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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肯炸死，不肯餓死”，是近日央視《經濟半小時》報道江西省上栗縣整治煙花爆竹生產時轉述的農民的自白。在非法煙花爆竹生產屢禁不止、傷亡事故層出不窮的今天，“寧肯炸死，不肯餓死”，從字面上看，確實有着太大的心靈衝擊力和震撼力，然而冷靜地分析一下，倒真說出了該地農民在“炸死”與“餓死”的“比較利益”中一種選擇的態度。據說上栗縣有41萬農民，人均土地僅0.3畝，幾乎家家戶戶都靠做鞭炮維生。也就是說，儘管冒着被炸死的危險，還是比沒錢掙無法生活好得多。
另一則可謂“寧肯病死，不肯餓死”的事例：雲南西疇縣蓮花塘鄉小錫板村民委的者項村，是一個僅有58戶人家的小村莊，從1991年開始，有20多個青壯年村民相繼死亡，母親失去兒子、妻子失去丈夫，該村因此被稱爲“寡婦村”。造成悲劇的原因，是其附近發現了銻礦，挖礦比在家勞動收入高，村裏的青壯勞力幾乎都上了礦山。凡去挖過礦的人，80%都得了“礦業病”。不能貿然說，愚昧(渾然不知“礦業病”的危害)造成了他們“錢”與“生命”天平的傾斜，因爲悲劇的接連發生已持續10年，村民們即使是文盲，出於本能，也會掂量“病死”與“餓死”之間的比較利益。廣西南丹礦工“寧肯淹死，不肯餓死”也許更有說服力。在死難礦工家裏保留着的“生死合同”明文寫着：屬於甲方的安全事故造成死亡的，由甲方一次性補償兩萬元。這樣的協議意味着什麼？意味着礦工把自己的生命作價兩萬元。究竟是他們“作價”太低，還是生命本來就低價呢？一位貴州民工以羨慕的口氣這樣說道：“兩萬塊夠可以的啦，我們幹一輩子還賺不來這些錢呢！”
筆者從來不認爲在最原始、最基本的“比較利益”的能力上，農民與經濟學家會有本質差別。某些貧困地區農民之所以不珍視生命，主要不是愚昧與自賤，而是因爲生活的貧困和無奈。錢重要還是人的生命重要？這樣的問題要看問的對象是誰。要求物質生存狀態懸殊的人給出一致的答案，顯然是不可能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煤油大王哪會知道北京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辛酸，飢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
從理論上說，人的生命是平等的。作爲一個健全的社會，政府以及輿論界，不能僅僅從理論和道義上倡導尊重所有人的生命權，更不能以嘲諷的口吻評判弱勢羣體的“愚昧”，而是應該通過有效途徑和方式，給他們機會，以創造和擁有更加珍視生命的基本物質條件。從大量事實來看，對生命的尊重珍惜程度，是與人們物質生存狀況成正比的。
值得效仿的例子不是沒有：針對煙花爆竹生產惡性事故頻發的現實，江西省採取了先“堵”後“疏”抑或說“堵疏並舉”的做法。首先，爲避免再次發生惡性事故，省裏作出統一的強硬規定，如果被執法人員查出在家裏做鞭炮，第一次要拘留7天，第二次拘留15天，第三次就要勞動教養。如果查出一個村有三處非法生產鞭炮，村長撤職，一個鎮查出三個村非法生產，鎮長撤職，一個縣查出三個鎮有非法生產，主管副縣長撤職，縣長受處分。此“堵”不可謂不堅決，懲罰不可謂不嚴厲。而與此同時，自去年8月4日以後，要求鞭炮廠只能建在荒山上，目前已建成228家。上栗縣專門開通了“綠色通道”，政策上給予優惠，僅此一項就把近萬名農民從家裏拉到山上。另外，縣上還組織農民在距離居民區至少300米遠的地方建立了500多個鞭炮基地，從而取代了家庭小作坊生產。據“經濟半小時”報道，曾經抗法的一位農民，樂滋滋地拉着記者去參觀剛剛建好的基地，說他做鞭炮一年能收入三四萬元。“疏導”使當地農民不僅遠離死亡，而且增加了收入，因此，他們反過來會更加註重安全生產，更加愛惜自己的生命。劉以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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