生物製品所出口南韓的血製品中被發現含有艾滋病毒，原漿就採自河南。也就在這一年，上蔡縣人民醫院血站收到上海生物製品所的通知，它們售往上海的血漿中被抽檢出有2例攜帶艾滋病毒。相信同樣的報告應該也遞交給河南省衛生主管部門，但後來的處理辦法是這家血站不再允許這兩人賣血。
至於這兩個人是否繼續到其他血站，沒有人再去過問。也沒有人再去深究，這麼危險的單採回輸法，這麼隨意的衛生條件，這麼踊躍的多次賣血者，一旦出現一個艾滋病，後果會是怎樣的？對醫生來說，這些都並不是需要費很多腦子才能想到的問題。不是沒有警覺者。也是這一年，省衛生防疫站的一位官員發現，下面送的血樣雖然全部合格，但有很多是一個樣本分裝的，於是他找來一批原血樣抽檢，這一抽不得了。“旁邊的學生說，老師，我們可以申報科研成果了，我可是腿都嚇軟了，這種東西永遠不出現纔好。”可惜的是，這一次次警告沒有引起重視。往最積極的方面猜測，可能是出於保密的考慮，HIV在賣血者中的出現沒有通報給下面的衛生防疫部門和血站，或者即使有人知道也不瞭解艾滋病怎麼傳播。
上面的管理者雖然知道有艾滋病，但根本不瞭解下面是怎麼採漿的，所以意識不到可能大規模傳染的嚴重性，只認爲那是偶然的個別現象，不讓感染者再賣血就萬事大吉，證照批，血照採，財照發。就這樣，由着HIV的幽靈在中原遊蕩，毀掉村民的健康，侵蝕着一個個貧困鄉村的靈魂。“如果當時就追究的話，就能減少很多人被感染。”
程勇力說。惟一值得慶幸的是，1995年對官辦血站的查封是堅決的，儘管一些血站一直延續到1996年初。但艾滋病大規模血液傳播的蔓延之勢被掐止了。隨着1998年《獻血法》的出臺，買賣血制被禁止，河南省的血站縮減爲23個，所有醫院用血都由這23箇中心血站統一供血。
據河南省衛生廳介紹，經過2年的努力，到2000年，河南的臨牀用血100%來自無償獻血，衛生部對河南採供血機構血液抽檢，合格率也達到100%。可是，另一些事情又有些讓人費解了。在大力推動中心血站建設和無償獻血的同時，因爲賣血而傳染的艾滋病疫情卻被冷冷地掩蓋了起來。1996年，在曾毅等人的一再督促下，河南省衛生廳搞過一次全省範圍內的獻血員抽查。
這次抽查的結果被放置於保險箱裏，有人說抽查的結果很驚人，但記者得到的數據是，當時全省17個地市，信陽的調查結果排名第一，抽檢5000份，其中106份呈陽性，其他地市都相比低得多。這個排名讓信陽地方領導很難堪，但一位衛生官員說，紙裏包不住火，不信三五年後再看。此次抽檢後，蓋子被更緊密地捂了下去。到1997年，開始陸續有人高燒、腹瀉，沒有人知道他們得的是什麼病。到1999年，有人開始死去，更多的人開始發病。一直到高耀潔和桂西恩教授驚恐地發現，在那些偏僻貧窮的村莊裏，居然有如此高密度的艾滋病人。即使到今天，在河南採訪和報道艾滋病仍然是一件諱忌莫深的事情。除了上蔡文樓，其他地方的艾滋病仍然不被官方提及。開封的那位醫生抱怨說，沒有人向他們通報當地的艾滋病感染和發病情況，他們也不能下去調查，醫院很難根據實際情況準備診治，一個三級醫院連對症艾滋病的殺毒藥品都沒有，只能是真正的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由於河南省僅有省衛生防疫站有確認權，我們只能初篩，但病人一般都不會再去鄭州了，他們也知道這是不治之症，致使地方上發現病例卻又無所控制，大批病員消失在人羣中。”
這位醫生說，按照國家規定，醫院初篩發現後要在12小時內通報當地衛生局，“我們這麼做了，但沒有任何一個部門跟我們聯繫去追查，這個病人在那裏，怎麼處理;我們送去的樣本，省裏也一直不反饋。”“無論如何，都得把情況搞清楚，不能閉着眼說瞎話。”這位傳染病專家說。對防疫和傳染病醫生而言，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坐在醫院裏等待。“迴避是最糟糕的解決方式。”美國華裔科學家何大一對中國的艾滋病防治狀況直言不諱地指出。
聯合國在一份長達135的報告中寫道，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已達3400多萬人，最少還另有5000多萬人不知道自己已經感染了艾滋病，“這是更大的危險。”當然，有關方面也有他們的考慮。“我們對一些重點區域進行過抽查，但只是抽查。”河南省衛生防疫站副站長王哲告訴記者，國際上也不主張普查，“沒有這個能力，勢必造成對預防資源的轉移”。“這個問題非常複雜。”王哲強調，一個感染艾滋病的人也是有公民權的人。不能限制他們的自由，又不能讓他們在當地過不下去，小孩上學沒人要，生意做不成。他向記者解釋，爲什麼不在新蔡等其它一些高發區建立像上蔡文樓那樣的衛生所:“衛生所一建，等於立了個牌坊，說這裏是艾滋病村，你讓他們還怎麼生活？”在王哲看來，文樓的方式是失敗的，對當地造成很多負面影響，“我們希望用溫和的方式，既減少疫情的蔓延，又不影響當地經濟和正常生活。”他說的不是沒有道理。去年在駐馬店召開的全國東西部鄉鎮企業洽談會上，就有外地投資者對上蔡退避三舍。記者在尉氏屈樓採訪時，有村民告訴記者，他們種了兩畝半無籽西瓜，拉了一大車到城裏賣，一聽說是屈樓的就沒人買，後來總共賣了80塊錢，辛苦了一年，連瓜籽錢都不夠，回來的路上女人們邊走邊哭。
但是，在經濟和生命之間，究竟哪一個是最重要的？即使文樓因爲高桂兩位醫生和記者的披露而經濟和形象受損，記者在其他地方看到的——缺醫少藥，沒有外界的光顧，沒有政府的救助，也沒有任何防治措施，眼看着家庭的支柱一個個倒去，只留下老人和孩子，這種方式不是更失敗嗎？“1988年，當喬納生·曼恩博士領導世界衛生組織成立‘全球艾滋病規劃’項目和設立世界艾滋病日的時候，我們的國家正在設立自己的‘艾滋病長城’。這也是喬納生.曼博士當年來中國訪問時對我國衛生領導人與同行提出的問題:你們要建立中國的‘艾滋病長城’嗎？”高耀潔說，“要把艾滋病拒之國門之外，這個想法非常具有誘惑力，也非常天真。在我們的地區已經有許多人死於艾滋病，並留下許多孤兒。
我們還是晚了，我們可能要遭受更大的痛苦才能知道我們面臨問題的嚴重性。”曾毅曾經作過測算，當艾滋病感染者人數達到60到100萬的時候，隨之而來的經濟損失每年可以達到人民幣4600—7700億元。在採訪前，國家財政部的一位副部長得知這些數字後大驚失色。真實的數字恐怕會讓他更爲吃驚。然而，這些數字對34歲的文樓村民程勇力沒有任何意義，他只知道他快要死了。“這個病世界都治不好。
我在海南當保安的時候經常看《參考消息》，報上說到2004年殺艾滋病毒的藥品能研製出來。不說有沒有錢治，3年我也活不過去了。”他對記者的安慰一笑了之，“我現在天天要掛針，最多我也就能活幾個月，一年都活不了。病毒發作就不行了，就快了，我知道。”程勇力最擔心的就是他剛剛上學的孩子。“我和我愛人都有那個病，我知道一般情況下這孩子也會有，但我不敢讓他去檢查，我只希望萬一他是個例外。”說到這裏，這個一直努力像他在海南當保安時一樣操着普通話的男人又笑了一下。但願有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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